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英文论文范文精选

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珠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珠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深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宪章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浪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竹unt的Llt巴rat“rc，ItsP对nC巾Ieand乃1泊了目.5;Winehester的5。的ePt7)〕‘巾龙5ofLJtc扭尽C厅加拓刀〕;Mackenzie的theEVoluoonofLit阴￡“脂”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ayleyandScott的A刀Intr.而ct旧nto入了亡thodsandM白terlalsofL，teraryC谊元店功，Saintsbury的月招to理ofC)itjcism以及Moulton的the几4bdemStodyofLjt曰叨ture”‘引。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幻。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珠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堑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l一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其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西方文论的翻译:‘洒方化”还是‘体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1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匾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一、撰写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

高职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具体应注重以下方面能力的培养：

1、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电子商务系统分析，设计，实施和电子商务系统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调查研究与信息收集，整理的能力；

3、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

4、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献检索及中外文资料的收集，阅读能力与外文资料的翻译能力；

市委组织部：,

“××市首期中青年领导干部公共管理出国培训班”一行*人（其中县级干部*人，科级干部*人。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岁，最小的*岁，平均年龄*岁；男女生分别为*人和13人），经过国内严格的选拔、培训和全国出国人员英语水平考试（bft）高级达标后，于2008年*月7日至2006年3月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圣荷塞州立大学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培训。鉴于我班的突出表现，美国加州圣荷塞州立大学和美国旧金山美中交流协会联合颁授我班“美国培训荣誉表彰证书”，表彰我班“该班委领导及全体学员培训表现卓越并圆满完成为期3个月的高级公共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培训项目”；据称，这是他们对该类培训班有史以来第一次颁授此种荣誉证书。3月7日，培训班全体学员圆满结束学业，按计划顺利返回××。现将培训班在美期间的学习培训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3个月的学习培训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前两个多月为课堂学习以及结合学习内容的实地考察，同时利用美国的“春节”—圣诞节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了宏观综合考察；后20天为实习和论文写作，通过“解剖麻雀”、详细考察了解具体、个案的美国公共管理工作，进一步调查了解美国的社会层级结构和相关职能、办事程式等。回顾3个月的学习培训生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习生活条件良好。

位于硅谷湾区南端、坐落在硅谷之都—圣荷塞市中心的圣荷塞州立大学，已有近150年历史，是全美一流的公立高等教育和培训机构，为全球科技中心硅谷提供工程、商务和科技等专门人才，被誉为硅谷工程师的摇篮，在硅谷的发展中举足轻重。该校与美国国家宇航总署（nasa）合作成立的“都市科技中心”、与圣荷塞市政府合作创办的三个企业孵化器、与美国图形公司（sgi）合作创办的动画实验室、与英特尔等公司合作创办的微电子工艺工程专业等，为教学科研和学生的实践与创业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摘要】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三个误区，一是把对"怎么译"的探讨理解为翻译研究的全部；二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只看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却看不到理论的认识作用；三是片面强调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自成体系"，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我们应该尽快走出这几个误区，促进翻译研究的健康发展，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翻译理论；翻译研究；误区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发表在《中国翻译》和《外国语》等杂志和有关学报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湖北教育出版社近年来接连推出的两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1上。这两套丛书不仅对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的翻译理论进展作了相当详尽的评介，而且还进一步推出了国内学者自身对翻译理论的思考。此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译学理论著述推出。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译学研究队伍，译学研究也已初步形成气候。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上述译学进展在学术界引起学者们的欣喜，但这种进展长期以来还只是局限在一个并不很大的学者圈子内，并没有在我国的翻译界引起较为普遍和热烈的反应。比较多的翻译界人士对近年来我国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取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译学研究，或者说得更具体些，翻译的理论研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并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就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风气所及，甚至连一些相当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就这样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

之所以造成如此情况，我觉得这与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三个误区有关。

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

关键词:企業理论国有企業利润最大化企業所有权

引言：間题的提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間题，那就是“国有企業作为企業为什么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难道国有企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業？看看一些优秀的国有企業如红塔山、长虹、海尔等你不又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企業？但研究这些企業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海尔这些国有企業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業了。他们虽是公有，但并不是国家原来重点投資兴建的国有大中型企業了，而国家初始意义上所谓的重点骨干企業，据统计大多已名不副实了，相反倒成了国家的包袱。现在人们能随口叫得出名字的好企業大多是自己从市场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如前面提到的企業。他们一般都是由小企業变成大企業的（有例外的只是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業企業如中石化、中国电信等）。

