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以新时期初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传播策略的考察，指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语境下，为达到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目的，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了与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的颉颃互竞，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获取了意识形态与启蒙主义的双重合法性，从而推进了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

关键字：文学、传播、策略

Abstract：intheneweratothebeginningofWesternliteratureexistsforthedisseminationofresearchthroughitsstrategyforthedisseminationofthestudy,pointedoutthatatthetimeofaspecificsocialcontextofthinking,fordisseminationtoachievethepurposeoftheexistenceofliterature,ChineseintellectualsstartedIdeologyanddiscourseoftheEnlightenmentandtheantagonismamongcompetingfortheexistenceofliteratureaccesstothespreadoftheideologyoftheEnlightenment应该得到现代无产阶级的接待，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⑦这番言论发表在萨特逝世后不久，颇有为萨特盖棺定论的意味。不过柳鸣九的分析，使萨特的“倾向性文学”变成了一种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战斗文学，而其真正内涵却被深深遮蔽。事实上，有关外部世界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侧面，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演绎才是萨特等人的创作旨归。在萨特的创作中，作家不仅书写着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还细腻描绘了笔下人物遭受现实异化的生存图景。他对人类恶心式生存体验的叙述，对人类摆脱自在生存方式后向自为境地进发的英勇举动，都倾注了远比政治斗争更大的热情。所谓的“倾向性文学”或“战斗文学”，其实质都与人类脱离存在困境的精神苦斗密切相关。柳鸣九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出于某种传播策略的需要，他不惜以误读存在主义文学为代价，希冀通过对萨特的政治解读来推进存在主义文学的广泛传播。由此引发的一个传播现象，便是语言游戏的大行其道：利用新时期初相对含混和自由的语义空间，中国知识分子凭借有意误读的传播策略，将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并于此过程中逐步完成了存在主义文学的知识合法化。在新时期初的政治格局中，如果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去衡量，大部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政治立场都不够合格，甚至有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因其阶级属性而被意识形态目为“反动”作家。因此，介绍哪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就不再是一个介绍者的个人兴趣问题，它还关涉到介绍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在经历了“”腥风血雨之后，对于政治运动的恐惧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正是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时，往往侧重于介绍那些在政治立场上与无产阶级作家较为接近的现代主义作家。但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的政治立场大多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取向，而非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度阐释的政治立场。

二、在新时期初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利用人道主义思想潮流，论证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采用的一种传播策略。而这一传播策略的实质，就是为存在主义文学寻求启蒙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合法性。

由于人道主义作为新时期初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代表着当时启蒙主义的具体倾向。因此，假若能够证明存在主义文学具有人道主义属性，就能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层面赋予存在主义文学一种启蒙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于1979、1980年间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其实质就是为人道主义思想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依据，当时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提法充分反映了这场讨论的思想实质。因此，假若能够证明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就能在论证存在主义文学的启蒙合法性之外，使其加入到争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思想潮流中。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业已意识到了证明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是何等重要，他们通过一系列阐释，最终证明了传播存在主义文学不仅可以迎合思想启蒙的需要，同时还能间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根基。那么，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度阐释中，存在主义文学究竟具有怎样的人道主义性质?而启蒙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合法性又将如何获得?

1980年，《外国文艺》登载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⑧一文。该文标志着存在主义也加入了当时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在这篇文章中，萨特批判了一切对于人的先验设定，认为人是时时刻刻都“注定要去创造自己的”。在萨特的解释中，存在主义由于对人类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强调，认为“没有任何价值或命令给予我们，以规范我们的行为”，因而是一种“人道主义”⑨。由于这一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锋芒直指“”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迷信。因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被介绍进来，便成为新时期初启蒙思想者的有力武器。

