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教育范文精选

摘要：“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期。本文主要讲述了依托视联网核心技术优势以及视联网覆盖全国的资源优势，将视联网技术应用于数字乡村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实践。视联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践行数字乡村发展的新路径、新样本，振兴农村经济探寻出切实有效的路径。

关键词：视联网数字乡村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基层服务

1引言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我国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2视联网赋能数字乡村的建设目标

视联网赋能数字乡村的建设目标是基于视联网技术，参与建设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平台融合省、市、县、乡、村多级治理体系，以数字化治理为基础，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继而实现数字乡村的整体构建目标。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结构异质性视角，采用我国2019-2021年的经验数据，就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但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边际促进作用更强。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受到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年龄结构异质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在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更强，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赋能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最弱。青年群体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最强，中年群体次之，老年群体相对最弱。

关键词：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发展；年龄结构；旅游消费；异质性

一、研究背景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于医疗、旅游等精神类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旅游消费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出现了稳步增长。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为8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为471.4元。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达到了1062.6元，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达到了613.56元。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调，但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以在线旅游、虚拟旅游、线上博物馆等为代表的体验性、跨越时空的旅游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助力我国旅游消费出现了显著增长。2021年人均旅游消费相比于2020年疫情时期同比增长了16.17%，增加了125.14元，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4.3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恢复至1009.57元，为2019年同期的95%，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恢复至613.56元（见图1）。显然，旅游消费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新发展格局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问题是，传统线下旅游消费受到疫情冲击，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显然是助力旅游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的重要方式，也是应对疫情冲击下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探讨疫情背景下，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积极作用，促进虚拟旅游、在线旅游、数字化旅游、智慧旅游等互联网+旅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旅游日益引起重视，相关学者对此展开了探讨，主要聚焦于信息化如何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扩大居民旅游消费。刘丽华、何军（2015）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对旅游业的影响视角，分析了在线旅游对传统旅行社为代表的线下旅游发展的影响冲击。研究主要基于当前旅游市场产业链及旅游业务发展模式分析了旅游消费者偏好，并比较了线上旅游和传统旅游服务之间的消费者偏好程度，最后提出了当前旅游业发展需要顺应互联网+趋势，通过融入线上旅游模式，实现旅游客群业务的拓展，建立旅游业发展新模式的建议。罗蓉、彭楚慧、李勇辉（2020）采用我国2016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其旅游消费支出明显要高出2.86%。王洋、郭舒（2020）基于数字时代背景，从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视角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当前乡村旅游业发展存在利益主体合作不足、数字技术应用渗透不够等现象，亟需有关部门从培育数字旅游发展环境、旅游企业创新能力、数字旅游新业态发展等方面，提升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的赋能作用，助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孙根紧、王丹、丁志帆（2020）同样采用2018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性和异质性，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快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和数字鸿沟等助力家庭旅游消费的政策建议。吴代龙、曹芳东（2021）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样本数据，构建了旅游产业与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与信息化耦合发展关系及其空间分异性。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信息化水平总体上呈现逐年稳定上升的状态，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但不同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与信息化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而政府政策调控能力、地区人口资源密度和城镇化水平等都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和信息化耦合关系的重要因素。张娴、高灵芝（2021）以安徽省为例，基于2013-2018年的经验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信息化程度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基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发挥、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旅游企业信息化转型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视角，提出了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对策建议。陈蔚蔚（2021）基于信息化与旅游业发展的互动视角，分析了基础设施、产业技术、知识支撑等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旅游业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传播功能等对信息化的反馈影响。陈东锋（2022）基于游客心理账户视角，分析了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旅游业从线下向线上转型的影响。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深度的提高能够影响居民旅游心理账户，最终对居民旅游消费模式的选择和偏好产生影响。最后从旅游企业应该适应互联网背景下消费率旅游偏好的变化，重视线上旅游资源开发和宣传，打造多元化旅游消费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如何促进旅游消费市场的发展建议。罗蓉、彭楚慧、鲍新中（2022）基于消费者信息理论和传播理论视角，采用25个省域的居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家庭旅游消费的支出，且平均上网时间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最后从科学合理使用互联网，优化信息环境等角度提出了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建议。上述研究对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微观层面的旅游消费、互联网和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中观层面、信息化与旅游业发展关系进行了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仔细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几乎没有文献从互联网发展的宏观层面分析互联网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事实上，有关部门更应该关注宏观层面上互联网发展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异质性。进一步地，基于结构差异性视角，譬如受教育程度、所处区域、年龄结构等，考察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摘要：农产品品牌建设能够使农产品销售量获得有效提升，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农产品可以充分借助数字技术的优势，抓住新的发展机会，提升品牌知名度，完成品牌建设。在对数字经济概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数字经济为农产品品牌带来的发展机遇，并且提出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品牌建设的路径，包括提升农产品品牌的独特性、提升农产品品牌辨识度、通过数字技术挖掘农产品品牌潜力、提升服务质量等，以期能够为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产品；品牌建设；数字平台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农业发展中兴起了“数字+农业”的发展热潮，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我国农业发展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形成了新的农产品销售模式，同时也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形式也在不断产生变化。在当前数字经济快发展形势下，农产品品牌建设应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强化农产品品牌推广，实现品牌建设。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

