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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进步的基本单元是“最大的理论”,为此,他们提出了“科学范式”等概念思想。本文认为,科学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观念包括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最基本的理论假设、研究主题以及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这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有序的整体。范式与具体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文认为,将范式的思想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任何一种经济政治制度的产生、存在、发展,都有相应的文化形态作为条件;同时,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相应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的历史形态作出基础。不过,文化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规律不同,因为,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中的精髓——价值因素,不会由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消失而同时消失。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文化历史形态,由于它与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处在特殊的矛盾之中,最后,这种特殊历史形态的文化,便与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同归于尽了。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给我们提供了深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新领域——文化学上的思考。
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来的苏联哲学、苏联政治学、苏联经济学、苏联社会学等等,即所谓苏联文化也终结了。这就意味着,对于前苏联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来说,这种“苏联文化”还是外在的东西,始终没有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没有成为该社会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这样,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就使它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终处在尖锐地对立之中。所以这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便成为这种政治制度解体的文化原因;而那种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也就只能随着它附着之上的政权的解体而一起终结了。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终结的同时性,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与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这种特殊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个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则会使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学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会是有益处的。
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苏联社会中文化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尖锐对立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的尖锐对立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本身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并且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
哲学社会科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其研究始终有一个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世界,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根本指针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使科学发展观真正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了解和掌握。大 力加强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当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宣传研究科学发展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首要任务,把是否体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真正使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观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撑作用。科学发展观是植根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沃土之中的科学理论,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解读科学发展观的钥匙。科学发展观要真正扎下根来,实践的证明和推动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时也需要理论上的论证及思想文化上的宣传、培育。只有通过哲学社会科学从各个层面展开论证、阐发,帮助人们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其合理性,并逐步内化到心灵深处,科学发展观才能得以有效贯彻。因此,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推出更多理论成果,推动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在安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具有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多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形势发展的要求相比,我省哲学社会科学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突出表现在:创新能力还不强,有深度的重大成果还不多,还不能很好地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理论大家和优秀中青年理论骨干特别是基础理论人才还比较缺乏;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科学布局、优化结构,等等。 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深入研究,做出科学回答。当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重点,围绕如何看待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推进全民创业行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如何加快融入“长三角”,实施东向发展;如何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崛起;如何深化行政改革,加强效能建设等问题深入实际,加强调研,推出一批有深度、高质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为推动工作、指导实践发挥积极作用,为我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知识体系的西方社会科学正在出现一次全面而重大的转型,建基于牛顿经典科学之上的现代社会科学架构的一些基本层面都在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回应这种转变趋势,调整自己的发展基点,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一方面,力求生产出具有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本土价值意义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学术生产,成为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大国和强国。
[关键词]西方社会科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崩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以及科学探索的长足进展,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改变。建基于牛顿经典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些基本层面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空间视野开始出现由“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的位移;历史进步模式出现了“革命”还是“演进”的争论;历史终极动力的追寻已经超越物质层面而直指人类文化深层世界;对人类行为价值归属的追问开始超越人本身的诉求,而诉诸整个生命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与自然科学方法交叉与整合的趋势。总之,社会科学一场深刻的转型或者革命正在潜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调整自身的发展基点,以回应这种转型。
一、西方中心还是全球体系: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视野的位移
全球化的推进首先触发了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空间视野的位移,即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转变。
近二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视野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源于西方的一种社会历史观。在这种观点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产生于欧洲。欧洲人创造了世界历史。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凭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开创了全球化时代,
学习了方法论课程,觉得很有意思,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就以下两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共性与个性”的问题
“究竟个性重要还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个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础是什么?”在课堂上曾经就这些问题做过一些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认识。
共性的问题,深究起来应该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的问题,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才能用于确定共性的问题。共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找到绝对客观的依据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真理)。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会在不断的发展中被证伪,绝对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而索罗斯则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彻底的可错性),人所认识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共性意味着绝对的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绝对客观的基础,绝对共性难以达到。从这一层次上说,绝对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两人对同一类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两个国家选择同样的社会制度,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同样的政策。这种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弱化的共性,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只能说个体从各自的认识基础(对事物的理解)出发,得到了相同的观点。由于这种基础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客观的,所以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这种基础的不断客观化,这种相同存在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越来越有意义。
一般的说,我们还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尚未被证伪的),社会科学知识(尚未被证伪的),历史、地理事实,道德伦理观等。虽然这些基础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求过于苛刻的绝对客观。过于苛刻的追求会让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共性并非绝对真实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绝对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