应该说，中国20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开始萌发的，但是，真正体现启蒙精神的真谛———“重估一切价值”是从开始的。五四启蒙者以怀疑主义的目光和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一切，鲁迅以“狂人”之口说出了启蒙者共同的心声:“从来如此，便对么?”由是，人们开始运用理性来审判传统文化，进而以反传统的态势开始了对国人的理性启悟。同时，在五四启蒙精神的启示下，“问题小说”应运而生。虽然问题小说普遍肤浅、幼稚，艺术生命短暂，未能体现出五四启蒙文学应有的高度，但鲁迅的启蒙主义小说却是一个例外，其对启蒙的相关拷问使五四启蒙文学达到了应有的深度，体现出了独特的价值所在。有人认为，鲁迅启蒙主义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一方面以其对封建宗法制度与礼教观念的整体性否定克服了维新派启蒙运动的局限，另一方面又以其深邃的主题意蕴与复调的艺术结构远远地超越了“问题小说”的幼稚肤浅。④然而，鲁迅之于启蒙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还体现在他对启蒙主体灵魂的挖掘与拷问、对启蒙自身的质疑上。在直面被启蒙者的精神状态、描述他们荒原一般的沉静的吞噬力方面，鲁迅的深刻是无人能及的。然而，更为深远的则是鲁迅对启蒙主体灵魂的挖掘与拷问。在五四启蒙文学中，启蒙者一直以话语言说者的身份出现，对“失语”的被启蒙者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然而，这种状态下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隔阂是那么鲜明地存在着的:《药》中的革命者向被启蒙者宣传革命道理得到的是一顿毒打;《故乡》中启蒙者“我”与被启蒙者闰土间的鸿沟永远无法逾越……当人们就此把目光聚焦到被启蒙者的麻木不仁时，鲁迅却敏锐地发现了启蒙者即启蒙主体自身灵魂深处的孱弱。在《祝福》中，启蒙主体“我”作为启蒙话语的言说者，一直对被启蒙的祥林嫂的愚昧与无知保持着人道主义式的同情与适度的高高在上，可就在二人的一场对话中，鲁迅却让启蒙主体暴露出了自身的困窘。祥林嫂在失去了生的基本条件与欲望之后，只向“我”问有关死的问题，这让以出门在外、见多识广为优越感的启蒙主体顿时失语———“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启蒙主体的尴尬正是鲁迅对其灵魂的拷问，试想，连被启蒙者在启蒙范畴内的问题都回答不了，又怎样去改变被启蒙者生存的现实处境呢?进而在《伤逝》中，鲁迅对启蒙主体的拷问更为深刻。表面看来，子君是成功被启蒙了的对象，她在那样一个时代大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力。”这无疑是启蒙主体对于启蒙客体的成功。然而，在被启蒙之后，子君周围的环境依然是那样的黑暗与桎梏，以至于启蒙主体与被启蒙者只能一起向着灭亡沉沦，这也无疑体现了启蒙主体灵魂的软弱，无法为被启蒙者提供强大的力量及出路。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洞察，让五四启蒙文学变得更为深刻。

“人的文学”与其后的“平民文学”是五四启蒙文学的成果之一。而这一文学观念则始于“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通过《新青年》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影响，引起一般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了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这标志着五四知识分子以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重构本民族思想道德文化的开始。③因而，五四启蒙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启蒙的不同凡响，就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发现与认同。然而，虽然五四启蒙先驱们认为个体自由是西方文明先进之源，却并未重复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体至上道路，而是时时牢记个体对自身的信仰、他人、社会的责任。胡适认为:“真的个人主义”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具有独立的思想，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也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④由此可见，五四启蒙先驱构筑本民族思想道德文化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在自由的向度上是与西方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来自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忧患”、“入世”、“承担”的精神的影响。儒家思想教化中国人:“道德”是立人之本———“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尽管五四启蒙先驱们认为仁义道德是“吃人”的手段，但由于与传统文化永远无法割舍的联系，使他们在激烈的以反传统的手段进行启蒙时，却仍然保留着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价值观。胡适即为一例———他的笔下尽管是反抗旧道德旧婚姻的，却仍然接受母亲的包办婚姻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如是，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影响下形成的五四启蒙文学的“新道德”，形成了与西方启蒙异质的道德文化，这一差异也有效阻止了五四启蒙文学走向理性霸权主义的偏差。事实上，西方启蒙运动之初，对道德的重要作用是有一定认知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我们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们的内心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摆脱尘世的限制，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可见人们需要以道德为精神支柱来维护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如果西方启蒙运动一直保有这个精神参照维度的话，就不会在科学至上主义与工具理性的驱使下把人从自然中异化出来，以至于使启蒙一步步退化为神话。可见，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向度是有着重要的纠偏意义的。因此，尽管五四启蒙先驱们视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为自身弊端，一直努力以决绝姿态力图摆脱，然而就在他们与传统文化纠缠并努力超越传统的努力中，五四启蒙精神在人的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也恰是五四启蒙文学的独特价值之一。