数字经济从当前来看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词汇，早在20世纪末期就由唐·塔普斯科特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数字经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实，促使数字经济范围不断拓展。在2016年，我国在数字经济范畴加入数据，指出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由此能够看出，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不仅促使生产要素的范围得到拓展，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关系[2]。从狭义层面上来看，数字经济主要指的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新型营商范式，主要包含了电子服务等内容，从广义层面上来看，所有通过电子设备进行数字化活动的经济形式都是数字经济，主要包括了精准农业、电子商务等内容。在农业方面，2021年，商务部下发了《关于加快数字商务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通知》，对数字商务建设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同年6月，《商务部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实施方案》再次提出，要大力推动“数商兴农”。

二、数字经济为农产品品牌带来的发展机遇

一、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学理分析

1.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般而言，城市记忆包含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整合不同类型的资源能够呈现出一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城建档案通常也包含两类，一是有形的记忆客体，如历史建筑物、照片、录像等，二是自然遗留的客体，如山体、湖泊相关的照片与录像等。伴随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记忆不断被填充，尤其是在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浪潮中，保存完整的城市记忆弥足珍贵。而城建档案则为城市记忆的留存、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虽然城建档案不能完全替代城市记忆，城市记忆也不仅仅以档案的形式得以保存，但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且二者具有许多共同点，可以说，在城市记忆建构过程中，城建档案作为一种基础作用而存在。首先，从内容角度来讲，城建档案是城市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传统意义上的城建档案主要有纸质、声像、微缩等几种形式，伴随科技的进步与发展，高科技设备和数字化档案作为一种崭新的档案载体得到快速应用和普及。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档案载体形式，都能够反映一座城市的历史，同时也正是基于不同载体的出现，为城市记忆的建构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其次，从主体角度来讲，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能够实现双赢。一方面，城建档案馆收藏了大量有关城市记忆的档案，梳理并整合这些档案资源能够清晰地呈现城市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同时也有助于丰富自身的档案资源体系，发挥自身在“存史、教化”方面的作用，推动档案馆建设与服务向优质、高效方向转型升级。可以说，城市记忆建构为城建档案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城建档案馆也逐渐由被动的收集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进而演化为城市记忆的记录者和保管者。

