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之美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儿童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美术能刺激儿童的感官,以唤醒儿童的表达欲望,数学如一个五彩缤纷的乐园,处处充满着美,美感能激发人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

1问题的提出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教育变革,基础教育要向素质教育推进,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为科学基础的数学学科,课程的研究和改革尤为突出与重要。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儿童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美术能刺激儿童的感官,以唤醒儿童的表达欲望,数学如一个五彩缤纷的乐园,处处充满着美,美感能激发人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在数学教学中,怎样挖掘数学的内在美,怎样用美去感染熏陶学生,使他们以愉悦的心情投入到尝试中,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拟进行“小学数学与美术整合的研究”实验。

2现状分析《中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其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

它不仅要考虑数学自身的特点,更应遵循学生学习数学的心理规律,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过程,进而使学生获得对数学理解的同时,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方面得到进步和发展。人的塑造、人的建构、人的发展始终是数学教育的最高目标,它要求教育所培养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劳动者,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高尚的审美情趣,既能创造又懂得享受的人。仅仅“用专业知识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它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根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辩别力。

3课题界定《中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学生的数学学习内容应当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这些内容要有利于学生主动地进行观察、实验、猜测、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

摘要：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大学数学教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将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当今社会对高等院校学生的综合素养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教学价值的实用性发挥。一部分高等院校开始立足于高等数学教育改革的实际，将数学文化与大学数学教学更好地合起来，在教授数学知识的同时传播数学文化，最大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水平，也培育了学生良好的创新精神，致力培养出人文素养较强的专业人才。本篇文章以大学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为着手点，着重探究了应该如何在大学数学教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数学文化教育。希望本篇文章可以带来相关人员一些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大学数学教学；数学文化；研究与实践

1大学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1.1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水平

大学数学不只是高等教育中的一门学科，更是一种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学文化。数学文化从狭义上来说是指数学这个学科的学科思想以及相关的数学方法甚至是数学的形成和发展。从广义上理解数学文化会更加细致，还具体指数学史、数学教育以及数学元素之间的关系。本篇文章我们就侧重理解数学文化的广义含义。自从1995年以来，我国教育部十分重视高等院校对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水平以及文化素养水平的培养。数学文化是文化素养教育内容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中融入数学文化有助于将数学学术教育跟文化素养教育融合到一起，不仅能够增强大学生的学术专业水平，更能够提升大学生的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当前时代背景下，数学素质是大学生应该具备的一种基础性的素质，高等大学数学教学应该逐步在课程教学中将数学文化教学渗透其中。

1.2有利于科学调整大学数学教育的方向

摘要:通过分析我国数学教育中存在的若干误区，从教学模式、方式、方法和手段及其教学要求上对数学教育的改革提出作者的若干对策与策略思考。

关键词：数学教育；教学技术；改革策略

当前，我国的数学教育主要是学校的教学，中小学还是受“中考、高考”的“指挥棒”指挥。高校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与手段上，且不重视教学的评价与研究的状况依然未根本改变。其现状即数学与文化、生活、现实世界相脱节，数学变成单调枯糙的东西，使受教育者必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方能接受，这从根本上忽视甚至扭曲了数学教育的宗旨、功能和作用。本文试图分析数学教育的若干误区，并分析思考其改革的对策与策略。

一、数学教育的若干误区

我们认为，我国数学教育的一些误区主要是因为“考试制度的”使然，即单纯追求所谓的“分数”。虽然我们不能否定“高分”与“高能”着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但“高分低能”的现象却是不鲜见的，这种状况显然是有悖于数学教育的宗旨的。笔者试图列出现存数学教育在模式、方法与手段上所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若干误区，并分析其弊端。

