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精选

摘要：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支撑点，对于构建“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生态宜居”的新农村意义尤为重大，但目前平凉市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明显存在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差、生产方式落后，面源污染仍然存在、水资源禀赋差、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不到位等问题，建议通过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发挥乡村生态振兴专班作用、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公共投资渠道、提升环保部门执法能力等措施，有效解决目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瓶颈问题，加快推进平凉市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步伐。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治理

1平凉市农村生态环境特征

平凉位于甘肃省东部，海拔在890m~2857m，年均气温9.5℃，四季分明，降水量分布不均，冬季雨少。受地域和气候因素影响，平凉的农业作物以小麦、玉米、谷类、荞麦、油菜、胡麻、林果、烤烟等为主，是甘肃省主要农林产品生产基地和畜牧业、经济作物主产区。2022年全市常住人口182.47万，其中，农村人口98.5万，占总人口的53.98%。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529.93万667m3，蔬菜种植面积为4193万667m3，中药材种植面积为6.82万667m3；2022年年末大牲畜存栏53.27万头，牛存栏52.4万头，生猪存栏43.87万头，鸡存栏36.23万只[1]。由此可见农村不仅给城镇居民提供生活补给，同时是城镇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但从现状来看，受全市经济发展制约，平凉市农村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发展水平缓慢，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方式滞后，农村生态环境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2平凉市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2.1从顶层设计上实现了制度规范化2022年，平凉市先后起草颁布了《平凉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平凉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制定了《平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标准化建设方案》《平凉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规范化示范创建工作方案》《平凉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伍队列训练制度（试行）》，《平凉市关于促进乡村生态振兴工作实施方案》《平凉市乡村生态振兴工作专班成员名单及工作职责》《平凉市乡村生态振兴工作专班工作规则》，从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和义务、执法机构规范化、装备现代化、队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等方面进行了完善，明确了乡村生态振兴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贯彻落实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决议的情况，请予审议。

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决议组织实施情况及取得成效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决议》，要求市政府结合我市生态环境现状和社会发展要求，围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目标，按照“生存和谐、生活健康、生产清洁”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务求实效的原则，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推进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力争通过五年努力，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大，减排目标全面完成，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此后，市人大专题审查了《*市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五年规划（20*-2011年）》和《20*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市人大代表对20*年度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和百日环境污染整治专项行动进行督查，有力推进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

决议作出以来，市政府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作为政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围绕《决议》提出的目标、对策和任务，高度重视大环境整治和源头治理，加大“生态*”的建设力度，努力将环境综合整治向全市农村延伸辐射，推进了市民关心的热点难点环境问题的解决。

在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的任务完成和落实上，具体做到了“六个强化”：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为认真贯彻落实《决议》精神，切实加大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力度，市委、市政府调整充实了由市委书记为组长、市长为常务副组长的生态市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意见市生态办组合了市联创办、市整规办、市重点办、市水环境整治办、市重污染整治办、市城河治理办的力量，形成全市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的组织结构和工作网络，具体开展全市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宏观调控、统筹规划和组织管理、指导、督促及协调等工作。市政府还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思路、相关规划和工作措施及阶段性重点工作，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强化规划编制。市政府以《决议》为依据，以生态市规划为基础，结合市政府五年主要工作安排，编制并下发了《*市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五年规划（20*-2011年）》、《20*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并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市级各有关部门和各镇、街道。三是强化督查与考核。市政府把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列入了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和《效益和谐新*评价指标体系》，并加大了考核力度。同时制定了《*市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任务督查督办工作制度》和《20*年度*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考核意见与考核评分标准》，并对各镇(街道)和市级有关部门开展了年度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四是强化资金投入。市政府加大对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财政投入，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环保项目补助及生态建设宣传和创建工作奖励。今年根据慈政发〔20*〕71号文件精神，用于20*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的补助达391万元，根据慈政办发〔2005〕76号文件精神，用于20*年度生态建设系列创建奖励163.5万元，20*年己立项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项目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万元。另外，我市积极运用价格机制培育治污市场，今年以BOT模式启动日处理1200吨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同时申请宁波环保专项补助资金230万元启动污泥焚烧发电及9个镇的公厕粪便集中沼气处理工程建设。把汤浦引水工程、*江引水工程、姚江引水配套工程、市域污水治理工程、漂印染及电镀等重污染企业整治列入市重点工程，为工程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资金保障，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环保问题。五是强化严格执法。继续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和“经济规范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工作，截止目前，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镇和街道组织开展了9次“零点行动”，调处1973件环境投诉案件，作出436件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达到926.3万元,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达到210件,对9家企业作出限期治理,关闭或停产整顿55家,挂牌督办企业15家,有效的震慑了环境违法行为.六是强化舆论引导。市委、市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列入了全市领导干部、公务员和中青年后备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在全市各中小学继续开展环境教育和系列环保主题活动。实行了“重点排污企业法定代表人向社会公开承诺制、违法排污企业公开曝光制和作出公开检讨”的“三公开”制度。对群众关心的环境质量进行公告，引导市民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使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地方政治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1.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应该首先表现为宪法之治，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必须以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的宪法化为必要条件。“现代化”与“宪法化”相互依存，彼此促进。没有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的“宪法化”，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的“现代化”也就无从实现。其次，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是重塑宪法权威的关键环节。宪法是国家根本的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也是共和国政权合法性唯一的法理性源泉。作为民主政治规范实践的必然产物，宪法不但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和宏伟蓝图，也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则，特别是为规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重大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公平合理的解决渠道。宪法的社会认同与有效实施，不但决定着地方政治生态治理活动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也决定着政治生态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也是整合国家权力、政治架构，规范权力运行、捍卫宪法尊严的基础和前提。当前，在地方的政治生态中，一些重点领域、重要岗位或关键环节，普遍出现了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不良现象，部分地方和领域甚至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显性化，这不但架空了国家的政策法规，固化了利益藩篱，也严重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影响到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落实。因此，必须从重塑宪法权威的高度，从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实现地方生态治理现代化入手，确立宪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法治化中的核心地位，保证宪法实施，维护法治统一，对自行其是、公权私用，阳奉阴违、相互勾结侵吞国家、集体资财，甚至大搞权权、权钱、权物、权色交易，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空气的团团伙伙、结党营私和吏治腐败行为，坚决予以彻底铲除。

