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论文范文精选

本文作者：胡培育韩春荣李兴孟作者单位：中共铜梁县委党校

铜梁县社区治安问题分析

（一）社区防控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

社区虽然配备了四职干部，但主要是协助街道办做一些常规的日常管理事务，社区干部和社区居民普遍认为社区治安是公安机关的工作，主动参与社区治安防控意识不强（打印稿，2011）；公安机关存在重破案、重打击、轻防控、轻管理的倾向，社区治安防控工作长期处于薄弱状态；司法机关虽进行了法制宣传，但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安防控工作较薄弱；政府重视社区治安防控工作，但更重视硬件建设，对居民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工作机制健全等方面还较薄弱。

（二）社区群防群治力量急需整合

根据社区治安防控的要求，铜梁社区近年来组建大量群防群治力量：一是专业保安队伍，承担各单位门卫看守任务；二是治安辅警巡逻队，在社区民警的组织带领下，主要开展社区小巷治安巡逻和卡口堵截、检查、守候工作；三是小区治安保卫委员会，主要由各居民委员会成员担任，参与收集、报送涉及社会稳定和治安问题的情报信息；四是治安志愿者队伍，主要参与维护治安秩序、小区巡逻、法制宣传等工作；五是以承包人身份出现的专职安保队伍，如助动车、自行车看管公司等。但各群防群治队伍没有统一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未能形成合力。同时，缺乏有效监督，缺乏内部监督、考核力度，常有坐岗、睡岗、脱岗现象发生，使防控机制脱节。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东莞市大岭山镇辖属大塘朗、新塘、马蹄岗、金橘及中心社区5个社区400名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共收回有效问卷371份，其中男195名，女176名；平均年龄70．6岁；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小学为主，分别占32．39％、22．25％、34．79％；职业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分别占52．84％、31．75％；月收入以大于1000元为主，占56．20％；医疗保险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占75．70％。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在60岁以上，无严重视力、听力障碍和精神疾患及语言沟通障碍，自愿参与本研究。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正式调查前先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结果修改完善后进入正式调查。正式调查前全面培训调查员，统一调查标准。采用入户面对面询问方式进行调查，所有问卷由调查人员填写并当场收回。

1．2．2调查工具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东莞市社区老年人护理需求现状调查》问卷。问卷调查内容：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水平、医疗保险状况等；患病情况，如高血压病、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肿瘤等；护理需求，包括对健康指导、定期体检、上门诊疗服务、家庭访视、家庭病床等的需求；护理需求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经济水平、职业、文化程度、慢性病患病情况、医疗保险等。

1．3统计学方法用EpiDate3．1录入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描述，单因素分析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用Logistic回归，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意义。

一、重塑地方的人群关系

1.公共艺术和自治式的社区再造

这其实仍是一个和现代主义城市相关联的命题。传统的社区和邻里在现代主义运动中已经瓦解，西方城市大多面临的是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因人口迁移而产生的某些社区的空心化问题。而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更多的是邻里关系的退化，人际关系的疏远。但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社区问题都是人群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也帮助人们寻找到归属感。一个运转良好的社区一定也是一个具有相当自治能力的社区，但是要让居民愿意投身到自己社区的管理当中，需要一些激励因素。对此，显然没有比具有某种艺术气质的集体活动更好的形式了。艺术家作为社会当中的活跃分子，自然地可以成为某种粘合剂。在荷兰的“厨师、农民、妻子和他们的邻居”艺术项目中，艺术家通过日常的农业和烹饪来开展艺术文化项目，从而达成社区结构的重新构建。另外一个案例是巴西的“米利亚姆艺术俱乐部”（JardimMiriamArtClub）项目，也同样看到艺术家对于社区的贡献是超越政治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几年前的曹杨新村公共艺术活动是公共艺术重塑社区生活的典型案例。作为一个曾经辉煌的老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日益衰败和边缘化。公共艺术活动的入驻，不只是试图在面貌上对社区进行修饰。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居民参与到公共艺术活动当中，或是成为艺术家创作作品的助手，或是通过自身对于艺术的观感和互动，以最终完成某件公共艺术的形态。在一个没有太多自治意识的社区，公共艺术的介入通过重新塑造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自我领导意识，以达到社区再造的目的。