1.注重一题多解，忽视触类旁通一题多解乃是同一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法，这当然是需要的。但如是由一题而引出一类问题及其解决方法，那更具普遍性，显然这是数学教育的核心思想之一，即触类旁通的思想。最简单的“类”思想如：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不同数域上的数，可以表示一个集合；一个代数学式，可以表示某类的物理量；一个数学模型可以表示某一类事物变化的规律等等，这些都蕴涵着重要数学“类”的思想，本应一贯数学教育始终的，但在中小学教育乃至“专升本”、考研和数学竞赛等活动中却被淡化甚至被忽视了，而较为普遍的是只追求所谓的一题多解。2.注重题型训练，忽视其思想性一味地套题型，搞模拟，找题感，甚至要求一见题目靠直觉反应即可产生所谓的解法，这种缺乏思维过程和思想的解题，也许会取得“高分”，但往往缺乏后劲即“高分低能”，这在中小学是较普遍存在的。3.注重解题技巧，忽视了思维规律和基本方法数学教育本应是在重视思维规律和基本方法训练的前提下，适当注重解题技巧有利于开拓思路和视野。但如果一味地追求解题技巧而忽视了思维规律和基本方法的训练，显然是进入了舍本求末的误区。如常见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数学题，甚至一个数学教授也难以一时解答，其原因当然并不是教授缺乏解题能力，而是正常解题需要一个思维的过程。4.混淆英才教育与普适性教育的差别,忽视了个性差异人才培养是“塔尖式”的，多数受教育者将是社会普通的劳动者，只有少数成为高端的研究性人才。因此，数学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发挥数学的素质培养功能，而高端的人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崭露头角被发现数学教育的若干误区及其对策思考张国勇1张潇霞2（1.福建船政交通学院公共教学部，福建福州350007；2.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的“苗子”，然后再重点加以培养，如奥赛等，是个别而不是多数人都可参加的学习活动。否则，拔苗助长只能使智力过早地衰老，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5．搞“题海战术”，制造“解题机器”，忽视了教育的宗旨中小学教育为了升学考试，往往同种类型题要做很多，甚至追求感应式地给出答案，培养的是“感应式”的“解题机器”，现在甚至出现所谓“高考工厂”之说，学习者缺乏情感和兴趣，更缺乏成就感。其结果是学生素质能力未能得到训练提高，但却“累趴”了学生，这是很典型急功近利的方法，从根本上扭曲了数学教育的方向，背离了数学教育的宗旨。6．一味强调解题速度，忽视了思维过程思维过程的本身就是培养思维品质的过程，解题速度只是具有良好思维品质后产生的，而一味强调解题速度，既忽视了解题中思维过程的规律性，又抹杀了思维过程的兴趣所在。例如我们从事科研工作，速度效率固然重要，但思维过程的优化和质量，对于提高科研工作的能力和成效，显然比一味强调速度更为重要。7.注重解题结果，忽视了其文化内涵就数学讲“数学”，数学成为单调枯糙乏味的内容。只注重结果对错，忽视了欣赏其文化内涵。其结果是，学习数学成为一种“机械”的劳动，久而久之数学解题就成为单调枯糙缺乏兴趣的“活”，如缺乏明确的学习动机，则自然会产生厌学不学的心理。

肩负着培养未来人才的重任，版式新颖、图文并茂的中学数学实验教材(下文简称新教材)终于在2001年走进了中学课堂。在理念、体系、形式和内容等方面新教材都有了巨大的转变，体现了时展的要求和素质教育的宗旨。但正如所有改革的初始，新与旧之间总会产生摩擦与碰撞，新教材在带来新理念、新思维的同时，给中学课堂也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广大教师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领会新教材，把握新教材，使教法改革与教材改革达到完美统一，在蓬勃发展的教育改革中充分展示新教材的魅力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我认为，在新教材教学中我们应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以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和研究。

