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理论范文精选

摘要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是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浪潮中的重要实践和理论。由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构成，学者们围绕这三个层次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90年代以来的治理（governance）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进行了超越与替代。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核心价值操作规则治理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含义

开始于30年代的政府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扩张，长期奉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进入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1](p46)

为此，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很快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很快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序p4）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理论，从实践上讲，他是一组政府针对现实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临的危机、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从理论上讲，他是基于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考量，对行政（administration）与管理(management)概念的再认识，对公共部门的抨击的回应，对经济理论的变革、对私营部门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再审视，[3]（pp1-23）以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过程、模式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新时代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事务问题为宗旨，以经济、效率和效能为基本价值的管理理论和心智的努力。

一、行政的困惑

作为市场调节机制的补充，政府应行使其经济职能，在市场失灵领域进行干预、发挥作用。其中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政府提供市场无法供应的关键公共物品，如国防、大型基础设施等;政府通过行政的强制性禁止垄断，保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分配状况，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公平;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维护经济正常运行，等等。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风靡西方世界，政府干预经济成为西方各国竞相效仿的模式，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西方国家战后经济恢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由于政府长期干预经济，并日益扩大干预经济的范围、增加干预经济的力度，一系列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政府机构日趋臃肿;行政效率不断降低;财政日益捉襟见肘;高标准的社会福利入不敷出。各种危机使人们再一次对行政感到困惑，同时也认识到“政府的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需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既然存在“市场失灵”，当然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产生低效和浪费、政府决策失误、政府扩张与内部性、官僚腐败与职能寻租等。导致政府失灵的原因有很多:

(1)政府公务员作为自然人的私欲理性产生其对机构规模扩大和增加预算的追求，使得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2)在政府机构中，很少存在提供同种公共物品的竞争，因此降低了公共部门的效率;

(3)公共部门的低效率和多数政府公务员私人利益的存在，使得政府难以准确掌握市场信息，政府经常在信息不完全状态下做决策。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使得政府介入市场顺理成章，然而政府内在的局限性又造成政府失灵。这使得被马克思•韦伯称为官僚制的公共行政体制陷入困境。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产生的政府干预，促使政府职能不断扩张、分化，由此衍生出的规模庞大、机构臃肿的政府反而在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的双重作用下对公共管理失调、失控，以致政府形象严重受损，产生信任危机。一段时期内，西方国家为弥补政府失灵进行了很多改革，试图通过精简机构、减少政府职能、调整福利制度等方式来调节政府公共行政，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在西方各国不断尝试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一种管理的新视角应运而生———治理与善治(goodgovernance)理论。

二、管理的新视角

一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定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治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猜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心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官僚主义的

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治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熟悉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定上，学知识体系都在静静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第一，从高级向低级变迁。一般而言，高级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也是一种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通常由官员和治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

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第二，从暴力向规劝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应该是公共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第三，从等级向复合变迁。等级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所决定的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

者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单位组成，这些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靠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轻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规劝和复合的形成，使得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学代替统治型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到治理—生活的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

，治理—生活的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文明精神。二从治理型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治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假如把治理型学看成是一种新的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治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轻易降低新公共治理的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治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治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治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熟悉这一点。作为新公共治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治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治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治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治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治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

【摘要】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治理理论移植中国，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治理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中国具体国情，善治的实现困难重重。文章提出要真正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发挥党组织、人大、政协的启蒙、整合作用是中国现阶段最有效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治理；善治；中国化；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23（2006）05-00

自从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一词后，治理理论如同一股强劲的风暴席卷全球，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新模式。因此，许多学者将其作为中国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条新途径，但这一西方的“舶来品”本身并不完美，它也可能失灵，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影响更大；加之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所以在运用治理理论过程中，必须将其合理成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盲目套用，否则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一、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主要特征

（一）有关治理的若干理论界定

【摘要】统治与国家的产生息息相关，统治理论也是经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传统统治理论下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治理理论的产生，给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指导。文章通过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认识到治理与统治的理论是构建新的政府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统治；治理；比较

当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兴起时，治理理论便应用而生，这一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一定影响，并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改革提供可一个新的理论依据。由传统的统治理念向治理这个新的理念转变，是顺应时代变化发展。然而，作为新生的理念，它又有着自身的一些缺陷，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必须予以克服，不能照搬理论。在现今这个时代，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思想文化都达到一定水平，传统的统治理论，已经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新兴的治理理论取代传统的统治理论占主导地位，是时代变化发展的选择。

一、统治

（一）统治的起源

统治一般是指用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统治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兴起的。国家产生了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阶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权，对国家进行管理。如果没有诞生国家这个政治实体，我们也无法谈起统治。因此，我们可以从国家起源这个角度来分析统治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