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论文范文精选

一几个环节的把握

1入学考试环节

入学考试有许多理论和方法，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环节，由于报考学生专业来源较杂，必须统一标准。报考第四军医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考生，主要专业来源包括图书馆学、医学、计算机应用、外语等。这些不同专业背景来源的考生，其专业背景知识均有与医学图书馆工作相契合的部分，因而也均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源。面对这样的生源情况，对信息管理综合、图书馆学基础两门课程，在制定考题方面制定了如下的设计思路：“信息管理综合”课程所要考核的是最基本的学科知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定马费成的《信息管理学基础》为基本考试内容；专业基础的要求与专业综合类似，最终选定吴慰慈的《图书馆学基础》作为专业基础课的主要用书。入学考试基本教材的选定，体现的是教材权威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在考试出题思路上，既不将考试范围划得过宽过大，又要涵盖学科最核心的内容，体现的是学生来源较杂、学科背景不同的一种应对策略。

2专业相关课程的选定环节在入学后，积极引导学生选定专业相关课程，主要针对如下几类课程采取不同的对策。

2.1公共必修课

我校公共必修课包括5门课程：英语、医学统计学、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在如何学习公共必修课方面，要求学生在全面完成课程学习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直接应用性内容的重视。如英语的专业英语部分、医学统计学的Meta分析部分、循证医学的文献检索部分等。

1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

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无疑是深受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但西方理论传入中国后，如何与传统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相结合，这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学人们就充分认识到，图书馆学的发展固然需要大力引入西方的理论，但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则很难为中国所用。正如1921年从菲律宾大学毕业回国的杜定友所言：“没有一所外国的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完全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之用。”在徐家麟看来，由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巨大差别，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转型必须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紧密结合。梁启超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也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艰巨使命。如何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传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构建出“中国的图书馆学”，当时图书馆学家们普遍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太多的格格不入之处。其中，最先感到棘手的问题便是图书的编目与分类。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徐家麟本人并未出席此次年会，但向会议主办方提交了两篇论文，即《<中国编目论略>之论略》和《关于图书分类法之图解与中籍分类法及表之编制的研究发展》，由他的好友毛坤在会上代为宣读。前者后来被刊载在《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上（1929年6月），题目改为《中文编目论略之论略》。徐家麟在文中首先指出，尽管我国图书馆学中文编目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先后曾见到查修、黄维廉、杜定友诸氏之论文或专书，但考其内容，惜多只得其偏而不能得其全。大概于西洋编目之义例，或详或略，均尝逐类及之，求其能适应中文之一切书之编目需要，则容有未及顾到者”。在他看来，“今欲发达中文编目学，一方面固须破除纯粹西洋式编目学之迷信与盲从，一方面亦须得自固有之目录学版本学之桎梏中求解脱，以见于事之所至，理有固然。学无古今中外，胥择其善者而从之，倘学不同科，自亦可分道扬镳，各事所事”。徐家麟此处所指出的“各事所事”，当指在中文编目过程中，不能拘泥于西方编目的传统，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对于如何“择其善者而从之”，徐家麟的同窗好友毛坤在1936年发表的《图书馆的中国化问题》一文中，也提出了与徐家麟相类似的观点。毛坤认为，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因是外国输入进来的，所以它的意义和方法同我们固有的思想方法和情况都有些不同，其间已经融会贯通的固然也有，生吞活剥的地方不能说全无”。毛坤为此批评了当时图书馆学界存在的“生吞活剥”的态度，认为要“洋为中用”，也就是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我们所谓化，应该要以适用为原则或以能达到我们的高尚广在的目的为原则。”笔者在查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人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相关论述时，不难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其对诸如编目与分类等图书馆业务操作层面的探讨相当之多，而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本土化的探讨则少有人问津，徐家麟早年也是走同样的道路。不过与其他图书馆学人不同的是，他在探讨图书馆学本土化过程中，涉及理论层面的探讨更多一些，同时他的困惑也更多一些。正如他在论述编目如何本土化时所言：“图书馆编目原多本诸欧美现代图书馆之学术与事业，以为研讨进行之根据。但统观西方各国现有的编目学书，皆详办法而不及理论，详其然而不详所以然，是岂此种学术本身之原若何学理的根据耶？抑有之，然以其不关重要，或过于艰深，因而忽略之，避免之耶？”他也曾经试图对之进行一番探讨，但“稍有所玩索，结果似尚不无有若干近是之揣测者”。