一、深刻领会新教材的基本理念，切实转变教育观念

实验版新教材的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其基本理念是突出体现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一般能力的培养，通过教授数学知识，使学生获得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的基本数学知识和技能，为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新教材首先对教师的教育观念提出了挑战，要求教师不再作为知识的权威，将预先组织好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而是充当指导者、合作者和助手的角色，与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究的过程。对此，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要立足学生终身发展以及参与未来竞争的需要，切实转变教育思想，树立以育人为本的观念，适应时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教学思想的转变是用好教材、搞好教材实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只有我们的教学观念与新教材基本理念相吻合，熟悉进而研究新教材和新的教学方法，从而逐渐过渡到熟练地驾驭新教材，才能变挑战为机遇，更好地使用新教材，使新教材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充分利用新教材良好的可接受性，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心理学告诉我们，学习兴趣是学生对学习活动或学习对象的一种力求认识和探索的倾向。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时，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就会全神贯注、积极主动、富有创造性地对所学知识加以关注和研究，因此，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新教材编排上版式活泼、图文并茂，内容上顺理成章、深入浅出，将枯燥的数学知识演变得生动、有趣，有较强的可接受性、直观性和启发性，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极大的帮助。如，在初一数学第一章节中加入了"丰富的图形世界"，从学生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物体出发，开辟了初中数学的一片新天地，一改旧教材中抽象的"字母表示数"，避开了教学的难点，使中小学知识的过渡变得自然、平和，消除了学生对中学数学的畏难心理，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这些都只是新教材自身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优势所在。在教学过程中，作为课程的执行者，我们应该对此加以强化。要善于运用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有趣的例子、别开生面的课堂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数学的广泛应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以我国在数学领域的卓越成就，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还要挖掘绚丽多姿而又深邃含蓄的数学美，给学生以美好的精神享受，培养学生对数学的热爱。总之，我们应通过多种手段、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不断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让大家感受到数学中充满了美，数学也是一门生动活泼的科目，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如，在教初一数学“几何体”部分时，我们可以鼓励学生深入到生活中去寻找或制作教材中的几何体并拿到课堂上来。在寻找的过程中，学生就开始对几何图像有了感性的认识。当学生寻找、制作的东西成为课堂上的教具时，学生兴趣高涨，教学效果远比教师拿来现成的教具要好得多。又如“正方体的表面展开”这一问题，答案有多种可能性，此时，我们应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和发挥的空间，让学生自己制作一个正方体纸盒，再用剪刀沿棱剪开，展成平面，并用“冠名权”的方式激励学生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这样，不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而且也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课堂上学生积极主动、兴趣盎然，无形中营造了一个活泼热烈、充满生命活力的教学氛围。

古代赋体文学研究的徘徊与探索期（1949－1977）

自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古代赋体文学研究处于徘徊与探索时期，范围有所缩小，研究力量有所减弱，论述深刻的成果较少，但部分成果为新时期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汉大赋一度被斥为形式主义作品，脱离现实，因此多数学者对其都加以否定，而对汉末抒情小赋却高度赞赏。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提出，汉大赋“内容空虚，只务雕琢藻饰，是极端形式主义的作品”［9］137，然而，有些咏物兼抒情的赋作多少还有一点价值。此书认为，由于汉末抒情小赋可以揭露社会黑暗，所以值得称赏，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抒情赋虽然继承了汉末抒情小赋的传统，但没有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赋家们一般缺乏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赋没有成为反映现实的工具，而且它又逐渐骈偶化，堕入形式主义泥坑里去”［9］143。瞿蜕园的《汉魏六朝赋选》对于赋体的发展与评价也较具代表性，如该书《前言》说：“东汉以后，赋家的另一倾向是：从原来对事物品汇的描摹刻画，逐渐向思想感情的发抒方面去发展，即‘写志’渐多于‘体物’。通过对事物的深微观察，进一步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为赋体增添了不少的新异色彩。也有的用赋来表达纯粹的抽象观念，如班固的《幽通赋》等，而陆机的《文赋》简直用赋来探讨文学理论，更是富有创造性的。”［10］3“流传到今天的汉赋，大部分是歌功颂德、踵事增华，供封建统治者赏玩的作品，即使其中有时含有一点讽喻的意味，实际上还是迎合统治者的爱好，起着‘劝百而讽一’的反面作用，……由于统治者的爱好，文士因献赋而达到干禄的目的，于是赋的文学价值遂大为削弱，赋家的流品与地位，就和‘俳优’相差不多。”［10］3“南朝末期的宫体赋，内容和形式都趋于艳冶和雕琢，可以说是赋的没落，但它对后来的七言诗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到了唐代，因作律赋为进士考试的科目，律赋就和宋以后的制举文一样，不再有什么价值了。”［10］4此书选注汉魏六朝时期20家之赋共20篇，其中，汉代8家，魏晋六朝12家。从入选赋作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抒情类，可见作者对抒情赋的重视。李嘉言《关于汉赋》一文对于汉赋的评价比较客观：“汉赋尽管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但它毕竟有一定的创造性。它集中表现了汉族语文的特点并发挥了其在文学上的效用，丰富了后世文学的语言和风格，对后世写景文学起了先期的锻炼作用等等。”［11］关于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及与其他文体的关系，该时期有些成果曾予以论及。李嘉言的《辞、赋、颂》一文从文体渊源及演变入手分析辞、赋、颂的关系，指出三体由分而合的趋势。此文还提出，楚辞体的赋的笔法并非屈原所独创，而是当时文学创作中较普遍的现象，这对后来学者探讨楚辞与赋的起源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1973年出版的何广棪的《汉赋与楚文学之关系》一书立足于前人研究之基础，着力探讨了由楚辞向汉赋的演变及二者的异同。论及由楚辞向汉赋的演进时，著者引述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中的观点，指出汉赋多数出于屈原，少数出于荀子，出自陆贾、杂赋者极少，从而进一步说明汉赋与楚辞的渊源关系，这实际上是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于赋的分类角度入手分析的。论及汉赋与楚辞的不同时，著者又引述扬雄《法言》中“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以此区分辞、赋之不同。这一时期对于赋家赋作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如胡念贻的《宋玉和他的作品》《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易振的《〈七发〉读后的联想》、刘开扬的《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等，诸成果为新时期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赋体文学研究状况相对比较沉寂，而且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先秦两汉赋（尤其是汉赋）方面，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界对于汉赋的评价往往拘泥于现实主义的标准，以致出现不少偏见。然而，不可否认，有些成果对于新时期以后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古代赋体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繁盛期（1978－2000）

