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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礼治正名以仁释礼内在和谐

【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初的“礼”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性质，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规范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礼”的外在强制逐渐减弱而内在规范却日益增强和完善。提倡礼治的儒家通过以仁释礼，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使人们依据礼义文化机制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从而确立一种精神信仰。在这种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合而为一的内在精神信念支持下，使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和谐社会的内在和谐得以实现。

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靠传统的礼，这样的秩序自然要强调修身、提倡克己和注重教化。

一、礼治的历史渊源与内涵

“礼”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祭祀仪式。西周时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礼”和“刑”共同构成了当时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础。“礼”发挥积极主动的教化功能，“刑”则发挥消极被动的制裁功能。“礼”对于社会成员的举止言行提出正面的指导性要求，明确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而“刑”则对社会成员背离‘礼”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治与处罚。

儒家一贯主张礼是为政的重要基础，礼与治国密不可分。“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国之治乱，全系于礼之兴废”。在周代，道德就其形式来说，表现为大规模的、系统化的礼。但三代之礼不下庶人，在春秋时已然崩坏，无恢复可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思想家们开始对道德规范加以理论的解释和宣传，并使道德规范明确化、系统化。孔子主张维护周礼，想通过重建礼乐教化的努力，彻底转化现实政治的权力结构，让互信互赖的道德意识取代强制性的统治模式而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正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孔子提出“为政先礼”，认为礼是国之所以昌、人之所以立的根本。孔子把他的拥护礼的主张集中成为他所谓“正名”的理论，明确提出为政之道以“正名”为先，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首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因此，“正名”，是正礼治秩序之名，就是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通过“正名”建立的“礼”，仅仅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制度，孔子认为，“礼”不仅应该是人们自觉地遵守的行为规范，也应该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感情在外部的恰当表现。

摘要：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同志的评价,对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一、思想及其内容

思想，是以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领导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科学体系的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由6个方面组成。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思想的基石。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关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和作用；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建设；关于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具有很大的探索性和先导性。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创造性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摘要: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约翰•洛克在其著名教育著作《教育漫话》中提出了绅士教育思想,绅士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身体健康、德行、学问三个方面。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生活的年代,英国发生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正式在英国得到确立。洛克在政治上拥护由大资产阶级与贵族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政体,哲学观继承并发展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教育思想受蒙田、弥尔顿等人实利主义的影响,反对空疏的学风,要求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系统地提出了绅士教育理论。在其发表于1693年的著名教育著作《教育漫话》中,洛克总结了自己从事家庭教育的经验,为英国绅士的培养提供了详细的方案。洛克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身体强壮、品德及智力良好,具有处理实际事务的绅士、实干家。绅士要具备“德行、智慧、礼仪、学问”等品质,其实质是要求把儿童训练成具有清晰的理智和坚强的意志、掌握经营工商业的知识和技能,仪态高雅、举止适度,通晓世故人情,善于处理公私事务、勤奋勇敢的实业家和事业的开拓者,他们的能力既能满足个人幸福生活的需要,又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充分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奋发向上的开拓精神。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在广度与深度上均在不断加强,虽然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初见成效,但就我国现代化程度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应该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什么样的儿童,如何增进个人幸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从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绅士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洛克十分重视教育在个人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在《教育漫话》中写道:“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1](凡只标页码均出自此书)他还认为国家的幸福和繁荣也靠儿童具有良好的教育。因此,洛克提出了一系列将儿童训练成“绅士”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1.1健康教育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洛克是第一个提出并制定健康教育计划的教育家。洛克认为健康的体魄对于一个绅士来说是必备的条件,是个人幸福和事业的基础。《教育漫话》的开篇就谈到了绅士的健康教育问题,他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是对人世幸福的一种简短而充分的描绘。”[P1]“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在世界上做个人物,也必须有强健的体格。”[P1~2]他反对父母对孩子娇生惯养,主张通过逐渐的训练,养成孩子健康的体魄,使之能够适应各种艰苦的条件和多变的环境,成为将来有用的人才。如要求儿童衣着不要过暖,每天用冷水洗脚,多过露天生活,穿宽松的衣服使身体得到自然的发展,饮食要清淡简单,能够忍受饥饿,不喝烈性饮料,睡硬板床,少用药物,使儿童从小就能忍耐劳苦,具有坚强的意志。