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洗礼后，徐家麟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要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的梦想。徐家麟认为：“我国图书馆学术落后也是当然的事，也是无可讳言的事。愚以为我图书馆界学人，当急起协力研讨图书馆学术。为目前需要说，应尽量创制并实施可以供应我国图书馆界需要的种种制度与技术方法。欧美的图书馆学术事业，可以借镜，但不可以拘泥。”徐家麟认为：“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全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并应有创制一种适合我国需要与事实的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的企图。”他此处所言的“适合我国需要与事实的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无疑是指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体系必须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并未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只是粗略地列出了他对图书馆学学术体系的大致构想：“一本完善的图书馆法规，一种适用的图书馆课程，一本详实的中国印刷史，以及其他许多研究成果。我们样样都需要，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全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徐家麟并未对中国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做出详细的阐述，但难能可贵的是，当同时代的其他学人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大多局限于编目与分类等具体的业务层面时，徐家麟已经提出了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理想。与同时代的图书馆学人们相比，他大概是第一位提出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之人。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他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图书馆学学人中对追求图书馆学本土化看得最为深远的一位。

2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界在引入国外图书馆学理论时，对图书馆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等问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了一些深入探讨。1934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出版，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刘国钧提出了图书馆学的“四要素说”，即图书、人员、设备与方法，并将其称之为广义的图书馆学；而狭义的图书馆学则是“研究图书馆管理方法”，也就是“新图书馆运动”之后图书馆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不过从刘国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学的理解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图书馆自身层面，而对与图书馆有关的其他层面则少有论及。1935年，李景新发表的《图书馆学能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吗》一文，是图书馆学学人有关图书馆学理论探讨的一个新成果。李景新认为：“现在图书馆的任务，日益扩大，图书馆的意义也不仅是一种活的教育机关。所以从今日的立场说图书馆学的意义，是包括人类知识学问的记载关于人类的历史和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两方面的一切事项。”可以看出，李景新的最大贡献，是已经看到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功能，看到了“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的一部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景新已经意识到图书馆学“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专研究人类知识学问及一切动态的记载产生，保存，与应用；使它成为教育化，学术化，社会化，科学化的一种科学”。就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进行艰难探索时，美国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的出现，给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带来了新的方向。从上文徐家麟对巴特勒理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芝加哥学派所思考的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人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命题，即如何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来加以研究，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徐家麟在1933年发表的《论图书馆作业之学术化与事业化》一文中，着重谈到了他对图书馆学科学化路径的思考。他说：“窃以为若即美国如火如荼之图书馆事业，及在彼已经着手研究之图书馆学术，吾人对之，似仍未能遂认为满足，更未可以自绥、自限、自暴、自弃。不尽其在我，就我中国之图书馆作业，对此学术事业不谋有所贡献；意以为对图书馆本身求进益，即对我国图书馆学术事业求改进，一举固可以两得也。”至于如何使图书馆作业学术化，徐家麟提出了两条途径：“一则曰，自图书馆自身已有之学术予以整理、累积、实验、发挥之工作；一则曰，自图书馆学术以外相关之学术，予以沟通、印证、引用之工作。”徐家麟还提出，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应用图书馆治学方法外，更须尽量应用科学方法及各科独具有效的方法，通过相互借鉴，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颇具意味的是，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人前往美国留学主要是进入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东部地区的学校。在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图书馆学理论占据主流的时代，中国的图书馆学人很少有人关注芝加哥学派。与中国其他图书馆学人一样，徐家麟前往美国留学的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但为何他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笔者在追溯徐家麟学术思想的源流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在前往美国之前，也就是巴特勒的理论尚在酝酿之时，就已经隐约地提出了与之相类似的构想。正如范并思所言，从一开始他就与芝加哥学派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徐家麟于1945年发表的宏文距巴特勒的著作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而他在该文开篇就表达了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展不畅的忧虑。他说：“此书（指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的出版，足足十年有余，虽说图书馆专题研究的著作，已有好些种类，似白氏的书，却仍无之。图书馆学研究的进步，诚然并算不得很快。”正如他所言：“在本年上月，文华图书馆学专校，承美国图书馆协会赠送几册新出版的图书馆学书刊，托由华莱士副总统携带来华。其中一册，是该协会在去年刊行图书馆学之辞书，笔者有机会得快先睹，自感到欣慰。因个人向来对于图书馆学问题考虑的兴趣，仍不时有之，所以检阅这书的时候，首先便是看它对于图书馆学有何定义，可是结果是难令我满意的。”徐家麟只看到了“图书馆业”与“图书馆学”两条，而如“图书馆服务”与“图书馆工作”等字样，大概是因为美国图书馆界认为其并无任何特殊专门的意义，所以均未收入。徐家麟认为，美国最新出版的《图书馆学辞书》将图书馆业定义为“适用书的知识及某一些原则、理论、技术，于图书馆中书籍及其他资料收藏，设置，保藏，组织，与运用各方面，暨图书馆服务之推广”；而对图书馆学的定义，则仅仅描述为“辨识，收集，组织，应用，印刷的或乎手写的文件之知识与技能”。