2.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安乐的重要保障。列宁说：“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这就意味着，作为法之最高统帅的母法，宪法不但要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从宏观、全局的高度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宪法要对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平衡与规范。不仅要使国家权力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还必须立足于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铭刻在公民的心底，并得到发自人民内心的认可和遵从。在这一意义上，良好的地方政治生态既可以为权力权利的和谐平衡与良性互动提供正向条件的支持，还可以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提供强大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事关人心向背。“一个廉洁与安全的政治生态是政权、民众与官员多赢的基础。”优良的政治生态环境建设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态治理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行动。从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来说，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过程始终是围绕“为了谁、依靠谁、结果有利于谁”展开的。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凝聚人心，激发斗志，鼓舞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反之，就可能泯灭信心，涣散斗志，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宪法权威。换言之，政治生态环境治理决定着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与具体结果，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幸福安康的重大政治问题。如果不能从宪法上全面认识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是一句空话。在当前新的治理模式下，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的要义在于通过宪法凝聚社会共识，在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的治理实践中，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二、地方政治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困局

1.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政治条件，集中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活状况，事关发展全局，引领社会和谐。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包括了政治变迁的社会整体进步的历史过程。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的地方政治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极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伴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上呈现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淳的健康态势。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些地方，政治生态环境不佳甚至被严重污染并趋于恶化的情况确实存在。在中央的高压反腐行动中，接连被打掉的一批横行霸道的“老虎”和困扰百姓的“苍蝇”表明，我们在地方政治生态治理、优化政治生态环境问题上，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与此同时，一些窃窃私语也随风而至，宁可不作为、也不犯错误的懒政思维；独断专行、随心所欲的决策方式；阿谀奉承、颐指气使的君臣关系依然相当普遍的存在着，社会默许的“潜规则”依然大行其道。迹象表明，地方现有的政治生态不但离我们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国泰民安的理想状态相距甚远，甚至连政治生态治理正常化的最低要求也难以达到。地方政治生态现代化治理任务，在复杂严峻的形势面前，尽管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处于窘境之中。首先，地方政治生态治理过程缺乏宪法至上的法治思维。地方政治生态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和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法治生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政治生态引领法治生态，法治生态也影响、浸染政治生态。从政治生态系统形成发展的历程看，以政治权力运行为主要推动力的政治生活，有其内在的正向价值规律，并基于其积极的政治价值面向进而演进形成了获得普遍遵行的稳定政治秩序。无疑，现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正是社会政治价值积极面向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但是，令人感到沮丧和不安的是，由于缺乏宪法法律的敬畏之心，党政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滑坡和非法治思维方式一直是困扰地方政治生态的最为严重的病变。一些掌握了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惯于官商同盟、腐化滥权，大搞“金钱政治”、“裙带政治”，将公共权力的运行场域视为寻租腐败的“贸易货栈”，不但导致组织涣散，政令松弛，而且也冲破了社会伦理的基本底线。这种历史传统的相因承袭和体制机制的流弊张扬，导致良好政治生态的本能预期在相当程度上被无情扭转。美国学者伯尔曼认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对于现实中的少数腐败官员而言，职务和级别的利益诱惑几乎成了唯一的激励资源。他们不但对政治文明的价值趋向缺乏应有的敏感，也颠倒了宪法确认的权力来源。“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少数腐败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导向和示范作用，不但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极具欺骗性的毒害了正常的社会氛围，“严苛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的雾霾心态肆意蔓延。这种无视党纪国法的行为，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亵渎了宪法法律的尊严，增加了社会公众对反腐效果的挫败感，扩大了社会腐败的容忍度，以至于完全颠覆了社会公众的反腐认同，严重污染了地方政治生态。因此，地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把宪法思维方式的形成和运用放在第一位，努力引导、培育和塑造宪法思维和法治文化氛围，为优化政治生态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其次，地方政治生态治理难题与央地政治信任结构的失衡密切相连。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处理央地关系上一直是分权的思路，就是中央、地方分权，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事实证明，这种分权的思路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上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甚至把央地关系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认为地方政府的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有非常大的动力去发展经济。”