2.公共艺术和族群的融合

在这个地球上，人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是对于差异和分歧，人们往往更愿意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艺术不能避免战争，但是艺术确是医治战争创伤的良药。在西撒哈拉的“提法里提”（Tifariti）项目中，每年的公共艺术活动看上去已经成为战争之后的节日，它帮助人们遗忘战争，重建这里的地区认同，重建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另外一个例子是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协议换来的和平并不能消除人们心中的仇恨。在“乌鸦巢”（Crow''''sNest）项目中，我们看到艺术对于政治问题的干预。以鸟类的和平隐喻来逐渐取代军事要塞所带给人们的关于冲突的联想，使得政治问题在大自然当中解体，从而尽快消弭不同种族之间曾经的心理对抗。通过这类公众参与的艺术项目，或许能够将和平的希望撒播到不同的族群之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也越来越自由，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移民问题。美国有移民问题，那是跨国界的；但是在相对民族比较单一的中国同样也存在移民问题，农村人口在向城市移民的过程当中，往往不能很好地融合到新的社会当中，而这个融合的问题往往不是在政治层面通过一些平权法案所能解决的。对于这些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而踏入未知领域的人们，不仅是社会学家，艺术家也应该有这个义务对他们进行帮助，并通过公共艺术来唤醒全社会的良知。相似的，还有弱势群体的问题。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经历了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之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仍然是个显著的问题。所有因为性别、职业、身体等等的差别而引发的歧视都应该是公共艺术所指向的议题。在这方面，公共艺术应该是公众的引导者，应该致力于消除对于少数群体的歧视，加强不同人群之间的融合。

二、重塑地方的发展

摘要：在我国，社区建设首先是从权力的配置和再优化展开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针对社区公共权力再划分的制度安排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市社区的组织结构呈现出复杂化的特征，社区体制因而也呈现出多元化并立的态势。本文在总结社区建设的理论构架的基础上，以公共权力的划分为主线，探讨了社区组织体制创新的相关问题。

一、社区建设与社区权力配置：理论与现实的比较

在社区范围内，划定合适的政府(广义的政府，后文同)权力边界涉及到社区公共权力的界定，这是一个权威组织同社区自治组织的分权问题。在规范的理论背景下，社区权力配置及其运作产生问题的原因不外是两个一是缺乏相关的理论基础做支撑，二是运作过程中对相关理论的曲解或者背离。大体总结起来，政府与社区公共权力关系的理论主要在三种意义上被广泛地运用：

(一)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构架，侧重于政府权力的权威地位，主要形式是政府的作用介入社区生活。

这一理论认为，社区不仅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源泉，也是考察现代社会权力的重要场所，因为社区本身就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相互作用的重要领域。美国学者韦尔什说;“城市政治是否具有良好的功能往往反映出国家政治是否具有良好功能的问题。”

由于城市社区建设涉及到市民的全部生活，它在政治生活上的表现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发展的系统过程:一方面是国家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是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诉求。社区就这样内含着国家的政权权力和市民的政治权利两个空间，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建设。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社区发展和经济发展》文件指出:社区发展是政府和市民的双边合作的行动，它有两个条件，即政府的支持和人民的参与。联合国文件精神反映的是社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政府用社区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指导地方政治的发展，并对行政领导、资源动员、政策倾斜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等给予支持以外，还以财政支出和福利服务的方式介入社区的生活之中，以实现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当今发达国家大都以此构架作为社区发展的政治政策的理论支撑。显然，政府介入社区的管理生活决非中国才有。

摘要：在我国，社区建设首先是从权力的配置和再优化展开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针对社区公共权力再划分的制度安排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市社区的组织结构呈现出复杂化的特征，社区体制因而也呈现出多元化并立的态势。本文在总结社区建设的理论构架的基础上，以公共权力的划分为主线，探讨了社区组织体制创新的相关问题。

一、社区建设与社区权力配置：理论与现实的比较

在社区范围内，划定合适的政府(广义的政府，后文同)权力边界涉及到社区公共权力的界定，这是一个权威组织同社区自治组织的分权问题。在规范的理论背景下，社区权力配置及其运作产生问题的原因不外是两个一是缺乏相关的理论基础做支撑，二是运作过程中对相关理论的曲解或者背离。大体总结起来，政府与社区公共权力关系的理论主要在三种意义上被广泛地运用：

(一)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构架，侧重于政府权力的权威地位，主要形式是政府的作用介入社区生活。

这一理论认为，社区不仅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源泉，也是考察现代社会权力的重要场所，因为社区本身就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相互作用的重要领域。美国学者韦尔什说;“城市政治是否具有良好的功能往往反映出国家政治是否具有良好功能的问题。”

由于城市社区建设涉及到市民的全部生活，它在政治生活上的表现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发展的系统过程:一方面是国家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是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诉求。社区就这样内含着国家的政权权力和市民的政治权利两个空间，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建设。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社区发展和经济发展》文件指出:社区发展是政府和市民的双边合作的行动，它有两个条件，即政府的支持和人民的参与。联合国文件精神反映的是社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政府用社区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指导地方政治的发展，并对行政领导、资源动员、政策倾斜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等给予支持以外，还以财政支出和福利服务的方式介入社区的生活之中，以实现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当今发达国家大都以此构架作为社区发展的政治政策的理论支撑。显然，政府介入社区的管理生活决非中国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