1.2道德教育在洛克看来,德行是绅士所应具备的品行中占第一位。在《教育漫话》中,洛克用了多半的篇幅讨论绅士的道德教育问题,他是从实用主义、从绅士的个人幸福的角度来讨论。他写道:“权力与财富,甚至德行的本身,其所以被人看重,也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增进我们的幸福之故”。[P122]“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在今生来世就都得不到幸福。”[P114]洛克认为绅士应具有理智、礼仪、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等品德。对于理智,洛克认为人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具有高贵美善身份的“理性动物”,“要顺从理性所认为最好的指导”,去“克制自己的欲望”。[P19]培养儿童的理智感,就是在儿童精神最纤弱、最容易支配的时候,使其习惯于抑制有关财富、服饰和饮食的各种嗜欲,在享受自己的利益与幸福时考虑到别的伙伴的利益与幸福,并要儿童从小不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使他们具有乐于赠予别人的美德。培养儿童良好德行的方法是形成儿童发自内心的羞耻心和对荣誉的崇尚之情。洛克十分重视绅士良好礼仪的养成。他说:“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但是使他们生出光彩的则是良好的礼仪。”[P68]良好的礼仪主要表现为尊重别人、懂礼节、讲礼貌、有风度,“容貌、声音、言词、动作、姿势以及整个外表的举止都优雅有礼,”[P119]不要使儿童受到粗暴、轻蔑、非难、刁难等不良习气的影响,要恰如其分地表示一种礼节与尊重,而不可礼节太繁,使人疑心是谗媚、伪善或卑鄙。礼仪的形成要注意榜样和示范的作用,要多与品行高尚的人交往。礼仪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对绅士事业的成功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孩子懂得人情世故又娴于礼仪,“他凭着这一点点成就,门路就可以更宽,朋友就可以更多,在这世上的造诣就可以更高。”[P69]洛克把“智慧”解释为“使得一个人能干并有远见,能很好地处理他的事务,并对事务专心致志”,[P117]即要求绅士具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与素养。这种“智慧”与“狡猾”是相去甚远的,“狡猾的计谋只能使你占一次便宜,但是以后永远要吃亏”,“但是,坦白、公正、明智的人则人人都会为他让路,他可以直接去做他的事”。[P118]至于勇敢,洛克认为,勇气和坚韧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的品行”,[P94]绅士在事业上总是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他们必须受得住一切苦难,需要从小就训练他们克服懦弱和胆怯心理,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能镇定自若,面临艰险毫不退缩,勇敢前行去获得事业的成功。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洛克认为,为了教育儿童,首先应该了解儿童,了解儿童的性情与特点,使教育符合儿童的天性与才能;要及早施教,形成儿童的习惯;要使儿童爱好名誉知道羞耻;要奖励与惩罚相结合,奖励不要变为引诱,少用惩罚,惩罚不要养成奴性;恩威并重,既要有父母和导师的威严,又要有慈爱;以榜样和说服教育为主,导师与父母要以身作则,让儿童与有德行的人交往等。

内容摘要：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治国实践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可以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儒家以德治国

中华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儒家德治思想又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儒家德治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几经曲折，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具有当代性。儒家德治思想内涵丰富，本文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主要方面予以论述。

一、德制

儒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建立了一套制度，保障其德治思想顺利实施。这套制度，姑且称之为德制。德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礼”。《礼记》是儒家“五经”之一。礼，甲骨文形状是一个器具里装着两串玉。古人常以盛玉之器以奉神人，作为献给神的礼物。礼产生于祭祀活动，其本义是宗教的祭祀。殷商时代，祭神是神权政治的一部分，因而祭神礼仪不仅被宗教化，而且被政治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祭神活动中有不同的祭礼资格，并由此而逐渐演化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等级秩序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成为一种维护神权统治的政治谋略和手段。作为我国奴隶制时代政治文化核心本体的殷周之礼便由之而形成，由之而完备，由之而扩散。从古老的祭祀活动中延伸出来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礼，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绎为一整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和伦理规范。

礼，起源于治国。古人对于礼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把礼的起源说成是天意的安排，有的说成是人的原有本性。荀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曾经建立了完备的礼学体系，他对“礼”的论述较为精当，对后世影响很大。荀子这样论述“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荀子认为人生来都是有欲望的，如果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则会引起社会混乱和贫困，因此，统治者就制定了“礼”。荀子又说：“故礼者，养也。”[2]意为“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需要的。荀子认为，礼起源于圣人对人之所欲的调节，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即“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3]“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4]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时空政策“三步走”“两个大局”

论文摘要：在时间上“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空间上“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时空政策思想的基本内容；空间上的“两个大局”围绕时间上的“三步走”运行，以及“两个大局”互动的思想，是邓小平时空政策思想的基本特征，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论依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时空政策实施的根本保证。当前，以邓小平时空政策思想为指导，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时空政策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原则，并指出这一原则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地揭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并提出了在时空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发展战略。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开始考虑制定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战略步骤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他的看法逐步趋于成熟。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O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人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m[2」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邓小平在提出时间上“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布局上“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促进共同富裕。他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3]198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经济工作的汇报时又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Ca7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的时空政策就是以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为载体，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而在政治行为和政治谋略上做出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