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史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一向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透视江南地方社会的讨论则显得比较薄弱。本文回顾了以往大陆、港台和海外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主要脉络和学术取向，并对城乡界线及其运作机制等前沿问题作了必要的思考。

[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面：一，汉学论著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要求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二，由于这项工作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为“彭彪”（第页，注），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倒数第行：“储同舒（音，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此处把“Ch’uTung-Tsu”误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年）一书中第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经许多学者研究证明，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规模上都较以往各朝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其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较完善。可是，对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问题，则研究不够。徐建青的研究【1】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还有多方面设施建设没有涉及。一般来说，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涵蓋面十分广泛，本文将探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交通（路、河、桥、渡船①）、交易（集市、货栈、铺房、旅店）、保安（巡船、巡役、航行标志、救生桩、救生船）三方面设施建设的投入问题。

一

在交通设施建设中，全国主要路、河、桥，由政府投资建设。政府把修建路、河、桥，作为各级官员的职责，顺治元年、雍正三、七、八、十三年、乾隆十五、十六、二十六、二十九、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五年、嘉庆四年，分别下达修理、维护的谕令。【2】(卷932《工部·桥道》)道光八年重申：“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者，地方官查勘应修之处，详报督抚奏明修理。”【3】（卷146，道光八年十一月乙巳，P．242）由于当时所建道路多为土路，修理起来较容易，各地官员大都能较好地完成。“惟良有司知道路、桥梁，皆王政之大，以时加意，无令病涉，庶有济焉。”【4】(卷19，《津梁》)康熙十四年，黄梅县受到洪水灾害，道路被损坏。知县李成林向黄州府申请修路，获得批准。府下拨银谷，李成林同县丞楼自新“分头督率，惨淡经营，仍捐赀，并设法募助，四阅月，工乃告成。”此役“共雇募人工四万有余，约工价一千二百两有零”。为使官道无坑陷之患，李成林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令民“运沙一斗，给粮一升”，不到一月，百里官道铺沙完毕。李成林得到政府奖励，纪功一次。【5】河道的疏挖，在道光年间是十分繁重的工程，当时黄河经常泛滥，堵塞运河、淮河，严重影响了官方漕运，商品流通的运道，以及农业生产。“近年例拨岁修抢修银两外，复有另案工程名目。自道光元年以来，每年约共需银五、六百万余两。昨南河请拨修堤建坝等项工需一百二十九万两。又系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而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黄河挑工耗费，又不下一千余万之多。”【3】(卷145，道光八年十月乙未，P．226～227)

各地区的道、河、桥则基本上是民间（包括官员以个人名义的捐助）捐资修建。民间修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公买义路”；“捐地为往来通衢”；【6】(卷之10，《人物》)或捐廉、捐银修筑，并在道路旁边设有茶亭、路灯等设施。【7】（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贵州巡抚黄国材奏，7辑，P．390）【8】（卷11，《风俗志》）以陕西省桥梁为例，雍正时期共修建30座，其中官建只有一座。知县等各类官员修建的有11座，这中间可能包括官员用公款建筑，即政府出资的情况。即使把11座桥梁都算作政府出资，在全部桥梁中也不占多数。而民间投资自建、修建的桥梁占绝大多数。【9】（卷16～17，《关梁一～关梁二》）“与明代相比，清代民间捐修的数量明显增多。”“民间捐资恐怕已成为地方交通事业的主要力量。”【1】在各地方志中，普遍反映出这种情况，有的占该地区总数的一半以上。②

政府规定在各地的河流沿岸设立渡船，“以渡南北往来文报、差使”，史书称为官渡。渡船、渡夫、修船经费由地方政府支付，如有损坏，也由地方政府修补。乾隆“六年，更造一次，由司库给领银一百六十余两。嘉庆十八年，改由阳曲等十县摊捐。”【10】（卷39，《工制·水利五·通省官渡处所》）民间捐建的渡船，在一些地方志中称为“义渡”。四川万县“湖滩上义渡，乾隆初年张灿若募设。”“黄连咀、陈家坝、担子坝三处义渡，嘉庆年间陈大方、大中、杨学儒等捐设，历数十年就废。道光年间陈光烈、光党等，倡募置业，三渡复兴。”【11】（卷12，《地理志·义局》）因此官渡、义渡均不收渡钱。江西“至渡钱一项，除向系官渡、义渡不取钱文者仍照旧外，其余民渡，凡内河小港准取钱一文。”【12】（卷1，《渡船条规》）乾隆八年湖南也规定：“官渡渡夫不许需索钱文、米谷，民渡小船亦不许多勒渡钱。”【13】（卷2，《兵律·关津》，《江河渡口无论官渡、民渡，不许冒险多载。凡遇空手过渡，每人止许取钱一文，挑负货物、行李，每人取钱二文，多索从重治罪，刊刻禁约，竖立渡口》）对民营渡船，政府限定渡价、载人量，进行管理。从目前笔者见到的史料看，广东的情况与大部分省不同。广东全省的渡船，都向乘客收钱，政府向渡户收取渡饷。乾隆时详定章程：“各府州县所属地方，设立渡船。……征收渡租谷，咨报充饷。如有应设之处，先由该管州县勘明该地方实在情形通详，候奉批准。示召年力壮健，熟识风色、水性之人，承充渡户。一面取具供结，并铺户、渡邻保结。由州县加结申府，转缴藩司详院，饬府给帖开摆。不准一人兼承数支，网收渔利，及霸埠批租，私顶私摆情弊。”【14】（卷3，《户例下·税饷·各省渡饷》）有时也让附近村民摊纳，如靛行渡，“昔被豪右占踞。雍正元年，奉抚宪禁革，勒石永为官渡。其渡饷，归附近乡村摊纳。”【4】（卷19，《津梁》）

在交易设施建设中，设置市场进行交易，需要征收一定的商业税，因此城镇市场多为政府设置。集市也以政府设立为主，民间捐助设立为辅。各地乡村中的集市，有部分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也有相当部分是清代建立的，大概是先有民间自然形成的交易市场，后由地方政府承认，并对其进行管理，征收商品交易税。也有由政府强制官员捐资建立的集市，这类集市应视为政府行为。但与修建路、桥等设施不同，如果集市只占地而没有店铺等设施，也就不需要投资了，“在北方，村镇的定期市都是在道路上，或者和道路相连的广场上举行，为此特别建筑房屋，似乎都是没有的。”【15】（第3卷，P．96）“北方市集各有定期，边境之人络绎趋赴，各赁坐地，陈货于左右，交易者权其值而与之。”【16】（卷之1，《地舆志·集市》）

【内容提要】清代中叶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在18世纪末出现了人口过剩现象和人口危机，对当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清中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病变，如资源短缺、物价腾涨、生态恶化、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等等，正是这些病变导致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举步维艰。

【关键词】清代中叶/人口压力/经济社会病变

关于清代的人口问题，近些年来学术界颇有研究，且成就斐然（注：主要成果有：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等。）。但对清代人口，尤其是清中叶人口发展的看法却是聚讼纷纭。本文的重点在对清中叶（1741—1851）的人口压力作实证分析，并进而探讨人口压力对当时社会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分析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