自1978年开始，学术领域内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视野开阔，学术研究获得自由，学者们不断开拓创新，赋体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改观，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态势。这一时期，论文、专著纷纷涌现，其中不乏角度新颖、见解颇深者。汉赋研究仍然是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不过对其讽喻功能、艺术形式等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龚克昌的《诗赋讽谏散论》一文提出，不应该以古人所说的“劝百讽一”来否定汉赋的价值，汉儒尊崇经学，故过于强调赋体的讽谏功能，若以此批评汉赋，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内部发展规律，所以应该重视赋作本身的艺术之美。龚克昌于1984年出版的《汉赋研究》一书，摈弃了过去不少学者在评价汉赋时的偏颇之见，重新加以审视，对汉赋的创作手法、特点、代表作家与作品予以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作者在评论汉赋时密切结合汉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学艺术的自身发展两方面的因素，深刻分析了导致前人斥责汉赋采用铺陈、夸张、虚构手法的原因：汉赋采用铺陈手法，实际上是为适应大汉帝国的需要；而夸张、虚构手法又有悖于儒家崇尚真实的传统，其时文学附庸于儒学，并未独立出来。关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此书坚持认为此二赋实为《史记》中所说的《天子游猎赋》，而非《文选》中所选的《子虚》和《上林》二赋，后者应另有其文。至于《天子游猎赋》的创作意图，龚氏从政治方面加以解释说：“他就是企图通过对天子和诸侯王的褒贬毁誉来达到进一步打击诸侯王，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进一步抬高天子的地位，巩固王朝中央的统治。”［12］76此赋着力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节俭，但对齐楚诸侯和对天子的批判方式有所不同：“赋对齐楚诸侯王的批判，是假诸他人之口！而对天子的批判，则是让他自己在那里做检讨，深责自己行为是有失，从而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12］78该书对枚乘《七发》的创作意图的分析也是从当时的政治方面入手的：“枚乘的《七发》，既是对楚太子疾病的诊治，也是对诸侯王疾病的医疗，同时也是对诸侯国王精神上、思想上、政治上疾病的治疗；联系到枚乘当时所处吴、梁具体背景，把这篇散赋理解为对吴王叛逆篡国的批判，对梁王野心谋国的劝告，也应当是合理的。”［12］62这一时期对于汉赋的审美艺术加以研究的成果也较有特色，不少学者围绕汉大赋的“巨丽之美”“以大为美”的审美倾向纷纷撰文予以分析，体现出汉赋研究的新趋势。冯俊杰的《大赋的艺术本质》一文指出，“以大为美”是汉赋的艺术本质，它体现在赋作的宏伟的结构体制、铺陈罗列的语言、丰富的想象等各个方面，这一突出特征与汉代的时代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万光治的《汉赋通论》一书的《艺术论》部分称汉赋是一种描绘性文体，在创作上体现出一种图案化特征，这一特征来自于时间、空间的完整性与高度夸张手法的使用。1993年出版的阮忠的《汉赋艺术论》一书第四章提出汉赋艺术表现有四大流向：以自然为美；以缛丽为美；以大为美；以儒化道德为美。著者认为，以儒化道德为美是汉代赋家的审美核心，与其他三种审美取向有明显的矛盾。曲德来的《汉赋艺术综论》一书一方面对汉赋的艺术形式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又指出其缺陷，即因模拟过多而造成的类型化、模式化倾向。除汉赋外，该时期的研究范围还延伸到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元明清时期的赋作。1979年，曹道衡撰文《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开始将侧重点转向汉代以后的赋，这是赋体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文提出，抒情小赋和汉大赋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着重抒情，而后者则重在体物，此区别是抒情小赋在文学价值上超过汉大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作者认为，王粲的《登楼赋》和曹植的《洛神赋》为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体现出较明显的诗化倾向，此后，这种倾向到两晋和刘宋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赋作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自刘宋后期始，抒情小赋又讲究声律和对偶，至齐梁陈，此风更盛。1989年出版的曹道衡的《汉魏六朝辞赋》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于汉代以后赋体发展的观点，该书对于不同时期的赋体表现出的特点把握得相当准确。如称三国时期是赋风转变的重要时代；又如评南朝赋说：“通观南朝一百多年的辞赋，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当时不能算辞赋的鼎盛时期。尽管在这一阶段，确曾产生一些传诵的名篇，但真正以赋名家的作者并不多。……所以当时的辞赋从技巧上讲，颇多超越汉人之处，而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成就的文体，显然已由赋让位于诗。”