本文作者：姜丽清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论文关键词]文学观；“五四”时期；创作思想；沈从文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固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一时的文坛上某些有关的文艺问题论争，又往往与参加过论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长期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沈从文用自己的心路与创作历程证明，他走的是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的创作道路。一方面写作于沈从文是源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发而体现了一种民间审美、民间创作立场；另外一方面，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出“五四”传统的个性主义，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与超越维度进行张扬，同时，对“五四”某些创作精神又重新进行某种调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上的复杂性、两重性——进步与保守。

一

沈从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乍而霉斋离闲话》中写道：“‘京一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对人以一个伸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有诸诗人宗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颇有努力承续“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的意图。然而，他所厌弃的时代现实却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或者说，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恶性畸变，从而导致了沈从文所厌弃的负面效应，于是当沈从文意图提出一种矫正时弊的策略时，他并不对“五四”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企图以携带了当代教训的眼光去反观“五四”传统，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传统进行历史救济意义上的重新发挥，以期挽救这一传统的自我否定式的恶性发展。

沈从文企图对“人生文学”的口号作某种调整性的发挥。“五四”启蒙思潮以其对自然人物与平民意识的高扬而冲击与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统治格局。这一点，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有所昭示。周氏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向我们显示，人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在当时获得了思想界的正视与肯定，人的风俗日常生活得到了价值肯定，这种观念对于文化领域内的职业化，商业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沈从文所厌恶的“海派作风”的形成与“五四”提出的这种启蒙观念的普及与扩展多少有联系。

摘要：文学是我国十分重要的财富，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现代性理论的出现，为我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研究转型。本文旨在向人们介绍现代性理论及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影响，从而促进我国文学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关键词：现代性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

现代性理论内容包含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尼采、海德格尔以及阿伦特等众多名人的著作和理论，从中可以发掘出现代性的本质，具有现代性的价值。通过本文对现代性理论以及它在我国现当代文学转型的作用进行分析，从而加快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进程。

一、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性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内陆，对当时国内人文社科学界的研究方向和思维方式产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领域都发挥着显著的成果，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为明显。中国现当代文学利用现代性理论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引起了一次次的学术讨论，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和学术视野的重要转型，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理论和话语出现分歧与混乱的困境。现代性理论渗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的各个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未来发展，现代性理论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著名学者温儒敏对现代性理论作出了统摄性的认定，这说明现代性理论不仅可以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对研究领域所产生的方法论和意义具有革新的作用。现代性理论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焕发生机，绽放出了不一样的色彩。

二、分析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

一、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

在文化研究发展的历程中，源自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令人印象深刻。前者试图倡导一种通俗文化，认为文化是工人阶级边缘群体自己的呼声，用于表达自身的价值观，具有创造性;后者意在解密一种大众文化，认为文化是国家权力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操纵而强加于人民之上的，具有压制性。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将以前被忽略和冷落的文学作品重新拉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将传统意义上的非文学标准如性别、种族、年龄等纳入到文学评价体系之中。而法兰克福学派则以毫不妥协的批判姿态将批判理论纳入到文学分析活动之中。由此，文化研究的发展不仅让文学研究获得了新的思路，也让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批判性”进入到文学研究领域。在法兰克福学派掌门人霍克海默看来，批判性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同于以往社会学说的主要区别。批判一词源于康德，对康德而言，批判是指关注理性与知识的条件与局限。对黑格尔而言，批判意味着反思，尤其是对精神的反思。而发展到马克思那里，批判便是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形式以及其交换过程的关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的着眼点在政治经济领域，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则转向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由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逐渐在人文学科引起了瞩目，并吸引着众多学者尝试着从批判理论的角度去审视文化现象和文学作品。到如今，批判理论已然激发了对诸多观念的重新审视，例如历史、启蒙、权力等等。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产品，那么蕴藏在这种文化产品中的诸多观念、术语必定会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闪现出新颖奇特的光辉。