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这些少数的精英企業家领导下能较好符合“厂商理论”标准的国有企業，而是其中大部分的“非正常企業”——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企業的这种非正常性本文称之为国有企業悖论，即国有企業作为企業應该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现实中国有企業的行为动机往往很复杂，偏离利润为中心的企業宗旨。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述企業理论的发展与现状；第二部分分析国有企業悖论的形成和原因；第三部分论述企業所有权的重要性和归属；第四部分为小结。一、企業理论简史資本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企業发展的历史。手工作坊式的家族企業代表着資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代表则自由資本主义时期；托拉斯等形式的垄断企業则代表着垄断資本主义时期；现代跨国公司的兴起和企業形式的多样化则代表了现今資本主义发展的潮流。理论孕育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企業的变迁同样也带来了人们对企業的研究——企業理论的发展。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企業理论的历史与企業的历史、資本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从經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中关于劳动分工的經典论述是企業理论的雏形，而最早对企業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德国人古诺，时间是1838年（古诺当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古诺模型的思想），因此企業理论从經济学一开始就为經济学家们所关注。无论是古典的、新古典的，还是现代主流經济学的各个流派，企業理论从来是论述的重点，习惯上称之为厂商理论，与消费者理论相对應。本文称新古典和古典的企業理论为传统的企業理论。传统企業理论仅仅是把企業作为一个“黑箱”来讨论，对于企業的經济性质基本不提。其主要特点一是假定企業符合“理性人”假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二是在此基础上把企業作为一个生产函数来讨论；三是分析企業在市场上竞争形成的市场结构。所以有的經济学家又称之为“‘黑箱’企業理论”。现代企業理论的发端源于罗纳德·科斯在1937发表的论文《企業的性质》，在该文中科斯第一次用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研究了企業产生的原因，认为企業之多以能代替市场是因为“发现”市场价格需要成本，而取代市场的企業正式节约了这种成本。在这之前，經济学家很少关心企業本身的間题，而往往是研究企業作为市场的供给者在竞争中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間题。因此科斯的《企業的性质》可以说是企業理论研究的一道分水岭，从此以后經济学家们不再把企業仅仅作为一个追求理论最大化的“黑箱”来处理了，开始分析研究企業如何产生、何以产生以及企業治理结构等企業基本間题了。简单来说，现代企業理论不再理所当然的认为企業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而是探讨作为一系列合约联结的企業为什么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何以能够追求利润最大化，怎样才能使企業追求利润最大化等一系列間题。其内容或视角主要分为，一是交易成本經济学：“间接定价”理论和資产专用性理论，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二是团队生产理论：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成本；三是委托-理论；四是企業金融结构理论；五是企業的企業家理论；六是企業的管理者理论。当然，以上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各种理论往往相互交叉。同时，这些理论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定企業存在于签约自由的市场環境，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企業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私有产权基础之上，并且这些理论也都重视产权作用，可以说现代企業理论或多或少受到了“新制度經济学”的影响[6]。因此，在中国还没有彻底完成产权改革以前，研究中国的企業尤其是国有企業改革往往存在理论瓶颈，于是国内很多学者就试图通过对企業机制的设计来规避这一“瓶颈”，但效果往往不佳。本文也想作这方面的尝试。二、国有企業悖论的解释在简要回顾了企業理论的历史现状后，让我们再回到我国的国有企業間题上来。不妨再間一次，国有企業到底要不要该不该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国有企業就應该是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产品“公共特征”明显的、私人企業不愿投資的行業企業？退一步讲，就算是承认国有企業有其极大的公共性、社会性，是些微利甚至不盈利的行業企業，間题是现在全国大部分的国有企業显然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对此，国内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对策，最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并影响了中央决策的是国有企業戰略性重组论。但是尽管在国有企業戰略性重组或大调整这一大方向上取得了较一致的观点，但是大家对于怎样实施国有企業大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等具体間题上分歧很大。比如有的学者[7]从产权特性和产業定位的角度出发，认为共有产权对應的产業定位是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業，而私有产权者相反。但間题是很难划分何为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業，何为竞争性、盈利性的行業。