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一、多维度的研究成果

1.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等问题为切入点，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指出“个性主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作者不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国演变的源流，而且辩证地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引用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后者通过对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价值的关怀和探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以期让读者从理性上感悟那个时代。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一书从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互动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婚姻确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变主要体现为:“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向个体成员过渡;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平等;人们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充分运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资料，试图用“民众的声音”表述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努力将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联系起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中婚姻文化的传承和演变。

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罗检秋在《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研究中，运用多元丰富的史学资料，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替和互动，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人伦观念转化为社会礼俗的过程。作者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同异互见，两者既有差异性，有些内容又不能决然两分，精英文化蕴含了大众文化，反之亦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某一时期畛域分明，但经过漫—53长的历史演变，其属性可能发生转换;两种文化与正统、异端的关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其地位便有正统与异端之分。”导论娱乐生活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女性走进演艺界，直接参与大众娱乐，影响大众文化的发展是20世纪的新现象。姜进等著的《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聚焦“女性与演艺”这两个20世纪上海城市文化空间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搭建了由女性主义史学、大众文化史和文化的社会史这三种视角和方法交叉构成的总体框架，通过对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的探讨，对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者发现:“上海大众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显。从民国初的女子文明戏，到旦角和女演员先后在越、沪、淮等剧种中成为台柱，再到全女班越剧的兴盛，这些都是中国女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

3.国家、社会与文化文化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中介。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以山西乡村社会影响广泛的秧歌小戏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百年来民间戏曲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20世纪以来，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造，作者认为:“戏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开展的社会改造。通过对小戏改造，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进而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领导。”在梳理时代变革下秧歌小戏变迁轨迹的同时，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种“关系”的调整，这样的研究思路恰恰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强调的从社会的层面考察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学术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动性，重视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茶馆是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公共空间。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并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使读者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正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所以《茶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茶馆的关注和研究，它更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日常生活的。另外，黄东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一书对抗战时期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探索，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4.书院、教育与社会书院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院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肖永明在《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一书中，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对千年书院进行全面地透视，将书院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放入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认识书院，了解书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进而对千年以来书院的历史进行了立体、宏观的研究。可以说“该书是近年来书院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获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书院文化最佳读物之一”。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作者杨才林认为，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形式，对个体实现社会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本书探究了民国时期新式学校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病:“教育制度多抄袭;教育不脱科举精神;学问不求实用，毕业即失业;新式教育都市化，对乡村无所增益。”16那么，为了培养“新民”，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会团体推进社会教育三十多年，其间开创了哪些事业?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成效如何?本书都一一做了解答。

5.疾病与文化梁其姿教授的新著《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疾病医疗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力作。作者将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给一直以来为欧洲经验所左右的现代化叙事提供有益的替代，从而实现中西学术的对话。梁著出版后，凯博文(ArthurKleeinman)、艾尔曼(BenjaminA．Elman)、班凯乐(CarolBenedict)等著名学者纷纷为其撰写书评，刊登在不同领域的权威杂志上。杨璐玮和余新忠结合已有评论“将该书置于中国的学术背景下，对其中一些内容予以重点介绍和评论，藉此彰显该书的价值、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就如何书写中国的疾病史问题作一探讨”。除专著外，五年来出版了一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编著。主要有梁景和主编的系列社会文化史学术辑刊，包括《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社会生活探索》《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和刘永华主编的《社会文化史读本》等。《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录用研究性学术论文的篇幅长短不限，比如第二辑收录的《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一文约有15万字的篇幅;二是注重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已经出版的4辑当中，共收集了20篇学术论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活的，甚至有一篇是研究21世纪最初12年的婚姻问题。本书旨在推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提供借鉴和启发，鼓励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和《社会生活探索》均属于交叉学科学术辑刊。为博采众长，进行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组织了系列学术讲座和沙龙活动，邀请历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多位学界精英进行讲座，并将讲座内容整理为《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进行出版，以加深研究者对社会文化史的多角度理解。同时，作者认为社会生活就是一个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具体领域，基于这样的理念，编写了《社会生活探索》系列辑刊。《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的内容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普通百姓与基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该书以“访谈录”而非“口述史”命名，是因为编者认为:“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这四辑访谈录主要包括: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医疗卫生制度，“”时期家庭政治化，个体生命史，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区婚姻文化变革，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娱乐等文化变革的采访。随着时间的推移，访谈录的史料价值会越发的突显。刘永华认为，“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基于这样的认识，编写了《社会文化史读本》，该书按主题分成五编，即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和空间及其他，基本涵盖了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论题。为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进展，编者特地编辑了“延伸阅读”论著目录，并作了简要的批注，是一本初学者入门的必备读本。