二、批判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从西方知识界的思想源头———“启蒙”的观念入手的。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他们分析了启蒙如何走向了它的反面，即从自由与解放走向了蒙昧与压制。换言之，启蒙从对理性追求开始，却以新的蒙昧结束，尤其是在犹太人和边缘人的问题上，它甚至让我们看到“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导致的灾难之中。”如今，“启蒙的后果正在危害每一个现代人”，它让每一个现代人的“批判与反思能力日益瘫痪”。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去审视英美文学教学，不难发现，缺乏批判与反思能力成为了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最大瓶颈。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英美文学课程是作为一门与语言技能和人文素质相关的知识课程而设置的。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描述，英美文学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专业知识课程，其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还应该“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其次，与指导思想相适应的实际教学操作模式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文学修养。在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文本是封闭的，教师的视野局限于文本本身，授课方式以文本解读为主，要求学生对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阅读。这种文本细读的方法受二十世纪二、三年代的英美新批评影响甚深，凸显了文学文本的本体研究，但忽视了学生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事实上，在英美文学教学活动中，语言基本功的提高、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思维能力的训练同等重要。正如姚佩芝所言，“英美文学是一门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人文素质为核心的综合性课程”。同时，《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论及教学原则的时候也曾经明确提出“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要正确处理语言技能训练和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由此，只有在指导思想上将英美文学视为一门思维学科，才有可能在教学操作模式方面进行与思维能力训练相关的改革。

三、文化研究视域中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作为一门思维学科，英美文学教学意味着从“文本分析”转向了“思维启迪”，或者说，从封闭的文本解读走向了开放的思维培养。事实上，只有指导思想经历了范式上的转变，英美文学教学的操作模式才得以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首先，担任英美文学教学组织的教师必须在教学观念上做出调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职责，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对文学课教师而言，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在于教会学生某种技巧，而在于让学生逐渐养成敢于理性质疑的批判性态度。换言之，在文学教师的引导下，在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中，学生不仅仅能够运用批判性的眼光对教师授课方式、教材内容、所学文本提出不同的见解，还应该能够提供支撑自己独特见解的翔实材料，由此对所学之物、所见之事的“真实性、精确性、性质与价值进行个人的判断”，从而获得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加开阔的思路。其次，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做出适当调整。在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设置中，大学三年级开设的英国文学一般为32或者64个学时，美国文学32个学时。由于学时有限，教学内容一般以“文学史+选读”为主。在讲授中，英美文学教学内容除了常规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还应该适当补充相关知识。例如在讲授英国文学史上的启蒙运动和启蒙时期的文学时，不仅可以追溯启蒙运动的思想与世界观，还可以列举诸如康德、法兰克福学派等对于启蒙的不同观点，引导学生批判性地看待这一术语。在讲授培根的散文时，教师可以对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在分析莎士比亚笔下夏洛克这一经典人物形象时，可以从其犹太性入手，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冲突，以及犹太民族所经历的灭国、飘零的历史遭遇来看待这个人物。在讲授美国文学与“美国梦”相关的作品时，鼓励学生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现代化历史，对历史重新定义，从而构建新的文本意义，以此让他们在文本欣赏上达到更高层次。实践证明，这些方法足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对加深他们对文学术语、文学名言、文学人物以及文学文本的理解颇有裨益。最后，在文化研究视域下所进行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料不到的问题。因此，需要采取教研相长的方法，注意解决问题和积累经验，同时将问题和经验上升到研究高度，通过教学实践形成教研课题，利用教研成果去指导教学实践，使两者形成良性互动。如此，不仅仅可以形成良好的教学研究风气，也在更高层次上提高了英美文学教学的质量。虽然，在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文化研究时常遭到传统英美文学研究者的抵制，被指责为一种外部研究。在传统的英美文学研究者看来，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文学偏离了文学本身而沦落为意识形态的对象。但是，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很大程度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说到底也是出自一种人文关怀。两者所共有的人文属性决定了彼此不仅可以和谐共存，还可以逐渐化为一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化研究与英美文学教学的结合必然会突破传统文学教学的规范，使文学教学获得新的生机。或者说，从广阔的文化研究视角去看待英美文学，考察英美文学教学，无疑有利于英美文学教学走出囿于文本的困境，使英美文学教学不仅仅有助于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养的提高，也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从而在培养具有综合文化素养的高质量英语专业学生方面真正地发挥作用。（本文来自于《辽宁行政学院学报》杂志。《辽宁行政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