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结构坚实

视野宏阔，是该论著的另一大特点。在结构设计上，《历程》打破一般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另辟蹊径，以冰心、丁玲、张爱玲三个女作家为中心，并以此形成自己的撰写体例。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主体框架结构之外，论著作者别出心裁，又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辅助性结构或副结构———在每一编的最后单设一章，分论三个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其章节设置是:时代主题的交响(一)———冰心时代的庐隐;时代主题的交响(二)———丁玲时代的萧红;时代主题的交响(三)———张爱玲时代的苏青。这是一个贯通到底的双结构。这样，每一编里实际安排了地位主从的两位女作家的平行比较，冰心与庐隐，丁玲与萧红，张爱玲与苏青，两两相对，所谓“交响”，既是对同时代的两个个性和风格迥异的女作家及其创作之比较，同时，更是对同一时代主题的不同回答和探索，揭示了时代主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交响”，双声部或多声部之谓也。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构的，杂树生花，30年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涌现出了大批经典性文本，现代女作家依据自身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将探索的触角伸向女性世界的各个角落，她们所提出的现代女性的生存空间和出路等重大问题引发了持续的思考。面对这样一个繁复丰富的研究对象，任何所谓“抽象”、“概况”或“提升”，都不免捉襟见肘，流于简单。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论著目前的双结构设计可谓高屋建瓴，视野恢宏，它最大程度地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这使得作者的论述丰富厚重，析出的观点和结论坚实而有力。

二、文本细读

论从“文”出。《历程》在文本细读上所显现出来的硬功夫，是笔者最想强调的，这是论著的又一大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韩立群这一辈属于第二代学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启下”的意义更突出。他们活跃于新时期初期，那个时期拨乱反正、百废待举，表现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就是学科定位和建设问题，所以这一代学者学科意识尤为强烈。当时最亟待解决的学科问题是教材撰写。在山东，在第一代学者田仲济总主持下，韩立群参与并主持了山东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为山东乃至全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文学史编撰，除“史识”外，通读作家作品，对作家全人全文的了解和掌握是其基本要求。韩立群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分析作家作品，借助于授课，培养了几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家作品的烂熟于心和第一手史料的掌握，长期在其中的爬梳辨析，使作者练就了文本细读的基本功，因而其学术研究从不流于空疏、浮泛，任何观点的提出必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作支撑。这种细致而精到的文本解读，在《历程》中俯拾即是。初看起来，《历程》三编的框架设置是平行的，每个时代各有自己的女性主题，即“理性启蒙”、“艰难实践”和“痛苦反思”，借助于对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及其文本的通盘考察和整体分析，三个时代女性主题的界定、特征和差异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你会发现，在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演变上，作者实质上划分出了两个阶段。1940年代随着愈加深化的殖民地过程，女性在恋爱、婚姻和家庭制度中、在两性关系中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被前所未有地挤压着，女性在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愈来愈物化、奴化，其结果是女性主体性地位进一步丧失。

三、总结

作者敏锐地抓住它，并层层发掘出来;不仅如此，借助于对张爱玲笔下女性角色的辨析，作者发现，女性愈来愈被物化和奴化的本质正是在这些“文明”、“自由”观念的掩饰下而变本加厉的。而在革命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中，将文明、自由的观念予以实践之，则是丁玲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问题意识”的统领下，《历程》的作者将女性问题一一提出，界定、辨析，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论文摘要：在当今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已经成为了我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语境中不断发展的同时，因其在应用过程中没有很好的结合我国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具体实际情况，显现出了一些局限和问题；因僵化的生搬硬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遭到了社会的误解与非议。女性主义批评日趋保守的状态使女性文学研究陷入了误区与困境。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传人中国。在历经20多年的理论研究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在此期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地被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源引、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20世纪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都竭力将文评家的注意力转向了文本本身，尤其是文学语言本身。紧随新批评、精神分析等，文学批评流派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理论爆炸”：结构、后结构、解构、后殖民、新历史等主义纷至沓来。西方文学研究总体思路由此发生转向。文学作品也不再被认为是已完成的、等待研究者揭示“作者意图”的作品，而是被看作需要文学批评行为积极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理论热”浪潮中兴起的各种理论都深受解构思想的影响，是对传统批评思路，尤其是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强烈反拨，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而新的视角，对于解除我国美国文学研究中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僵化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生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在译介使用这些理论时，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有些研究者被新颖的批评话语所吞噬，丧失了独立判断，非但没有对文学作品做鞭辟入里的解析；反而仿佛是在用文学作品对某种理论的有效性进行论证，将文学批评降格为理论的注脚。文论的极度膨胀挤占了文学性的空间，文学批评也由此丧失了剔骨吸髓的明晰感和鞭辟入里的深刻度，所得结论往往是只要熟知理论就能想到的泛泛之谈。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学没落的重要原因：花样繁多的新潮理论逐步掏空了文学所能指涉的“真实”。诚如耶鲁大学的斯各尔斯教授所言，近年来，“我们听任自己被人说服，接受了所谓谈论‘真实’是不可能的说法”，致使文学“沦落”为与时尚、肢体语言等其它符号系统同质的材料。“理论热”后期，理论演化为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晦涩难懂，甚至成了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不仅严重背离了将文学评论的焦点引回文本的初衷，而且还走入了理论的虚无，使得美国文学研究不得不再次呼吁“回归文本”。虽然“回归文本”目前还未形成很大的浪潮，但至少是一种正在日益扩大的趋势，主要强调文本才是文学批评的中心。推动这一转向的另一因素在于文学研究学科身份的日益模糊，由传统思路认为的“背景影响创作”到解构时代的“语境决定意义”，作者的中心地位被取消，语境日益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来，并且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盛行，其界定日趋泛化，文学研究的话语权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吞噬，对于“文本结构与质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关注”长期被忽略———回归文本无疑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

