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撰写少儿文学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作者:侯亚慧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被改造的顽童
自从儿童文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形式确定下来以后,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对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也日益加深,围绕着“儿童观”问题,理论家也给出了各自的理论构想。“儿童观”是一种文学观念,它是成人对儿童心灵、儿童世界的认识和评价,表现出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人际关系,持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决定着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姿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观念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极其深广。尤其是经历了“”之后,面对社会上出现得一系列问题,侧重从教育的观点去看待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强调文学作品对小读者教育工具与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原则。因此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顽童大都受到社会主义的教育,他们身上的“游戏精神”往往会被社会阶级立场抹杀掉,他们身上的“顽皮劲”必须被改造。这蕴含着作家“教训主义”的儿童观,把儿童看作是一部未成熟的作品,认为他们是缺乏判断力、理解能的弱者,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去教育儿童,他们本都是调皮好动的孩子,在接受教育后最终都告别了顽童生涯。
张天翼继在上世纪30年代创造《大林和小林》后又创造了一个生活在队旗下的新少年———罗文应。罗文应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他和所有同龄孩子一样爱“玩”。如放了学就收不住脚步,溜市场、逛商店、玩具店门旁盆里的小乌龟和打克郎球的人们胜败的情景,他都要仔细看看,琢磨,常常不知不觉地浪费几个小时,可是他并不快乐,因为心里老是惦记着作业没写完,功课没复习。由于时代要求少年必须是有理想、有目标,于是作者就安排在解放军叔叔和全班同学的帮助下,“管住了”自己,养成了按时学习、劳动、休息,不再浪费时间的好习惯。张天翼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宝葫芦的秘密》里小主人公王葆爱幻想,想出风头,出人头地,他突然得到一个神奇的葫芦,这个葫芦甘愿成为他的奴隶,帮他偷爸爸的钱,学校图书馆的书,老师的备课稿以及抄别人的作业。宝葫芦发挥自己神奇的力量,帮王葆取得体育比赛的奖杯,帮他拼凑模型,让王葆在学校大集体中显露光彩,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在大多数读者的眼中,王葆是变异的顽童,他用宝葫芦制造恶作剧,捉弄老师同学,看似滑稽可笑的行为,其实正是那个阶段儿童内心世界的展现。本是一个顽皮爱恶作剧的孩子却不得不被“改邪归正”,王葆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内心产生了矛盾,在老师和家长的教训与帮助下,最终扔掉了宝葫芦,其实也就是扔掉了儿童身上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不通过努力就实现愿望的妄想。这俨然有一种说教意味。这些顽童的改变大都是受到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教育儿童文学”思潮的影响。即使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一直拖着“教训主义”的尾巴。
当然,文学向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尤其是作家介入社会生活的视角的差异,顽童形象各有不同。结束了动乱年代后的人们对祖国和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昂扬向上的乐观气氛和崭新的社会制度使主流意识形态把少年看做是“祖国的花朵”,时代气氛感染了儿童文学作家,把儿童文学创作中描写儿童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下幸福的生活,茁壮的成长,歌颂伟大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定为这时期的主题。“阳光、春天、鲜花、海浪、燕子、小树苗、向日葵”———这些洋溢着蓬勃生命力的词汇是这时期儿童文学美学的另一个缩影。于是,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充满“游戏精神”,“优于成人”的顽童。杲向真以生动的文字刻画了一个顽童———小松(《小胖和小松》)。小说开始就描绘出一个争强好胜、自尊自强的顽童形象,写小松到公园像脱缰的小马,到处乱跑,一不小心撞倒在叔叔的腿上,叔叔弯腰扶起他,但是他却对叔叔说:“我自己会起来”。小松被扶起后又特意照样儿倒下,再爬起来。这就突出了天真活泼的倔强好胜的心理。后来,因为和姐姐走散哭起了鼻子,却被一颗槐树上的大肚子蜘蛛看见,害怕被嘲笑,自尊心又驱使他向大肚子蜘蛛发起了进攻,学着解放军叔叔,用三角形的小木板当作手枪,对准蜘蛛,嘴里还发出“嗵”声。这一系列的行为动作无不使小读者受到感染。一块三角形木板在小松心里转化成威力无比的真枪。是否是真的手枪、是否真的可以把大蜘蛛打死并不重要,因为在小松稚气的心里,这一切显然都是真的,感受都是那么真实,这种“我向思维”才真实地显露出顽童的本质。小说中小松很淘气,浑身透露出一股快乐的、无拘无束的、蓬勃生命力。那么一种“顽气”让人觉得天真、活泼、可爱。更为可贵的是,在小松的身上还表现出丰富的想象,认真模仿,大胆的挑战,表现出这个年龄阶段的男孩子所特有的争强好胜、自尊自强,以及追求不平凡的事物、向往英雄业绩的性格特点。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中顽童初显“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既不是“教训主义”儿童观用教育说教的方式用成人的主观想法去改变儿童,也不是“童心主义”儿童观那样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利用儿童,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中,以保持和丰富人13性中可贵的儿童观。