2.也正是在这种央地分权的关系互动中，社会公众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得以充分的激发和宣扬，经济上的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价有偿、公平竞争等法则很快扩展到政治文化中来，并进而收获到社会公众对法治国家、服务政府和民主政治的普遍赞成。然而，在政治文化实现重大转变的同时，这一转变本身也改变了既有的地方传统政治生态，带来“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失衡危机。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地方治理能力的提高与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善。应当认为，造成当前“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原因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它既可能是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文化的遗产，也可能是中央与地方理性选择的结果，更可能是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体制所造成的意外后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政治生态的民主化、制度化、秩序化有很大进步，但地方政治生态存在偏信中央政府的现实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从地方政治生态造成破坏性的震裂度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大国，央地政治信任结构的失衡所导致的政治生态问题，甚至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政治动荡。因此，“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任何理由对民众的不信任掉以轻心。要跳出信任危机，避免演变为重大的社会危机，必须建立起中央政府同基层政府以及社会民众的直接关系。”第三，地方政治生态治理未能有效防控“一把手”的公共权力。一国政治模式的形成，依赖于宪法设计所蕴含的基本政治理念与长期的政治运作实践。从宪法设计上看，现行《宪法》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说明，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宏观上看，几十年来，“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我国政治模式运行和政治稳定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社会政治良性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这一基本原则的有效落实，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人独断专横，从而消除权力腐败的根源，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在地方政府权力架构的微观视野中，“一把手”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一把手”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主导并深刻影响着一个地方“软性”的政治生态。事实上，“一把手”权力集中、地位特殊，很容易致使他们利用其所掌管的体制内的合法性资源，构建出层级各异彼此交错的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私人政治关系网。尤其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把手负责制”则直接摧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邓小平所批评的“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

为进一步落实市“省会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动员会”精神，进一步改善全市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结合我市环境保护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先导，以污染减排为主线，坚持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三措并举，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全民运动，坚决打好洁城净天、清源净流攻坚战，让全市人民呼吸上洁净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放心的水。

二、工作目标

（一）市区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力争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二）邵村排干渠出境断面COD浓度要稳定控制在100mg/L以内；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摘要：矿业人员分流问题是当下我国矿业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矿业人员结构性失衡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矿业企业改革、矿产行业产业升级、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本文分析了目前矿业人员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了解了目前我国矿产行业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矿山环境治理解决矿业人员分流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矿业人员；结构性失衡

矿业人员分流问题是当下我国矿业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国家发改委就煤炭去产能征求意见稿显示，2016—2018年我国仅煤炭行业分流人员就高达100万人。矿业人员分流问题的实质是矿业人员结构性失衡，在矿业发展模式上体现为矿山开采与矿山环境治理结构的不平衡，开采多、治理少，导致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不足。据《2015中国矿产资源报告》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矿山损毁面积为303万公顷，本文根据2003—2012年《中国矿业年鉴》数据测算，全面整治矿山环境问题需花费约7111亿元。通过矿山环境治理解决矿业人员分流问题，是实现矿业经济绿色化、环境治理专业化、人员安置规范化的新出路。

一、当前矿业存在人员结构性失衡问题

我国矿业在发展黄金阶段，吸收大量人员、尤其是基层员工以满足生产需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市场需求下降、产品价格下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等综合因素导致矿业人员结构性失衡问题浮出水面，直接表现为产能过剩、库存高企，而矿业专业人员缺乏，无法适应国际竞争。生产效率低而劳动力富余的矛盾，使企业陷入生存困境、生态危机局部爆发。矿业人员结构性失衡具体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1、矿业一般性人员过剩，专业化人员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