［13］157此书还论及赋与诗的关系说：“在赋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文体方面和诗的相互影响。赋本身虽是由诗发展而来的，但到后来似乎分了家。……在汉魏，诗、赋在辞藻、技巧方面虽相互影响而文体则颇有区别。但自抒情小赋出现后，西晋傅玄、夏侯湛等人由于试图用接近诗的句子写赋，后经湛方生等人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像沈约的《八咏》那样的作品。这种作品使梁陈的抒情小赋进一步接近诗，而这些小赋的句法又为隋唐歌行的出现准备了条件。”［13］199除曹道衡的《汉魏六朝辞赋》外，此时期关于魏晋南北朝赋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有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王琳的《六朝辞赋史》、于浴贤的《六朝赋述论》等。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堪称20世纪第一部较系统全面地论述魏晋南北朝赋的著作，该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体现出很突出的开拓精神。傅璇琮在为此书作序时明确提出两点：一是著者充分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把搜集到的大量材料用统计、数字、表格列出，这样可以加强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二是作者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研究，不局限于过去通常所作的仅着眼于一些理论著作，而是尝试从作品本身加以探索。此书中多有见解颇深之处，如第六章第三节论及南朝赋的诗化倾向时说：“南朝赋在四言、六言句式之外，又开始大量试验并终于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五、七言句式，使赋的语言形式和辞采情韵向五、七言诗体靠拢，表现出一种诗化的趋势。”［14］230又如第七章第一节论及南朝文的赋化倾向时说：“南朝文体的赋化，实质上就是赋体辐射性的明显表现。”［14］255王琳的《六朝辞赋史》以时代前后为线索，侧重于各时期重要赋家赋作的论述，展现出六朝辞赋演变的历程与创作风貌。于浴贤的《六朝赋述论》继承了萧统《文选》赋体分类的传统，以题材类别为线索分别论述了六朝时期各种题材辞赋的发展演变情况。1987年，马积高的《赋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表现出对唐宋元明清赋体文学足够的重视，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侧重点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共十二章，其中六章详细论述了唐以后的辞赋，其篇幅之大、内容之详赡此前都未曾有过。著者打破前人的成见，对明人李梦阳“唐无赋”的观点予以辩驳，提出唐代是辞赋发展的高峰，并分析唐赋受前人冷落的原因说：“人们之所以忽视唐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能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赋，……主要是人们对它缺乏了解，只看到唐赋以律赋为多，而律赋又多为科举功令的产物，便轻易地把它否定了。”［15］252此书论述宋元赋的特点时又说：“宋初的赋虽有回到骈体的倾向，语言仍基本上在向着简省平易的方向前进（徐铉、田锡等赋可证）。到欧阳修等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兴起以后，赋的散文化和语言平易化的倾向就更加突出了。……元人比较懂得要恢复赋的抒情的传统，想要诉诸形象，但他们表现在赋中的感情常常空虚得很，因而比宋赋更无味。”［15］384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发展史》一书对唐宋元明清辞赋也有较系统的论述。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论文成果，也值得引起注意，如张啸虎的《唐赋略论》、曾枣庄的《论宋赋诸体》、康金声的《金代辞赋概览》、许结的《元赋风格论》、毕万忱的《论明赋的社会批判精神》、俞士玲的《论清代辞赋的变革》等。其中，曾枣庄之文认为，宋赋各体皆备，诸如骚体赋、汉式大赋、骈赋、文赋均有名作流传，文章对宋代律赋的论述用力颇多。康金声之文则对金代辞赋创作加以较系统全面的探讨，既指出金赋雄健豪壮、自然冲淡的两种风格，又指出不少作品具有模拟因袭的倾向。关于赋与其他文体的相互影响，该时期的学者也多有所论。商伟的《论初唐诗歌的赋化》、刘乃昌的《论赋对宋词的影响》、戴震宇的《试论赋对明清传奇宾白的影响》等论文，围绕赋与诗、词、曲等文体的关系展开较详细的分析与论述，所获良多。比如，刘乃昌的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赋对宋词予以影响的表现：一是铺陈其事，层层描写；二是排比事典，反复形容；三是以小见大，体物寄怀。该文从宏观上立论，条分缕析，阐述颇为得理。本时期赋体文学的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一些赋论著述中，如高光复的《历代赋论选》、徐志啸的《历代赋论辑要》、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等。此类著述或采取文献汇编的形式，或采取探讨赋论发展史的专著形式来勾勒古代赋论演进的轨迹，在赋学研究领域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其中，徐志啸之作出版于1991年，较全面地辑录出自西汉至清末民初的赋论资料九十题，内容涉及到赋概念辨析、赋文体起源与发展、赋家评论、赋作品艺术评价与鉴赏等，以此展现赋体的沿革与历代评论之概貌，具有较高的赋学价值。