在徐家麟看来，图书馆学的定义决不当平庸至此，但美国图书馆学界对之的定义，也决不会是胡乱写下来的。从这短短的词句中，徐家麟看到的是美国图书馆界全体，特别那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图书馆员们，对图书馆学并未深入接受与研讨，这也是他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展不畅表示忧虑的一大主因。从以上论述可知，与同时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家相比，徐家麟可谓是站在世界图书馆学理论最前沿的一位代表。他看到了美国图书馆学界与图书馆从事具体业务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在美国一般的图书馆从业者看来，图书馆学研究是图书馆学者的事情，而且也还算不上是什么博大精深的学问；大多数从事具体业务的普通图书馆员们对图书馆学理论相当陌生，因此距离二者打成一片的程度还相距甚远。美国图书馆学界的情况如此，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面对中外图书馆学界共同的局面，徐家麟在对中国图书馆学界的期许中说：“设若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能迎头赶上外人。我们同时却也需承认，能从（中）学习的也尽多。这也是我们应努力的事。”徐家麟随后指出，中国图书馆学界当前最根本的任务，是在自尊本业与业界中人的图书馆精神影响下，去做好图书馆服务之事，他说：“愚以为我图书馆界人士，当勿忘所经营的是图书馆，当以图书馆本行的种种专为急务，当有图书馆精神，自尊本业与本界中人；凡图书馆界能将自身业务办好，是为解决本界困难，并取得外界信任的最好办法。此业务为何？不用说，最根本的仍是图书馆服务一事。”

一、努力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将会越来越复杂，21世纪是自动化、网络化的时代，这就要求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必须熟练掌握计算机知识和技能。目前，图书馆普遍采用了ILAS系统，网络各子系统熟练的使用，以及整个系统的维护都需要过硬的计算机技术。因此图书馆重点要培养工作人员的网络服务能力，要会利用网络进行采访和编目工作，及时了解读者需求倾向和出版动态，及时了解出版信息。工作人员除了要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外，还应努力学习计算机知识，利用网络知识，帮助读者从多种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随着图书馆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的每个工作人员还应具有熟练的系统管理技术水平。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具备随时解决新问题的技术能力。

二、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外语水平

伴随着网络化的到来，大量的信息，特别是各种科研课题立项、科研成果鉴定等咨询活动都以外文的形式出现。如果图书馆员不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不能读懂信息内容，就不能及时获得和收集国外的信息，从而就不能准确地为读者提供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服务。

三、建立良好的竞争机制，激发工作热情

图书馆工作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是一个铁饭碗，没有太多的压力，也不具备太大的挑战性。这种意识致使图书馆员工在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的懈怠，觉得工作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不出大错就可以，没有工作进取心。因此图书馆要根据本单位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制定竞争激励机制，合理安排岗位。可以实行技术岗位双向选择制，竞争上岗，优胜劣汰，使图书馆工作人员时刻有一种紧迫感、责任感、危机感，从而激发竞争意识，促进其主动接受继续教育和业务创新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无形之中提高了服务质量，提升了图书馆员的自身素质。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着名图书馆联盟的介绍，总结归纳了现代图书馆联盟的功能和意义，说明了图书馆联盟必将成为未来图书馆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关键词]图书馆联盟功能意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自由使用代替了固定完整的信息收藏，图书馆联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在实践中，它已被证明是促进图书馆合作、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图书馆紧随时代潮流的必需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凸显出它的意义与价值。