一、中介说和内化说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中介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社会文化理论是以这一假说为基础的:人类活动(包括认知活动)通过语言、识字等所谓的符号化人工产品(更高层次的文化工具)和物质化人工产品搭起中介性的桥梁。在社会文化理论里，人类把符号作为工具使用来调节心理活动以及控制心理过称。这种控制是不自觉的，这使人们能够关注某些事情、做出规划以及理性思考。人类拥有的主要工具是语言，这一工具是人们能够与环境发生联系。调节是中介的一种形式，随着儿童学习语言，他们也学会了用语言调节自己的活动，通往自我控制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物体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社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内化，内化指人们把交际活动中的符号产品转化为心理产品来调试(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人们能够把个体与环境。“内化概念是指从社会关系或更为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并使个人掌控自己的思维生物器官—大脑”。儿童在教师系统指导下获得的科学概念，通过内化在问题解决及问题预测中发挥其中介作用。而对知识的内化并不是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社会情境是学习者认知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互动，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对知识的理解。认知理论把任务看作是促进交际的工具，促使学习者在互动性任务中进行意义的协商，并调整L2语言输出，不同的任务影响学习者L2语言输出的不同方面，如: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L2学习者们根据自身的社会经历和目标共同构建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任务)的意义，即是学习者们共同塑造任务，而非任务塑造学习者，因此应该对语言学习者完成任务的整体过程加以关注。L2语言的发展不只是摄入信息与掌握知识(内部)，还有社会活动的参与(外部)，学习者参与的外部的、社会的互动活动是内部认知机制发展的主要来源。

二、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Vygotsky(1978)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在与能力更强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最近发展区”展望个体未来的发展，即个体在帮助下解决问题的能力预示着他将来独立做事的能力。“支架”这个概念是Bruner(1985)等在新Vygotsky学派提出的，被广泛应用到他人调节中的协作式交谈和Vygotsky“最近发展区”中新手与专家的互动活动中。“支架”指任何成人与儿童或专家与儿童的协作行为。儿童和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知识或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的“脚手架”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根据最近发展区概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仅要关注语言输入，同时还要关注语言学习者，因为他们不仅要向学习者提供合适的语言材料，还要为他们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意义是通过共同的活动建构的，而不是由教师传授的。教师不是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通过不同方式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来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提供的这种帮助既包括知识层面的又包括学习策略与方法等方面的，换言之，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最近发展区，支架在帮助学习者避免石化、促进其语言最近发展区的变化方面极为有效，是促进认知发展的一种高级训练形式。支架理论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实语言学习者在复杂的任务完成过程中，需要通过与教师或同伴进行互动来获得支持，这一概念与传统的由教师向学生提供单向的指导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个建立在以学生需求为基础上的共同的合作过程。

三、结语

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与文化无法分割，语言学习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交际活动，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转而成为个人脑力活动的材料。这一理论消除了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的界限，把对语言学习者的关注从乔姆斯基理想的听说这世界和实验室转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真实的课堂环境)，这无疑为外语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社会文化理论对语言教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从社会互动理论的角度强调语言发展在个体间的社会互动中产生，认为语言习得只有在学习者和对话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才可以获得。与其他互动观点不同的是，社会文化理论的观点不仅强调语言学习中互动的重要性，同时还赋予语言习得互动作用更加深刻的含义。社会文化理论对语言教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强调在学习新语言时，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作为思考与认知发展的中介工具。语言的获得可促进学习者认知的发展，语言作为中介物帮助学习者建构自己有关世界的知识，并随后对这一知识进行检验和反思。语言可用于进行社会性的互动与活动，这种社会性的互动正是文化共享与传递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学习者进行认知和掌握语言的基础。单纯的语言教学并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应该使学习者学会怎样学习，教育要能丰富学习者的经验。