2.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价值意蕴。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是城市发展、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首先，城建档案资源的挖掘、整合与利用，有助于塑造城市形象，展现城市人民的优秀品质。城市实体建设与城市精神建设同等重要，脱离精神文化的城市建设不利于市民归属感的培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也是城市精神文明建构的过程，对于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其次，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有助于为城市改造和政府部门科学化决策提供依据[1]。在数字化时代，档案资源的利用价值得到强化，不同城市有着自身的特色，保留城市的底蕴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智慧城市等的发展，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也对城市建设提出了诸多挑战。对于城建部门来说，在推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作出科学化决策，即在尊重历史规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推动城市建设。城建档案能够为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进而建构出符合城市发展要求，同时不损害城市以及地域特色的建设方案。再次，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有助于挖掘城市的深层次记忆，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城市生活空间实际上是由不同的记忆单元组成的，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延续性。建构城市记忆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为完成这一宏大命题，除了城建档案馆以外，还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如建设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库、挖掘城市深层次记忆、打造城市个性化名片等。此外，城市记忆的建构不能仅仅停留于“回忆”层面，还要发挥档案资源的服务功能，如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声像档案数据库，还原城市旧貌、古建筑等，强化信息数据智能检索，履行好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数字赋能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现实基础

1.积累了数字档案与城市记忆融合的实践经验。在数字化背景下，城建档案馆积极探索新的档案收集、管理与利用方式，其中包括搜集城市记忆。如通过走街串巷的方式收集有关城市建设的图片、录像等材料，但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效率偏低[2]。为增强档案收集的广度，城建档案馆加强与其他媒介的合作，以作品征集的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尤其是许多城市旧改如火如荼，为了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城市建设历程，收集更多优质的档案资源对于延续城市记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城市记忆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建档案馆在挖掘和整理城建档案过程中也应注重系统性，积极开发富有本地特色的城市记忆。不同城市由于城建档案馆管理水平和能力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在档案开发、档案编研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所以，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互学习、汲取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城市记忆要走到公众面前，才能发挥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因而城建档案馆除了要注重档案收集与整合之外，还要注重档案的利用和资源共享，如当前有许多城市积极开发有关城市记忆的档案文化产品，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扩大了城市的知名度，增强了市民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建构的直接目的。城市记忆建构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精神和情感需求。打造精品档案，创新城市记忆的内容和呈现形式是一种发展趋向。而且在数字化时代，城市记忆的呈现形式更为多样化，如一些发达城市运用VR技术展示城建档案，让受众能够更直观、更深层次地感受城市的魅力，给受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2.智慧城市建设为城市记忆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是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新时期城市建设需改变传统的建设思路和方法，加大创新力度。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生活等领域的应用，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在城市建设方面，为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需积极引入科技方法，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档案建设之维，智能化档案存储模式的开发有助于破解档案查询难、利用率低、数据流失等现实难题。为此，有必要开发新型的档案载体和管理模式，结合城市特色，按照自动化、模拟化的方式做好预估分析，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智慧城市建设与档案事业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推进为数字化档案开发与保存奠定了物质基础，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设施的建设为档案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另一方面，城建档案数字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更有助于档案价值和作用的发挥。例如，各地城建档案馆积极优化馆藏结构，丰富馆藏资源类型及呈现形式，除了基本的城市建设材料以外，还积极收集照片、影像、口述、模型等不同形式的档案材料[3]。收集一些建筑模型和名人档案，便于人们更加了解一座城市，而多种类型的城建资料也有助于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总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新时代的一项重要工程，其与城市记忆建构密不可分，为城建档案开发与利用创造了有利环境。

一、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学理分析

1.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般而言，城市记忆包含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整合不同类型的资源能够呈现出一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城建档案通常也包含两类，一是有形的记忆客体，如历史建筑物、照片、录像等，二是自然遗留的客体，如山体、湖泊相关的照片与录像等。伴随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记忆不断被填充，尤其是在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浪潮中，保存完整的城市记忆弥足珍贵。而城建档案则为城市记忆的留存、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虽然城建档案不能完全替代城市记忆，城市记忆也不仅仅以档案的形式得以保存，但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且二者具有许多共同点，可以说，在城市记忆建构过程中，城建档案作为一种基础作用而存在。首先，从内容角度来讲，城建档案是城市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传统意义上的城建档案主要有纸质、声像、微缩等几种形式，伴随科技的进步与发展，高科技设备和数字化档案作为一种崭新的档案载体得到快速应用和普及。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档案载体形式，都能够反映一座城市的历史，同时也正是基于不同载体的出现，为城市记忆的建构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其次，从主体角度来讲，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能够实现双赢。一方面，城建档案馆收藏了大量有关城市记忆的档案，梳理并整合这些档案资源能够清晰地呈现城市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同时也有助于丰富自身的档案资源体系，发挥自身在“存史、教化”方面的作用，推动档案馆建设与服务向优质、高效方向转型升级。可以说，城市记忆建构为城建档案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城建档案馆也逐渐由被动的收集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进而演化为城市记忆的记录者和保管者。

