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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这个主题,结合高职院校教育特点,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媒介和教学空间四个环节的创新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高职;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创新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下面简称“概论”)是2005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确定的两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之一。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重点阐述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旨在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本文围绕“概论”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这个主题,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媒介和教学空间四个向度的创新进行了探索。
一、根据高职教育特点,优化教学内容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社会需要的技能型、应用型、岗位型人才,和专业课一样,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论文百事通根据05思政课改革方案,作为核心课程的“概论”课使用的是全国高校统一教材,此教材理论性强、知识系统、内容丰富,但是,正因其理论性、系统性过强,内容庞杂、抽象,不能适应学习基础相对薄弱的高职学生的需要。所以在概论课教学内容的选取上,需要教师根据高职教育实际,优化教学内容。
那么,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呢?有两个原则:第一,紧抓教学内容的根本——教材。对于“概论”课教师来说,不管采用专题教学还是分章教学,都必须以教材为蓝本,深入把握教材的导向和精神、遵循教材的基本结构、领会教材的重点难点,才能保证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第二,在此基础上,结合高职教育特点,丰富完善教学内容的设计。就笔者来看,“概论”课教学内容的设计可以遵照以下三大原则。
摘要:素质教育是造就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中更应注重素质教育强调的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培养。
关键词:素质教育;概论;教学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是过多年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结果,它涉及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是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两课”教师需要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减称《概论》)课教学中全面渗透素质教育内容,推进素质教育。这不但可以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和趣味性,而且更能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不断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概论》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不断进步的一面伟大旗帜。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因此,《概论》课教学中,任课教师必须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核心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旗帜鲜明、理实结合地宣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主阵地。要使该课程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不是对学生进行简单粗暴的灌输,不但使马克思主义“进教材,进课堂”,更关键的是要“进头脑”。首先,任课教师必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只有如此,教师在授课时才能自信、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进行课堂教学,才能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语言、信念和人格去感染学生。坚信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风气才会形成。否则,教师课堂上理不直气不壮,学生自然就会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怀疑,甚至是抵触情绪。教师在为完成教学任务而授课,学生为完成规定学分而听讲,那么我们的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学目标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任课教师必须深入学习领会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理论的宣讲者、践行者,做学生的引路人。第二,紧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主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理论问题展开教学。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奠基之作。解放思想理论破除了我党政治上的迷信,实事求是同时也是也是思想活的灵魂,是指引我们前进的重要理论明灯。第三,改变落后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概论》课的教学实效性一直是任课老师的目标工作。笔者认为制约《概论》课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应该在提高教学手段和方法上下功夫。具体可以通过采用影像资料、历史故事、文献档案展示、多媒体教学、革命歌曲教学等手段增强该课程的吸引力,有效利用课堂讨论、主题辩论、撰写小论文等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摒弃简单的理论说教,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一些理论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就会对学生产生吸引。教师应该在是非问题上立场坚定,避免学生曲解理论事实。学生明辨是非能力的增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执行的自觉性就会增强。
二、注意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
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珠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珠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深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宪章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浪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竹unt的Llt巴rat“rc,ItsP对nC巾Ieand乃1泊了目.5;Winehester的5。的ePt7)〕‘巾龙5ofLJtc扭尽C厅加拓刀〕;Mackenzie的theEVoluoonofLit阴£“脂”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ayleyandScott的A刀Intr.而ct旧nto入了亡thodsandM白terlalsofL,teraryC谊元店功,Saintsbury的月招to理ofC)itjcism以及Moulton的the几4bdemStodyofLjt曰叨ture”‘引。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幻。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珠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堑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l一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其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西方文论的翻译:‘洒方化”还是‘体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1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匾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论文全部要采用word来书写,文件名统一为“report95´´.doc”,其中´´代表自己的学号。
学位论文一般应包括下述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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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学位论文题目用黑体二号字,其余用宋体四号字
论文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简明、恰当,一般不超过25个字。
中文摘要及其关键词(宋体5号字b5排版):
一、教学现状
1内容多,学时少
中医学概论教学内容多,医学专业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很零碎、抽象,如望诊、问诊、切诊的相关内容。中医本科生300多学时的内容要在非医学专业80学时讲授完毕,并且这些专业的学生大多在一年级、二年级接触这门课程,没有经过西医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对人体的解剖结构、组织生理尚不熟悉,因此如何把握教学的深浅度,成为一个难题。
2学习认识不足,方法欠缺
通过与学生的交谈及问卷调查发现,在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生甚至对开设这门课程的必要时产生疑问,如计算机专业学生认为只要学习好计算机编程就可以,体育健康专业学生认为练好自己的体育专项就行,学习医学尤其是中医学对其专业并不重要,对今后的就业也无帮助,因此学习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一些学生虽然对中医学概论感兴趣,但认为需要记忆的内容繁多,也很抽象,不知从何学起,也不知道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掌握中医的思想精华,并在本专业中得以应用。
3实践性强,操作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