可以说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理论和观念的发展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同样,优秀作品的诞生反过来又会推动文学和理论的发展前进。而在那个充满“教训主义”的儿童观时代,这些洋溢着“游戏精神”顽童的出现就引领着新时期“儿童本位”观念的到来。
本文作者:郝婧坤1许军娥2张美红3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2咸阳师范学院3北京师范大学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本文作者:陈晓斌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
我们可以看到叠音作为一种特殊的词语使用形式在儿童文学中被大量运用,存在着AA、AAA、AAB、ABB、AABB、ABAB等多种形式。在儿童文学中,叠音词语的使用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相同音节的复叠使得儿童文学的语言自然而然地透出儿童式的稚嫩、童真,给人以儿童特有的“小”“、可爱”“、亲切”之感。儿童特别是幼儿,受自身语言生理机能的制约,本身就常用叠音词,儿童文学中叠音词的使用迎合了幼儿的这一语言特点,保留了“幼儿自然口语的原生状态”,“用最简洁、最自然的语言形式传达出了幼儿最本真的生命意趣”(王金禾2009)。
另一方面,相同音节的复叠和谐了音韵,调整了节拍,或模拟声音、或描绘色彩、或状写情态、或摹写动作,使语言流畅、生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性和美感。比如,例(11)中的“喵喵叫”、“咪咪笑”、“哇哇喊”“、呜呜叫”,通过叠音的运用,既使得前后音韵和谐流畅,读来朗朗上口,又是对猫和女巫声音的模拟、状态的描写,生动地展现出了狂风来之前的惬意、悠闲和狂风来之后的紧张、慌乱。例(13)中的“湿答答”、例(14)中的“黑乎乎”分别描述了小青蛙刚从池塘里跳出来的状态和小熊饼干烤糊了后的颜色,叠音的使用摹其声、绘其色,既显得具体真切,让人产生了相关形象的联想,读来又显得亲切可爱,儿童味十足。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作为面向儿童的文学作品,其读者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语言也必然具有特殊性,必须是儿童所“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语言,必须具有“儿童味”。为实现此目的,儿童文学的语言必然受到方方面面的诸多制约。本文选从词语的使用这一方面对儿童文学的语言展开了讨论。从词语的使用形式上来说,叠音词的使用是儿童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具有多种不同的叠音形式,不仅使得儿童文学的语言显得稚拙、质朴,儿童味十足,而且和谐了音韵,调整了节拍,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性和美感。当然,限于笔者本人的能力,本文对儿童文学语言词语上的讨论只能是浅尝辄止,很多方面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本文作者:梁英姿作者单位: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健康人格的培养需要滋养心灵的童话
童话是每个人成长路上不可缺少、也是最早接触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幻想、夸张以及无尽的可能让人们感受到文学的乐趣,它引领着孩子们快乐生活在童话所营造的环境,让孩子们感受爱,感受美,感受善,让孩子们在这片土地上健康成长。
(一)儿童的心理特征决定了童话的特殊地位
孩子从三岁左右开始,已经能用初步的口头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对成人所描述的语言有了一定的了解,大部分有心的家长都会在这一时候开始每天给孩子讲一个简短的故事(包括童话)。孩子对童话的好奇可以持续到十一、二岁(甚至更久)。从三岁开始,孩子身心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对周围世界有着无尽的好奇。但是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多是表面的、片面的,一般只能认识个别具体事物的个别特征;他们的思维带有明显的具体性和直观性,逻辑思维能力随年龄的增长开始萌芽,抽象概括能力也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注意力不大容易集中,尤其是对他们不感兴趣或枯燥的学习内容更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处于这时期的儿童活泼好动、精力旺盛,他们好奇、好模仿、好幻想,对周围的事物具有“拟人化”倾向。正是儿童期的这些心理特征,童话所独有的表现形式为儿童所接受、所喜欢,成为儿童成长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二)童话所具有的心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