研究深度的增加三十多年来，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深度不断增加，已从最初的简介概述发展到现阶段专题式、阶段性的研究。美国文学史的编修即为很好例证：从过去权威的独语式模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多声部体系，不再以大历史的视角试图对美国文学的全貌作综述性的展现，而是专题式、阶段性地呈现美国文学的特点，形成了多元文本间互补、并存的态势。我国第一部美国文学史是由董衡巽等中国社科院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编写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1978）。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文献资料的匮乏，这部文学史在参考原版蓝本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带有强烈文化专制主义倾向的观点。虽然这些观点未免失之偏颇，但从整体上看这部文学史仍然具有较高的价值，为读者勾勒出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起到了先导的作用。1988年，《美国文学简史》上册的修订版与下册同时问世，修正了第一版中很多明显“左倾”的观点。1998年，《美国文学简史》再次修订，增加了很多当代的元素，在展现美国文学历史轨迹和背景的同时，还兼顾了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关注。因此，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颇受好评。同样很有影响力的是由南京大学的刘海平、王守仁等教授学者们用六年的时间编撰，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四卷本）。

该书在学术界广受好评，可谓是中文版美国文学史最新成果的代表———材料翔实、视野广阔，弥补了很多国内出版的同类型专著中忽略和缺漏的部分，如美国印第安文学传统等。近年来，很多专题式、阶段性的有关美国文学专著也相继问世。程锡麟、王晓路在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小说理论的专著《当代美国小说理论》（2001）中全面阐述了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黄禄善在我国第一部美国通俗小说的专门史《美国通俗小说史》（2003）中系统地梳理了17世纪到20世纪末美国通俗小说的演变，囊括了180多位作家的600多部作品；虞建华等在《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2004）中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学，细致描述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文化间的交融与互动；芮渝萍在《美国成长小说研究》（2004）中采用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多重理论视角详细叙述了美国成长小说的文学特征，颇具开拓性。此外，还有董俊峰的《英美悲剧小说研究》（2002）、杨仁敬的《解构与重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2004）等，都对美国文学的某一侧面或者时期进行了深入浅出、系统性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优质学术成果表明我国美国文学研究日益多元与开放，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研究广度的拓展：经典我国美国文学研究不仅在深度方面不断增加，在广度方面也逐步拓展。

研究者在继续研究霍桑、狄金森、惠特曼、海明威、福克纳等经典作家的同时，还将目光投向了族裔文学、女性文学以及后现代文学。族裔文学中黑人文学、犹太文学以及华裔文学最受关注。1、黑人文学方面：从最初主要研究赖特的《土生子》和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到如今在介绍评介黑人作家新秀上基本与美国同步，我国的美国黑人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正不断升温。研究者们对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格外关注，几乎对其每一部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与剖析，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其中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如《走出过去的阴影———读托妮•莫里森的〈心爱的人〉》《超越种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等。2、犹太文学方面：刘洪一教授的《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2002）试图突破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局限，以文化诗学为研究工具和视角，系统梳理并重新界定了美国犹太小说的价值；乔国强教授的《美国犹太文学》（2008）考察了文化视域下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状况，剖析了其与犹太文化以及美国现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对“犹太性”的界定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进一步理清了过去对于“犹太性”的模糊认识和直观感觉，将“犹太性”分为宗教层面的“犹太性”与文化层面的“犹太性”两方面加以阐释，为考察具体作家的“犹太性”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3、华裔文学方面：胡勇在《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2003）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对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心路进行了剖析，进而揭示了其与中国文化间的互动关系，探索了美国华裔文学所处的文化语境。类似的研究成果还包括张弘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宋伟杰的《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2003）等。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成立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心”，继续深入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学者提出从“飞散”的角度来研究族裔文学，认为这一类型的文学是“跨界的、旅行的、翻译的、混合的……是民族的又是跨民族的，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这一新的解读视角有助于深入挖掘族裔文学的异域价值，颇为值得借鉴。