正如有的学者所（张维迎，1997）指出的那样，随着技术和經济的发展，原来由政府直接經营或私人公司特许經营的公用事業，如电力、电信、煤气天然气、航空运输等，正由垄断行業变为竞争性行業。世界在变，我们很难为国有企業规定應该經营什么。那么关键在哪呢？我认为是出在国有企業悖论上，解决了这个悖论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众所周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自觉不自觉）地朝市场經济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以前的經济不是市场經济（三大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1956-1978年），而是一种中央命令型的經济。“政府热心办企業，认真管企業，本身就象一个大企業”（陈清泰，1998）[8]。在这样的經济体制下，不存在产权独立、边界合理，能自主經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企業，于是整个中国就用一个“企業”替代了整个市场，“整个經济成了一个大工厂”[9]，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由政府部门把握，資源靠行政指令配置，一切行为在统一计划和指令下完成，人们没有任何选择权，除了婚姻自由（甚至连婚姻自由在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显然，这种替代决不同于科斯在论述企業产生时的那种“企業代替市场”。因为这种替代不存在边界。在1937年的论文中，科斯曾提出过两个假设：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做出的）是，資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为了其他一些目的做出的）是，資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業家。”[10]企業之所以能代替市场，原因就在于在企業中企業家的协调或权威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企業也不可能无限的替代是市场，因为企業存在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边界。企業的边界就是，在边际上由企業组织带来的交易费用等于由市场配置資源带来的交易成本相等这一点。共产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超级企業”[11]，并不是因为在边界上他能够完全代替市场，而是政治的需要，是一种理性设计的结果[12]。而“超级企業”一旦建立，原先存在的各种市场交易活动就一律内化成了企業的组织活动，“价高者得”的市场价格机制完全消失，各级等级机构（通过官员）的“看得见的手”的监督指挥成了取代混乱的唯一选择[13]。国有企業则正是这一大工厂中一个个车间或工作组，国有企業顶多只是有了企業的形而没有企業的神，即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以及形成这一机制所必需的权能结构和外部市场環境。国有企業的悖论正是源于此。如果没有改革，没有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国有企業原有的一套机制则是可选择中方案中的最优方案。間题恰恰是改革了，在新的市场環境下，国有企業可选择的行为方式增多了，从而原有的“超级企業”机制无法再在可以承受的交易成本范围内对企業进行约束，而这种被动的“放权”又进一步导致了国有企業行为的多样化：道德败坏和机会主义盛行。間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業没有对市场机制的变革作出相應调整和改革。可以说在企業的治理结构上，改革后市场經济環境下的国有企業与原来作为“超级企業”中的一个单位的国有企業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全国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做的好一些，比如广东、浙江等，而有些地方则做的差一些，比如中西部、东北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据调查广东省的大型国有企業的經理任命权大部分仍旧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国有企業的治理结构在激励机制这一点上，行政组织成了对經理实行强激励的主体，而企業作为另一个组织却成了弱激励主体，[14]在这种情况下，企業这么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呢？现在我们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并且“超级企業”已經成功的替代了整个中国市场，同时我们也不去讨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超级企業替代市场的动力机制[15]。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超级企業能够在政治家（另一种意义上的企業家）的组织协调下实现資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当然这种假定不符合现实，需要修正，交易成本一般为正。事实上“在企業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下时更是如此。”[16]而且这种成本并不总是成比例的随企業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通常是无规则的跳跃上升，所以很难控制。中国由于特殊的时代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家（企業家），相对来说，那时的组织协调成本较低，一定程度上这与D·诺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17]有关，因此超级企業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工業化的基本实现（尽管代价很大，但却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优选择）。随着意识形态的乱用，超级企業的运转也随着“政治家”的“衰弱”而陷入“瘫痪状态”，效率很低，資源浪费惊人。所以改革最初面对的就是瘫痪了的超级企業，目的是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让国有企業成为真正的企業。