2.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价值意蕴。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是城市发展、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首先，城建档案资源的挖掘、整合与利用，有助于塑造城市形象，展现城市人民的优秀品质。城市实体建设与城市精神建设同等重要，脱离精神文化的城市建设不利于市民归属感的培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也是城市精神文明建构的过程，对于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其次，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有助于为城市改造和政府部门科学化决策提供依据[1]。在数字化时代，档案资源的利用价值得到强化，不同城市有着自身的特色，保留城市的底蕴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智慧城市等的发展，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也对城市建设提出了诸多挑战。对于城建部门来说，在推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作出科学化决策，即在尊重历史规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推动城市建设。城建档案能够为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进而建构出符合城市发展要求，同时不损害城市以及地域特色的建设方案。再次，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有助于挖掘城市的深层次记忆，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城市生活空间实际上是由不同的记忆单元组成的，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延续性。建构城市记忆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为完成这一宏大命题，除了城建档案馆以外，还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如建设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库、挖掘城市深层次记忆、打造城市个性化名片等。此外，城市记忆的建构不能仅仅停留于“回忆”层面，还要发挥档案资源的服务功能，如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声像档案数据库，还原城市旧貌、古建筑等，强化信息数据智能检索，履行好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数字赋能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现实基础

1.积累了数字档案与城市记忆融合的实践经验。在数字化背景下，城建档案馆积极探索新的档案收集、管理与利用方式，其中包括搜集城市记忆。如通过走街串巷的方式收集有关城市建设的图片、录像等材料，但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效率偏低[2]。为增强档案收集的广度，城建档案馆加强与其他媒介的合作，以作品征集的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尤其是许多城市旧改如火如荼，为了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城市建设历程，收集更多优质的档案资源对于延续城市记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城市记忆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建档案馆在挖掘和整理城建档案过程中也应注重系统性，积极开发富有本地特色的城市记忆。不同城市由于城建档案馆管理水平和能力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在档案开发、档案编研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所以，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互学习、汲取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城市记忆要走到公众面前，才能发挥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因而城建档案馆除了要注重档案收集与整合之外，还要注重档案的利用和资源共享，如当前有许多城市积极开发有关城市记忆的档案文化产品，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扩大了城市的知名度，增强了市民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建构的直接目的。城市记忆建构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精神和情感需求。打造精品档案，创新城市记忆的内容和呈现形式是一种发展趋向。而且在数字化时代，城市记忆的呈现形式更为多样化，如一些发达城市运用VR技术展示城建档案，让受众能够更直观、更深层次地感受城市的魅力，给受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2.智慧城市建设为城市记忆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是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新时期城市建设需改变传统的建设思路和方法，加大创新力度。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生活等领域的应用，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在城市建设方面，为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需积极引入科技方法，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档案建设之维，智能化档案存储模式的开发有助于破解档案查询难、利用率低、数据流失等现实难题。为此，有必要开发新型的档案载体和管理模式，结合城市特色，按照自动化、模拟化的方式做好预估分析，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智慧城市建设与档案事业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推进为数字化档案开发与保存奠定了物质基础，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设施的建设为档案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另一方面，城建档案数字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更有助于档案价值和作用的发挥。例如，各地城建档案馆积极优化馆藏结构，丰富馆藏资源类型及呈现形式，除了基本的城市建设材料以外，还积极收集照片、影像、口述、模型等不同形式的档案材料[3]。收集一些建筑模型和名人档案，便于人们更加了解一座城市，而多种类型的城建资料也有助于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总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新时代的一项重要工程，其与城市记忆建构密不可分，为城建档案开发与利用创造了有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