一、当前文化宫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定位

文化宫是公益性文化设施，也是提供公共性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机构文化宫的基本职能在于它的公共性，建立的根源在于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以人为本”“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所以文化宫必须坚持向公众提供展览、娱乐、教育等文化服务，要以建设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为目标导向开展引导性的公共文化活动。文化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机构文化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职能类似于学校，是精神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点之一。它首先具有培训服务的职能，就是常见的举办各种培训、讲座、展览等。二是文化宫具有组织职能，即组织比赛，例如绘画、书法大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有效的定向性凝聚不同人群，起到定向传播、文化惠民的作用。三是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职能，不但要担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抢救、保护工作，还要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及公益性学术探讨等活动。

二、当前文化宫经营管理的管理创新思路

1.财务管理平衡控制管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绝对集权和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都是极其少见的，为了保障经营业务的开展，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财务管理模式都是处于二者之间，以财务平衡的控制模式居多。文化宫应主抓关系文化宫的生死存亡和可能对文化宫经营实体具有战略影响的重大事项与交易实行集权性的财务控制。抓大放小，对于文化宫经营体发展战略与核心竞争、以及在预判中未来对于文化宫经营体发展的影响等小的事宜，可以在文化宫经营实体的统一调控和指导下来实施财务分权控制。具体的做法就是，文化宫只对收支预算与经营业绩如何评估、财务经营总监的任免以及重大投资事项等重大财务决策进行严格控制和预审核，将文化宫经营实体的较低限额投资和微小费用开支、经营收益的奖金如何分配、下属经营单位职工的工资具体发放等的决策权力交予文化宫各下属经营实体或分属部门，文化宫只对经营实体或分属部门实行必要监督与检查。实施财务的平衡控制将有利于文化宫整体财务的目标实现。文化宫下属经营实体或分属部门在审核划定的允许范围内实施自主的经营并自负经营后果，以及对经营服务的模式自行决定，都将有利于在经营管理中体现文化宫的主体独立地位，也对文化宫下属经营实体或分属业务部门经营者真正起到激励作用，同时也可充分提高承包经营者与职工的创造性、责任感、积极性。

2.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文化宫应充分将实际情况与管理要求相融合，从财务与资金的管理体制、固定资产与成本费用管理、利润与利润分配的管理、会计核算、财务成果的预测与考评考核等方面全面入手，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类别，不断进行优化完善和补充，从制度上实施规范管理，靠制度管人。同时，要充分发挥经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健全的以财务考核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体系。要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控制职能，实施检查监督，全面提高考核与检查的力度，通过量化财务数据来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对各个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预警式监控，降低或避免经营风险。总之，文化宫要创新管理模式必须与目前行政管理模式体制分离，充分的做到“政事分离”。政府主管部门要由具体参与向宏观指导转变，最大限度的激发文化宫经营体的独立法人的活力与动力，让文化宫能够行使应有的自主权利并自觉提升服务的水平、自发的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独立的处理事物和承担责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文化宫转变运作的模式指明了大方向，通过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确立以财务考核为中心的控制体系，让群众广泛的参与文化宫各种文化管理工作，将是文化宫经营实体发挥自主运营的活力强有力的措施。

作者：梁振英单位：濮阳市工人文化宫

1引言

太极拳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被称为国粹之一。因为，具有深刻的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太极拳自创编至今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发展进程。然而，目前关于太极拳的起源众说纷纭，对起源的来源多停留在表面，没有进行深层挖掘，甚至一些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观点，仍然被大量引用，一些所谓的公认说法却争议之多，漏洞百出。以下将从社会文化角度对太极拳的概念、起源、演变、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层分析与研究。