1、联合编目。即图书馆联盟各成员馆利用网络进行联机编目，共享编目成果。成立于1987年的Ohi0Link，其宗旨便是建立全州范围内的电子目录系统，1990年它将85个成员馆的集成系统统一为INVCPAC系统，实现了联合编目。联合目录是联合编目的成果，Ohi0Link的联合目录数据库属于集中式联合目录。由于所有记录都通过共同的软件处理，书目数据格式相当一致，易于管理掌握。目前整个中央目录数据近千万条，馆藏记录达4000万条。与此同时，它还建立了规范文档进行规范控制，大大减少了编目工作中的重复劳动，简化了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书目数据质量。还避免了个人因知识习惯的差异造成的各行其是，前后矛盾。

2、公共检索。用户可从任意一个图书馆联盟成员馆的终端出发，在网上检索联合目录，以了解某一文献是否入藏及入藏的场所，并且通过检索各类型数据库，得到详尽的文献索引、摘要等相关线索乃至全文。以美国佐治亚州的GALILEO为例，它的公共检索提供两种途径，第一是在主页上，提供一个分类菜单，按分类方式为用户提供十余类60多种数据库查询，可获取原文。第二是以相互连接图书馆（GIL）系统把联盟内藏书目录、自助式流通、编目控制等功能集成到一起，读者可通过快捷检索、关键词检索、精确检索等多种方式了解书刊信息。十分方便，大大节省了检索时间，该系统可同时提供5000个用户查询。值得一提的是，GIL提供了一个扩展目录，包括了联盟成员馆外的众多图书馆，范围之广，令人赞叹。

3、资源共享。图书馆联盟各成员馆间，通过联合目录，再借助一定的公共协议，使各馆的信息资源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被更多的读者、用户获取和利用。资源共享是图书馆联盟的最终目标，因此，各个联盟都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建设。近年来，一些较大的图书馆联盟已开始实施多种形式的资源共享。中国的CALIS拥有四种共享形式，包括馆际借阅（返还式，针对印刷型文献）；文献传递（非返还式，提供各类论文、报告、可利用数据库等）；特种文献提供（视听资料、缩微品等）；代查代索，接受用户馆请求帮助查询代索国外信息机构文献。美国的图书馆联盟资源共享的形式有直接借出（主要是通过办理通用借书证实现），馆际互借（使用联盟的计算机系统与快递网相联，图书可在48小时内送到,其快捷几乎无与伦比）；相互提供归还（GCLC规定从一个成员馆借出的文献可就近归还）；共同资源的共享（不仅包括共同购买的数据库，还有地区资料，例如GALICEO已将佐治亚洲的普查数据库加工成在线资源，以利于共享）等。共享范围几乎扩大到全体公民，内容丰富且对读者、用户限制较少，充分显示了图书馆联盟在此方面的巨大作用。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知识管理知识转移情境

论文摘要：介绍了图书馆知识转移的相关概念。在分析图书馆知识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指出图书馆知识转移具有情境嵌入性，并对图书馆知识转移的六个情境雏度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知识转移是知识管理研究的热点。然而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商业领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获得企业价值。在图书馆中研究知识的转移，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图书馆知识资源的公众获取。并且，通过对图书馆内部知识转移的研究，促进图书馆员工的知识转移建设，从而真正把图书馆建设成知识转移的枢纽。

1图书馆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是知识创造的基础。自1977年Teece提出知识转移的思想之后，知识转移的相关研究逐步开展起来。设立图书馆的目的就在于组织、存储和传播知识。因此，图书馆作为知识存贮的重要机构，其本身就是知识转移的重要场所。结合图书馆自身发展，图书馆界中不少人对图书馆知识转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邓文红指出：图书馆知识转移，就是指图书馆运用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技术，通过对图书馆的各种内部和外部知识资源进行发现、挖掘、选择、整合、存储、输出等工作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把读者所需要的图书馆知识转移一部分给读者，以提高读者获取、共享和创新图书馆知识资源的能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