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论文范文精选

一、生态旅游发展必要性

（一）吉林省生态旅游优势

首先，生态资源丰富。吉林省县域资源形态各异。如长白山21个县自治州，东部水资源、森林资源丰富，中部及境内农业资源丰富，且草原湿地较多。其次人文资源便利。如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特色鲜明，拥有浓郁的民俗风情。如，左家镇特产观光生态园、安图国营福满林场都被列入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最后，交通条件便利旅游产业基础雄厚。

（二）吉林省生态旅游劣势

首先，旅游创新能力不足。从目前吉林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来看，景区形象设计、旅游线路设计、产品开发营销方面有明显不足之处。其次，缺乏联动力导致人力资源匮乏。吉林省区域经济生态旅游缺乏专业人才，以森林生态旅游为例，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严重匮乏。同时，缺乏一定的文化底蕴。紧邻生生态旅游文化仅停留在表面，缺乏一定的民俗文化、地址文化以及民间传说等。这导致县域经济优势没有完全开发应用。

二、生态旅游发展原则和途径

1经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

人类在寻求高科技，高经济增长速率时，生态危机随之产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污染几乎波及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环境。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时间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了近10%，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甲烷、氯气、氮氧化合物等剧毒气体的含量也在显著增加。这除了直接危害人类和生物界的生命之外，还将造成影响世界性气候变化的“温室效应”、因臭氧层减少而带来的紫外线过多、通过化学反应而形成的“酸雾”“酸雨”等等。目前世界上有20亿左右的人饮用受污染的水，每年有上千万吨的石油、几百万吨的垃圾、几万吨有毒金属被倒入海洋，部分海域已经成为“死海”。和谐的生态系统平衡也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面临崩溃。有资料显示，在人类大规模砍伐以前，世界上的森林和林地覆盖面积约60亿hm2，而到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木本植被总面积则只有45亿hm2。森林的破坏是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土地沙漠化、物种退化的主要原因，同时还导致物种的持续减少。地球上原有的500～1000万生物物种中，现在平均每天有一个物种消失。根据对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调查，如果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21世纪初将有12%的鸟类和15%的植物种类消失。目前全球每年约有600万hm2土地沦为沙漠，沙漠化土地已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5%，有2/3的国家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

2生态危机与生态伦理

生态危机的发生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迫使人们不得不立即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为了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并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于是科技与伦理2者互为前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合——生态伦理学。所谓生态伦理学，就是研究由人性决定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的人类行为的价值理念与价值规范的实践哲学。生态伦理学认为，就是要承认人的利益，又要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但是满足人的利益常常要损坏或牺牲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如何作出选择?如何协调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呢?人们普遍认为，生态危机并不是自然环境本身变迁造成的，而是人类滥用自然环境的结果，人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必须依靠高科技手段，调动人类所有的伦理智慧，提高资源利用率，开发非耗竭性资源和可再生资源，如此才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达至未来人类社会的和谐生态。生态伦理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人类利益而对人类生态行为的限制，也不仅仅是为了尊重自然存在物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对人类生态行为的约束，而是人类实现自我完善的基本途径，是人类达成心理健康的必要环节。

3循环经济的理论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它的根本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的发展目标。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流动的生态经济，其社会经济运行活动的目标是追求资源的减量化、产品的重复使用和再循环使用，即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又叫做“3R”原则。它要求物质通过优化组合，不断把废物盘活变成资源的过程。循环经济要按照生态规律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确保生态平衡，以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循环经济要求以环境优化的方式利用当代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最后达到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完全转变。这必然反映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特征是强调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强调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出发，寻求社会、生态和经济协同发展的最佳方案。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明白自身活动对于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长远影响和后果，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

1生态农业的内涵解读

现代农业主要表现为现代石油农业、现代生态农业等各种不同的模式，因为现代石油农业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巨量化学物质的投入来提升产量与经济收入的，因而也造成了对水资源的极大消耗，甚至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了恶化，所有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随之，生态农业这一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尽管全球范围内各国关于现代生态农业的名称有所不同，一些国家称之为有机农业，一些国家称之为生物农业或者无公害农业，还有一些国家称之为持续农业等，但是对于其内涵之理解却是一致的。生态农业事实上是应用生态学的原理以及系统科学的方法，将现代科技和传统农业技术加以结合，全面而合理地运用自然资源以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环境等方面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让农业能够走上良性循环之路，所以，它已经逐步成为如今全球农业发展的重要潮流之一。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之间具备了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循环经济理论认为这反映出人类积极寻求和自然界和谐共处之理念。循环经济运用于农业上即为生态农业，所以，生态农业也属于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农业之实质在于用环境友好方式来运用自然资源以及环境容量，从而实现我国农业经济活动趋向于生态化，实现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相互统一。有鉴于此，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之间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两者均要求在农业生产活动之中和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形成良性发展的新机制，以达到节约资源与重复利用能源之目标。

2循环经济条件下生态农业的基本特点

（1）资源化

也就是要以污染排放的最小化为主要目标。应当针对产业链之输出端，即废弃物，以充分提升绿色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要运用对废弃物实施多次的回收、利用与资源闭合式循环，从而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而。资源化原则是一种输出端的方法，能够将废弃物再一次地转换成为资源，从而减少最终的处理量，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废品回收以及综合利用。为了和资源化的过程保持适应，消费者要提升购买再生产品之意识，从而促进循环经济之实现。

（2）再利用

一、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对于西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建设生态环境是西部绿色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进行公路、铁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前提，是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西部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可以改善投资环境、推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适度消费模式的建立，推动能耗物耗高、经济效益差、破坏生态严重的产业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工艺，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培育新兴产业，带动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改善地区形象。

（二）建设生态环境是西部大开发大战略的重要内容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西部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如果只是追求经济建设，而造成环境破坏，人民的幸福也无从谈起，因此，西部大开发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手同时抓，建设山川秀美的新西部，保护好生态环境首当其冲，如果在西部大开发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其他方面的成就再大，西部大开发也将归于失败，不仅会影响到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威胁到西部自身的生存，给全国整体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三）建设生态环境是西部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的状况又从某种程度反映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相协调，这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在发展当中忽略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也就是破坏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所以西部地区要避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弯路，坚决防止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换来一时的发展。

二、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1999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明确要求“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此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一直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西部地区局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但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

——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

在20世纪中国的乡村革命与“继续革命”进程中，“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时期，“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持续10余年的“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热潮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围绕“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然而，如果说革命与生产的“系统矛盾”是理解革命现代性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一矛盾是在什么样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下如何实践地生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其原初实践形态进行话语做历史考察。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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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数易其稿，黄宗智先生曾耐心阅读所有稿件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在此，谨对他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非常感谢应星与其他两位国际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其中一位匿名评审直率而细致的批评促使我在一些实质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论证与澄清。另外，白凯(KathrynBernhardt)教授、陈慧彬、安陶(NormanApter)也曾提供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将革命一生产之矛盾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46～1948年间在北方诸解放区乡村开展的运动，并试图经验性地揭示北方时期的“翻身”实践与“生产”实践如何构成了话语一历史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进程。本文认为，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成革命一生产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已经预示了未来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构性张力。

近10年来，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中国学者加入研究行列。①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是将北方运动的历史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北方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在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