美国女性文学近年来也颇受青睐。值得肯定的是我国的美国女性文学研究已从解构剖析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边缘地位逐步发展为利用女性主义话语建构女性身份以及拓展女性生存空间等，有很多学术水平很高的专著、，如金莉的《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2004）、徐颖果的《美国女性文学：从殖民时期到21世纪》（2010）等。同族裔文学、女性文学并驾齐驱的是后现代文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兴盛，后现代、身份、生态等备受国外学者关注的关键词也开始进入我国美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与后现代相关的概念、元素（如碎片化、互文性、拼贴等）一时间成为我国美国文学研究的时尚话语，不断受到研究者的讨论与借用。以上成果固然可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习惯并受限于西方批评话语，缺乏具有文化自觉以及民族意识的声音。同时，受时代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极易陷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批评模式，很难与国外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其二，研究范围相对狭小。研究小说、现当代美国文学的学者扎推，而诗歌、戏剧以及美国早期文学则鲜有人问津，对墨西哥裔、加勒比海裔等的文学更是缺乏关注。诚如科洛普夫所言：“如果我们不能满怀深情地回到美国文学的源头，我们将永远无法深入了解美国文学的内在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理论爆炸”：结构、后结构、解构、后殖民、新历史等主义纷至沓来。西方文学研究总体思路由此发生转向。文学作品也不再被认为是已完成的、等待研究者揭示“作者意图”的作品，而是被看作需要文学批评行为积极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理论热”浪潮中兴起的各种理论都深受解构思想的影响，是对传统批评思路，尤其是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强烈反拨，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而新的视角，对于解除我国美国文学研究中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僵化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生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在译介使用这些理论时，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有些研究者被新颖的批评话语所吞噬，丧失了独立判断，非但没有对文学作品做鞭辟入里的解析；反而仿佛是在用文学作品对某种理论的有效性进行论证，将文学批评降格为理论的注脚。文论的极度膨胀挤占了文学性的空间，文学批评也由此丧失了剔骨吸髓的明晰感和鞭辟入里的深刻度，所得结论往往是只要熟知理论就能想到的泛泛之谈。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学没落的重要原因：花样繁多的新潮理论逐步掏空了文学所能指涉的“真实”。诚如耶鲁大学的斯各尔斯教授所言，近年来，“我们听任自己被人说服，接受了所谓谈论‘真实’是不可能的说法”，致使文学“沦落”为与时尚、肢体语言等其它符号系统同质的材料。

“理论热”后期，理论演化为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晦涩难懂，甚至成了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不仅严重背离了将文学评论的焦点引回文本的初衷，而且还走入了理论的虚无，使得美国文学研究不得不再次呼吁“回归文本”。虽然“回归文本”目前还未形成很大的浪潮，但至少是一种正在日益扩大的趋势，主要强调文本才是文学批评的中心。推动这一转向的另一因素在于文学研究学科身份的日益模糊，由传统思路认为的“背景影响创作”到解构时代的“语境决定意义”，作者的中心地位被取消，语境日益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来，并且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盛行，其界定日趋泛化，文学研究的话语权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吞噬，对于“文本结构与质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关注”长期被忽略———回归文本无疑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

研究深度的增加

三十多年来，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深度不断增加，已从最初的简介概述发展到现阶段专题式、阶段性的研究。美国文学史的编修即为很好例证：从过去权威的独语式模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多声部体系，不再以大历史的视角试图对美国文学的全貌作综述性的展现，而是专题式、阶段性地呈现美国文学的特点，形成了多元文本间互补、并存的态势。我国第一部美国文学史是由董衡巽等中国社科院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编写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1978）。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文献资料的匮乏，这部文学史在参考原版蓝本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带有强烈文化专制主义倾向的观点。虽然这些观点未免失之偏颇，但从整体上看这部文学史仍然具有较高的价值，为读者勾勒出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起到了先导的作用。1988年，《美国文学简史》上册的修订版与下册同时问世，修正了第一版中很多明显“左倾”的观点。1998年，《美国文学简史》再次修订，增加了很多当代的元素，在展现美国文学历史轨迹和背景的同时，还兼顾了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关注。因此，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颇受好评。同样很有影响力的是由南京大学的刘海平、王守仁等教授学者们用六年的时间编撰，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四卷本）。该书在学术界广受好评，可谓是中文版美国文学史最新成果的代表———材料翔实、视野广阔，弥补了很多国内出版的同类型专著中忽略和缺漏的部分，如美国印第安文学传统等。

近年来，很多专题式、阶段性的有关美国文学专著也相继问世。程锡麟、王晓路在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小说理论的专著《当代美国小说理论》（2001）中全面阐述了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黄禄善在我国第一部美国通俗小说的专门史《美国通俗小说史》（2003）中系统地梳理了17世纪到20世纪末美国通俗小说的演变，囊括了180多位作家的600多部作品；虞建华等在《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2004）中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学，细致描述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文化间的交融与互动；芮渝萍在《美国成长小说研究》（2004）中采用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多重理论视角详细叙述了美国成长小说的文学特征，颇具开拓性。此外，还有董俊峰的《英美悲剧小说研究》（2002）、杨仁敬的《解构与重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2004）等，都对美国文学的某一侧面或者时期进行了深入浅出、系统性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优质学术成果表明我国美国文学研究日益多元与开放，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研究广度的拓展：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