2关于太极拳的命名研究

“太极”一词最早源于《周易•系辞》记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意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相互阴阳转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只有这样才能称为至高至上的太极。而事实证明太极拳的拳理和动作的组成和变化，的确处处体现一阴一阳。武禹囊在清咸丰年得到了王宗岳的太极拳谱，其中有一篇《太极拳论》中最早出现有“太极拳”之名称，并沿用至今。王宗岳在《太极拳谱》的太极拳释名中说：“太极拳，一名长拳，又名十三势。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也。十三势者，分掤、捋、挤、按，采、挒、肘、靠，进、退、顾、盼、定也。掤、捋、挤、按，即坎、离、震、兑。四正方也；采、挒、肘、靠，即乾、坤、阴、艮、巽，四斜角也。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即金、木、水、火、土也。此五行也。和而言之，曰十三势”。

3讨论与分析

3.1太极拳的起源研究朱晓东、冯霞的《太极拳发展研究综述》中提到：关于太极拳的起源有五种说法：第一，唐代许宣平、孝道子所传；第二，元末明初武当道士张三丰所创；第三，明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卜所创；第四，清乾隆年间王宗岳所创；第五，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廷所创。王建宇在《对太极拳与导引术的比较研究》中关于太极拳的起源大致有：唐朝（公元618～907年）许宣平；宋朝（公元960～1278年）张三峰；明朝（公元1368～1644年）张三丰；清朝（公元1644～1911年）王宗岳和陈王廷等几种说辞。顾留馨在《太极拳术》一书中对太极拳的起源与创始人指出大致有以下五种说法：唐代许宣平；宋代张三峰；明代张三丰；清代陈王廷和王宗岳。根据其分析，其他的说法都是牵强附会，证据不足等，认为陈王廷才是太极拳的创始人。桑守惠的《太极拳发展策略研究关于太极拳的起源》中关于太极拳起源几种说法：第一，唐代许宣平、孝道子所创；第二，元末明初张三丰所创；第三，明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卜所创；第四，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廷所创；第五，清乾隆年间王宗岳所创。而大多武术人士根据唐豪先生的考证，更倾向于“太极拳为陈王廷首创”一说。由此可见，有关于太极拳起源的几个说法有些许不同但大致相同，并大都根据唐豪的研究认为太极拳是陈王廷所创。

一、社会文化理论对过程性评估的影响

过程性评估，又称为对学习过程的评估，对应终结性评估或对学习成绩的评估。前者是指通过控制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使之最终达到期望目标，并消除学习者现有水平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同时，过程性评估还通过对话协作以及学习者的学习反思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相比后者，有研究表明过程性评估有效地促进了学习者的标准化测试成绩。社会文化理论对过程性评估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调整自我调整

是过程性评估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学习者通过目标设定，对自身认知行为进行控制和调整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是过程性评估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而这一概念与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理念不谋而合。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发展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其能够实现自我教育。”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学习者经历了一个循环往复但又曲折上升的过程。首先是规划阶段，需要对任务进行分解，设定目标及相关行为。其次是实施阶段，对自身的行为、动机进行操控。最后是评估阶段，接受来自他人的反馈并对此进行自我反思。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理念，即在学习者设定学习目标以后，教师或有能力的同伴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支架，具体体现为形成性反馈，对学习者的行为进行即时评估，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通过其他人对自身学习行为的调整以及自我反思，学习者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特别是能够自我教育和自我评估。而学习者将新学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体系实现有效融合，最终实现自身的最近发展区。

2．互动交流Black和William(2009)

针对过程性评估提出了“过程性互动概念，即过程性评估是学习者内在的知识内化与外在的环境刺激和反馈的互动过程。这一概念正是来自社会文化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的本质就是社会交际，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内在因素)从与他人的经验和环境(外在因素)的互动中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知识和原有的知识实现融合并随后存储在长期记忆中，随时有待提取、扩展和做进一步的调整，从而达到知识内化。换言之，过程性评估将成功的学习过程定义为学习者通过内在的观察反思以及外在的积极任务参与并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而这恰恰也是社会文化理论将学习视作互动交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