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范文精选

摘要:的公正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它包括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人与人间的平等，个性解放、基本人权、政治民主，革命的功利主义，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兼顾原则和反对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以及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的国际正义原则、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正思想和教育平等权利，等等。认真梳理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总结其得失，对于确立当代中国的科学公正观，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如果把社会公正的探索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一个理想追求和实践原则，那么的社会公正思想的探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正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认真厘清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总结其得失，对于确立当代中国的科学公正观，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思想

第一，农民的命运与出路问题是社会公正的首要问题。

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的兴盛息息相关。而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公正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革命时期正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制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1926年，驳斥反动派污蔑农民运动时，就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农民受地主压迫所遭受的贫困状态。并指出农民暴烈行动的根源在于地主对农民的暴烈行为，这才能公正地评价农民的行动。他指出农民对地主的好坏都心中明白，谁应该从严惩办，都很公正，因而要充分相信农民。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37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明确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既是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是对中国这个历来的主要社会基本群体权利和命运的关注。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的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②]他还指出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③]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革命任务始终是与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决农民出路问题是与当时革命需要及其历史命运结合起来的。首先解决农民的生存条件问题，因此把土地问题当作农民出路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1935年《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肃清农村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与扩大新的苏维埃区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主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土地问题的解决“才能大大地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更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他们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苏维埃领土的民族革命战争之中。”[④]由此可见，这时党已经不仅从中国革命一般意义上，而且能够把农民阶级本身的命运和出路这一关乎社会制度公正的首要任务结合起来，认识解决农民土地公正问题的基础性意义了。

提要: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德育工作，他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多次科学地阐述了德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德育的目标和内容，指出德育的原则和方法。邓小平德育思想立意高远，内涵深邃，涵盖面广，对于改进和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文:

一、学校德育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科学地阐明了德育工作的客观地位。

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很大变化。……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是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1990年3月，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第355页）这两段话讲的是物质与精神、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一般认为，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因此，可以认为这两段话讲的是德育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德育的地位和作用有广狭之分，狭义是指教育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即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关系。广义是讲德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从广义讲德育的地位和作用，这反映了总设计师的德育大思路。他指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指出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德育工作的能动作用，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把握德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纠正德育工作“万能论”和“无用论”，防止“左”右倾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先秦社会思想具有系统性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专制政权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论文关键词：自由主义社会自由功利主义密尔

论文摘要：约翰·密尔是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他的思想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其社会自由思想主要体现于《论自由》中。主要讨论了三点，即言论和讨论自由，个性发展，社会凌驾于个人权威的限度。这些思想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认为在追求个人自由时，不能损害社会利益，而后者利益优于前者利益。其思想博大精深，被称为“19世纪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相新自由主义过度的桥梁。他的思想总体是有益于社会进步，但也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约翰·密尔（又译穆勒。JohnStuartMill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表现出折衷主义色彩。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19世纪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自由主义者”。[①]同时，由于他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成为“沟通传统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桥梁”。[②]

一、密尔的生平

密尔1806年出生于英国。是著名思想家詹姆斯·密尔的长子。他的童年伴随着父亲和书籍度过，并没有进入学校学习。在其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打下了丰富的知识基础。密尔的思想早熟，远远超出了同龄人。在思想内容上也深受其父功利主义的影响。14岁时在法国攻读法律，17岁回国，组织了“功利主义社”，[③]传播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同年到东印度公司的通讯检查公署任起草公文的文书，到1858年该公司解散时，他已升任印度通讯检查部的检查官。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长达35年之久。1866—1868年曾任英国下议院议员。是下议院中渐进派的代表。其主要著作包括：《逻辑学体系》（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由》（1859）；《代议制政府》（1865）；《功利主义》（1863）；《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论社会主义》（未完稿）(1878)等。

二、密尔社会自由思想分析

思想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国外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入；在国内，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和社会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也出现了各种思想观念。应该说，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不同思想观念，都是各种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的利益表现。这种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性是社会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体现，这是可喜的，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任何社会又必须具有统领一切思想观念的核心思想体系，这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其实，核心价值体系是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思想观念而言的，也是建立在各种思想观念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尊重各种思想观念差异，包容其多样性的。

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社会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物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对物质利益进行调节和协调来解决的，这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不会构成主要威胁；而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发生对立和矛盾，社会就会出现崩溃和瓦解。因此，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最基本的精神依托。可见，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价值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这一价值体系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有了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民生活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这一关键时期提出来的，它对于我们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提供了坚定和可靠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意义，以及它成为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意旨在于：它既要认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又要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主导权、主动权，避免和防止错误思潮的泛滥，绝不允许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滋长，不允许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

为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起到各种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呢？这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多年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多种思想成分，其中包含着多种矛盾，有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间的差异，有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对立，还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等等。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各种社会思想的共识基础，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才能增强社会思想意识领域的和谐局面。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位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统领一切思想的基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共同的理想是一个民族团结奋斗的目标和追求，没有理想和追求，就没有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摆脱贫穷落后和挨打的局面，走向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的梦想和追求。选择什么样的适合本国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英雄豪杰长期探索的问题，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并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表明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因此，无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伟大实践，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上，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都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增强了对这一共同理想的信念，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各种社会思想观念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