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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体内大量分布的微生物对植物产生的影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特别是那些有益的影响可对植物的生长及活性成分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甘草作为一种大宗中药，其栽培品的质量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甘草有益微生物对提高甘草的品质有重要作用。该文综述了甘草有益微生物的研究进展，以期对提高栽培甘草的质量起到指导意义。

【关键词】甘草;内生菌;根瘤菌;菌根真菌

甘草是豆科甘草属(Glycyrrhiza)植物，其根及根茎为常用中药，市场需求量大。近年来，随着野生甘草资源的急剧减少，且国家明令禁止采挖野生甘草，使甘草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对甘草资源的保护性利用及栽培甘草势在必行。近年来，随着人工甘草种植面积的逐年加大，提高甘草的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相关研究表明，植物有益微生物可以产生促植物生长的活性物质，提高植物固氮性能，促进植物对恶劣环境的适应，加强系统的生态平衡，保证寄主植物健康生长。因此本文就近年来甘草有益微生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对提高栽培甘草的质量有指导意义。

1甘草内生菌的研究现状

内生菌是指一生或至少一生中的某个阶段能进入活体植物组织内，并且不引起明显组织变化的真菌或细菌［1,2］。1993年，Strobel等［3］从短叶红豆杉TaxusbrevifoliaNutt的树皮中分离出二百多种微生物，其中有一株内生真菌Taxomycesandreanae能产生紫杉醇，这一研究结果引起学者对内生菌的广泛兴趣。目前，人们已经从长春花、千层塔、银杏、厚朴等多种植物中分离得到了内生菌，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有学者对甘草内生菌也进行了研究，发现内生菌对甘草产生一系列作用。宋素琴等［4］对采自新疆的健康野生胀果甘草不同组织中的内生菌进行分离，并纯化得到149株细菌和2株真菌，鉴定得出149株细菌分属于13个属，2株真菌分属于青霉菌属Penicillium和镰刀菌属Fusarium。有学者发现内生菌可通过拮抗病原菌促进甘草生长。饶小莉等［5］从乌拉尔甘草健康植株的根茎叶中共分离到内生细菌98株，并采用平板对峙方法筛选出6株菌株，其对植物病原菌有明显体外拮抗活性，鉴定这6株拮抗菌株分属萎缩芽孢杆菌(Bacillusatrophaeus)、多粘类芽孢杆菌(Paenibacilluspolymyxa)、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subtilis)、Paenibacillusehimensis。龚明福等［6］采用无菌操作技术从野生健康甘草Glycyrrhizauralensis的根、茎、叶、种子、根瘤等组织中分离出内生细菌（Endophyticbacteria)125株，其中31株对棉花枯萎病菌(Fusariumoxysporum)、棉花黄萎病菌(Verticilliumdahliae)具有较强的拮抗活性，这31株内生细菌分属于气芽孢杆菌属(Aerobacillussp.)、气单胞菌属(Aeromonassp.)、芽孢杆菌属(Bacillussp.)、黄单孢杆菌属(Xanthomonassp.)、假单胞杆菌属(Pseudomonassp.)、土壤杆菌属(Agrobacteriumsp.)。另有研究发现，从甘草中分离的有些内生菌还可产生活性物质。韦革宏等［7］从乌拉尔甘草和光果甘草中共分离得到68株内生菌，从中筛选出一个来自乌拉尔甘草的菌株Mesorhizobiumsp.CCNWGX022，从该菌株发酵液的石油醚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了十八烷酸内酯Rhizobialide，是第一次从内生菌中得到此类物质。另有学者研究了内生菌在甘草不同部位及不同月份的数量变化趋势。林世利等［8］分离出不同月份苦豆子、骆驼刺、苜蓿、铃铛刺、甘草不同部位的内生细菌，研究阿拉尔地区豆科植物内生细菌种群动态。结果显示5月份的苦豆子和甘草植株、8月份的苜蓿植株、9月份的铃铛刺和骆驼刺植株的内生细菌的种类最多。内生细菌种类的分布规律依次为苦豆子中叶＞茎＞根＞种子＞花，苜蓿中根＞叶＞茎＞花＞种子，铃铛刺中茎＞叶＞种子＞花＞根，骆驼刺中根＞茎≥叶＞种子＞花，甘草中茎＞根＞叶＞种子＞花。5种豆科植物生长期中总带菌量平均值在各个月份变化趋势不同，并且各个月份的带菌量处于交替变化之中，说明不同月份5种豆科植物内生细菌的种类和数量不同，同种豆科植物不同组织部位的内生细菌的种类和数量有差异。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学说/民本思想/修身/尚贤/建党学说

【正文】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1)01-0019-04

一、知行学说对倡导的思想路线的影响

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筹。《尚书》中的《说命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它是指人们认识一件事情，懂得一个道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把它付诸实行，把主观认识变为客观实践的活动。《左传昭公十年》也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同类思想，它们都表现了一种朴素的知行观。以后历代思想家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对知行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行难知易”、“知重行轻”等多种观点。虽然他们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都没有作出完全科学的回答，但“知行统一”、“知行结合”则是这些思想家论辩所结出的硕果。在总结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各种见解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所谓知行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知行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结合，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同中国古代“知行统一”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词意最早见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写的《汉书》，作者在书中赞扬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治学态度严谨，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缮本，必为写好与之，留其真”。唐代语言学家颜师古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显然，“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宋代陈亮、叶适继承了儒家历来讲求实用理性的传统，反对空泛，推崇事功。清代顾炎武、龚自珍、魏源、曾国藩则大力提倡“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他们讲求“实事求是”的立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使主观符合于客观的正确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那种治国理政注重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

总结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各种见解，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内核。1937年7、8月间，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虽然“两论”中还没有出现“实事求是”的字样，但是如果把它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察，那么，实际上，“两论”就是“实事求是论”或“论实事求是”。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一步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要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此，从这时开始，“实事求是”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含义，完全不限于学风。同年冬，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对党的思想路线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实事求是”作为学风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继承了这份遗产，并以此为桥梁把它升华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对古人的“实事求是”概念，不仅充实、改造了它的内涵，也拓宽了它的外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再现其真理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