综观该时期的赋体文学研究，研究队伍实力强大，视角新颖，新见迭出，高质量的成果数量超过前两个时期。毋庸置疑，20世纪的中国赋体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然，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兹试举一二以见其详：首先，与诗歌相比，赋体文学的研究力量较为薄弱。无论从研究者队伍，还是从成果数量（含专著、论文）上来看，赋体研究仍然难以达到诗歌的高度。况且，有些学者并未将主要精力放在赋体研究方面，只是附带研究。由于研究力量的欠缺，赋体文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受到很大的制约。有鉴于此，赋体研究迫切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只有具备充足的研究力量这一保障，研究水平才有可能得以大幅度的提高。其次，赋体文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有待加强。尽管目前已出版了一些赋学资料，如赋作总集、选本、赋家研究资料（如《司马相如资料汇编》）等，但数量还是远远不够，尤其是一些古代赋话资料（如祝尧《古赋辨体》、李调元《雨村赋话》、王芑孙《读赋巵言》、江含春《楞园赋话》、林联桂《见星庐赋话》、魏谦升《赋品》、孙奎《赋苑巵言》等）急需整理出版。资料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进程的推进和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出现，因此，为推动赋体文学研究，迫切需要整理出版更多的文献资料。再次，研究视角需要进一步更新。在赋体文学研究中，应当更多地将赋体作品与大文化背景相结合，注意从文化学角度加以分析探讨，唯其如此，才能更准确地解释赋体存在的意义及其艺术特征。当前研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不能不引起后来学者的高度重视。

本文作者：刘涛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