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范文精选

[摘要]]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地区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重复引进、偷逃避税问题，深刻剖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有效利用外资应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原因；对策

一、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地区结构失衡。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东部地区，新批企业数量、合同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均超过80%；中部和西部所占的比例很低，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均不超过9%.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明显失衡。

2.产业结构失衡。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于其他产业的比重较低。截至2000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二产业的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3%、60.87%，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三产业的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4.15%、37.31%，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一产业的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85%、1.82%.这说明，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并未得到优化，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起到重要作用。

3.存在重复引进现象，且未能有效地消化、吸收。在我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外资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进口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及金额较少，中方企业对外方存在技术依赖。

[摘要]本文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对外投资结合起来研究，利用弗农的循环发展理论以及邓宁的直接投资流量与GNP的关系，结合改革开放至今的数据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目前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结果证明，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仍处在弗农产品循环理论的第一、二阶段，绝大部分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二、三阶段。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溢出效应

一、产品循环发展理论回顾

该理论是美国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首先提出的。弗农认为，工业先行国的产业结构演变模式要与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实现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国际一体化。这种产品循环的顺序是“新产品开发——国内市场形成——出口——资本和技术出口——进口——更新的产品开发”(如图-1所示)。产品经过这一顺序不断循环，带动了工业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金进而向技术密集型演进，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研究开发新产品，逐渐占领国内市场；第二阶段：国内市场饱和后，要开拓国际市场，增加该产品的出口；第三阶段：产品占领了国外市场后，输出资本和该产品生产技术，促进资本和技术与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相结合，就地组织生产和销售；第四阶段：国外生产能力形成后，又会使这种产品以更低的价格返销国内市场，迫使开发了新产品的先行国削减或放弃该产品的生产，从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

产品循环发展模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密切相关。假设当产品的生产处于生命周期中的成长阶段，这时先行国A将该产品的生产技术向世界范围普及，逐渐失去了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的优势地位，加之先行国B对这种产品的仿制和研究，先行国A的成本优势也逐渐消失，这时其在该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保住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这些国家只能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地区资源优势加以维持，为此，只有将投资转向具有这种优势的国家，于是就出现了国外投资，即利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就地组织生产和销售。由于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因此就出现了先行国A反而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进口该产品的现象。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回避风险大、花费多的技术开发过程，充分利用先行国的资金和技术，并与本国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其他优势资源相结合，以成本优势返销到工业先行国的市场，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在第一阶段，研究开发新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此时常会涉及很多的进口原料或者零部件，以及与国外企业合资合作甚至是独资生产该产品，该阶段其实也就是引进外资的阶段。第二阶段往往还只是单纯的产品出口阶段。到了第三阶段即结合当地相对优势，就地组织生产和销售，该阶段就涉及到了对外投资。第四阶段，进口旧产品开发新产品，实际上是引资和对外投资的组合。

一、研究回顾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传导机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Rostow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资本短缺约束；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Chenery&Strout进一步提出了“双缺口”模型。然而，双缺口模型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对于像中国这种储蓄缺口并不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该如何解释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仍然不断增加的现象呢？而且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也难以解释近年来发达国家之间双向直接投资增多的事实。

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Spillover)。许多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如Nadiri(1991)、Globerman(1994)、Imbriani&Reganati(1997)等。然而，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结果则要复杂得多。Blomstrom&Persson(1983)、Blomstrom(1986)、Blomstrom&Wolff(1989)、Kokko(1994)、Kokko&Zejan(1994)、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9)、Haddad&Harrison(1993)、Aitken&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Kokko(1996)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采用的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数据选取的差异必然会影响最后的实证结果。例如，同样是研究印度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Goldar(1994)采用计量分析方法，Basant&Fikkert(1993)、Haksar(1995)、Kathak(1989)则选用生产函数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各有差异：Basant&Fikkert(1993)发现FDI的确促进了本国技术进步；Kathak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存在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考虑到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的时滞期，Goldar研究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Haksar(1995)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作用远远不及本国研发。

然而，除了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外，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以上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实际上，东道国国内企业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反过来也必然影响到FDI的技术外溢效果，即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存在着普遍的技术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各国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技术外溢效果。

Borenszteinetal(1998)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Borenszteinetal的研究结果表明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Borenszteinetal的研究工作揭示了这一核心思想：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何。沿着Borenszteinetal开创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来解释东道国经济对FDI的“吸收能力”。Olfsdotter(1998)认为不仅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吸收能力的大小，而且像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Henleyetal1999)、人口增长率、基础设施状况(Stern1991)乃至行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度(Tortensson1994;Mauro1995)这类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大大拓宽了吸收能力所涵盖的概念范围。Alfaroetal(2000)则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东道国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必须要为利用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支付一大笔初始的固定成本（包括学习费用、谈判成本、购买关键技术以及设备的费用等），因此东道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将决定创业者是否能在有效时期内获得贷款以支付这笔固定成本。Markusen&Vanables(1998)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LinkageEffect)来考察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FDI带来的国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互补性技术的发展等等。Goldsmith&Sporleder(1999)则在Markusenetal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前向链接(ForwardLinkages)”和“后向链接(BackwardLinkages)”来考察FDI对国内经济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

迄今为止国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汤文仙、韩福荣(2000)提出了“技术缺口”这一概念，指出传统的双缺口模型并不适宜中国外资引进的实证研究，但其构造的“三缺口模型”对于如何测标、度量“技术缺口”这一核心的问题却缺乏应有的解释。秦晓钟(1998)对中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9种行业的横截面回归分析；张诚等(2001)定性探讨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借鉴Feder(1982)的模型，何洁把生产部门分为国内生产部门与外商企业部门，用生产函数方法测算了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本文以Borenszteinetal(1998)的模型为基础，首次测算并比较了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

内容摘要：跨国直接投资撤退是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客观现象。投资撤退会对东道国及投资母国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中国引资规模、数量的不断发展，撤资的比例也逐步提高，出现这一情况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着重分析了乳品和电力两个行业的撤资情况及日本、韩国对华投资的减撤，分析了显形撤资、隐形撤资的区别，给出了部分对策建议。

关键词：FDI投资撤退隐形撤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随着跨国生产经营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跨国公司从国外撤资的现象也更加频繁。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撤退的数额和规模仍高居不下。

国际直接投资撤退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重大。因此，研究撤资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投资。

关于撤资的基本情况，如国别、成因、规律、影响等，国内外有关学者有过相应研究。但总体而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不多。本文拟就近年来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论证，用以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一、提出题目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占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上风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上风，内部化上风和区位上风。邓宁把区位上风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回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本钱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用度、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