探究超级企業失败的原因，一是超级企業作为企業已失去了不断壮大发展的環境——主要是市场制度——即促使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二是超级企業中的成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定出现理性回归。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狂热运动带来的效用可以替代經济生活带来的效用，但是时间不会太久。（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竞争的压力等等，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三、企業所有权和国有企業改革整个人类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也唯有存在可以不断试错的机制人类才能永远向前发展。超级企業在中国行不通，就需要改革。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企業改革”。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命令的形式（初始阶段）一部分市场来取代超级企業的一部分，把集中在超级企業内部的众多车间和单位改变成市场主体。所以改革一开始就面临两大基本間题：一是建立一个市场，产生价格；二是建立有企業边界的企業，产生竞争。目前中国仍旧处于转轨时期，新旧交织，出现了两套經济运行机制。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有了（尽管未统一、不健全，但毕竟有了），价格产生了。企業也推向了市场，但大多数没有形成合理的企業边界，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原因何在呢？前文已分析了超级企業是通过政治家的命令来组织协调資源要素的配置，也就是说政治家替代了企業家的的部分职能，企業家市场被官员市场替代了，而所谓的官员市场其实只是一种行政性科层制度，选择权唯一的掌握在政府组织手中。改革后，企業家市场已經初现，但就国有企業来说，行政任命仍居主导地位[18]。所以目前中国出现了企業家市场与官员市场（姑且这么认为）并存混杂的局面（显然，很不利于企業的发展）。而现代企業理论认为，企業的优势就是能比市场更有效的配置資源，否则企業就会被市场淘汰，而資源在企業的有效配置关键是把处置資源的权力转让给与该資源收入最大化最相关的个体，而且对企業剩余索取权的安排要与对企業的控制权的安排相匹配。显然，就单个国有企業来讲，企業的厂长經理对企業影响最大，他（她）拥有相当程度的企業控制权。在中国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新的不均衡，从而促使（个人）一群人响應有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进行自发性变迁——诱发性制度变迁[19]。比如，许多国有企業厂长經理贪污腐败、转移国家财产、出现59岁现象等等。其实这并不是这些厂长經理人格有多環，正如刘伟所言：是体制害了他们[20]。这种体制就是与企業利润最大化最相关的企業家（經理厂长们）没有相應企業所有权结构安排造成的。企業所有权不同于财产所有权，因此企業家拥有企業所有权并不影响企業的国有性质。实际上财产所有权与产权是等价概念，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而企業所有权指的是对企業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21]。所谓的企業家拥有企業所有权其实就是让他们对企業的剩余索取权与它们所拥有的对企業的事实上的控制权相一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間题是什么呢？既然“人类的精力必须使其用于追求财富上，犹如他们先前用与追求戰争一样，直到人类的心智能够成功地导向从事更好的事务上为止，毫无疑間，与其让人类的精力腐朽，还不如使其用于追求财富。”[22]同样既然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經济内生的需要每个人理性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我们为什么对企業家抱有偏见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企業家是企業的灵魂也是市场的灵魂，与此对應我们就應设立一种使企業家能体现他们价值的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荣誉或为人称道，而是实实在在的拥有企業所有权，实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制度。这一制度对企業和經济的发展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专利制度，它可以间接有效的对企業家不可触摸的知识产权（企業家才能）定价，与专利保护一样只有对企業家进行收益上的保护，企業家才能才会源源不断发挥出来，从而促进人力資本市场的分工和专業化，最终推动經济增长。“企業家的剩余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經济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国家中企業家活动供不應求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法律对企業私人剩余权不加保护。”[23]反过来说，只有对企業家的“剩余权”（实际上就是企業所有权即企業控制权和与之对應的企業剩余索取权）进行法律上的保护，企業家才会源源不断的涌现。要知道中华名族从来是具有优秀商業头脑的民族。

小结：真正的小结总之，本文认为：国有企業产权改革的途径和目的是促使企業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其中的关键是把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同时界定给企業家——我们的厂长經理们。1参考文献：

1.杨小凯，《现代經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1989年，“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及产权經济学”；

2.钱颖一，《企業的产权分析》，序三，1998年；《现代經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1989年，“企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