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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观主要特色

论文摘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根本任务，有了新的思考并进行了深人的阐释。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有关著作中，文化概念显现出多义性，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例如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与理想、道德、纪律相对的知识形态的文化，与教育、科学等相对的文学艺术等文化部门的具体文化，与科学并提的侧重人文意义的文化等。在这几种情况中，相对而言，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个广义的概念，涵括了后面几种含义。本文正从这个意义上来研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文化观。

邓小平文化观的历史渊源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论述中指出了外国其他文化，本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如何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的文化思想。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就积极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邓小平遵循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所确立的正确方向，在实践中赋予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新的内涵。

首先，邓小平继承了关于文化的民族性特色，使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更具开放性和针对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的”不再相对于帝国主义而言而是相对于世界而言。邓小平特别强调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对外开放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根本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博采世界先进文化为我所用。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一、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

民间艺术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较为稳定，几乎不因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改变，这不仅因为这些文化内涵与人类的本能性需求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深层次文化内涵通过代代相传的象征体系，已经深度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格尔茨认为，共享性的、普遍的“意义只能‘储存’在象征”中。反而言之，只有“储存”在象征中的意义才具有普遍性与共享性，因为象征比较直观，无需借助语言文字的解释，人们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意义，而且，在象征没有受到历史意识与哲学观念批判的地方，象征体系就是生活常识，人人稔熟，了然于心。我们发现，民间艺术通过复杂的象征体系，使其文化内涵具有了普遍性与共享性。就民间造型艺术而言，除了小部分直接再现社会生活，把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绝大部分是依据象征体系创造的，这个象征体系由形象、图案、符号、色彩等构成。形象系列主要来自古老的图腾崇拜，如老虎、猪、牛、羊、麋鹿、龟、龙、蛇、鱼、蛙、凤凰、朱雀、向日葵等形象，这些形象在民间的剪纸、刺绣、印染等作品中随处可见。另一类形象虽然来自日常生活，却并非单纯地将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而往往在古老的象征思维的影响下，通过民间故事赋予其某种神话内涵，将其纳入象征体系之中，如无锡惠山泥人中的“大阿福”，也许是先有了这个形象，为了神化这个形象，就有了民间传说“沙孩儿”勇斗猛兽的故事。再有一类形象则是通过谐音被赋予某种象征意涵。如桌案上摆着花瓶象征着平安；画一位官员骑着一头梅花鹿，寓意是“进禄”；画一个胖娃娃骑着大鲤鱼，寓意是年年有余。我们发现，即使是当代的一些单纯再现日常生活场景的民间剪纸、绘画中，民间艺术家仍然会在场景中加个龙、凤、兔子等吉祥物形象，可见象征意识以及古老的象征体系对民间艺术影响之深。在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中，除了极为丰富的具体形象系列之外，还有大量相对抽象的图案或符号，比较著名的如双喜、如意、中国结、九宫图、八卦图、阴阳鱼、“盘长”、卐字等，这些抽象符号大都来自中国阴阳、五行、八卦哲学观念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观念。如卐字符，据唐代慧苑《华严音义》载，卐本非汉字，原为古印度的印度教、佛教的吉祥符号，武则天时期才权制此文，“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盘长”符号也可能来自佛教，张华就认为，“盘长”并非是对“盘肠”形象的模仿，而是来自佛教的法器“盘长”。在中国民间造型艺术中，色彩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如红色象征着热血、生命，是中国人心目中镇邪的色彩；白色象征冬天的白雪，意味着万物凋零与死亡，是中国人的丧服色彩；绿色象征着春天、大地、生育，所以传统婚礼中新娘子往往穿红戴绿。在中国民间观念中，色彩甚至与空间、时间，乃至人伦道德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具体而言，东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黄色；春主青色，夏主红色，长夏主黄色，秋主白色，冬主黑色；红色象征热血、忠勇，黑色象征正义，白色象征奸邪。诚如靳之林所言，中国民间美术并不全按照事物的固有色彩来处理，更不同于西方的条件色彩体系，而“是以阴阳观、五行观与八卦观为基础的观念色彩体系”。深入考察一下民间表演艺术，我们惊讶地发现，民间表演艺术也受到了象征思维的深刻影响，从舞台、服装道具到人物造型、表演流程，以及表演内容，都有某种象征性内涵。舞台以及服装道具的设计作为民间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受制于象征体系与象征思维的。比如古戏台的藻井形式的顶棚，井顶一般为圆形的明镜形式，象征着天圆地方，人在天地之间，顶棚的内壁上大都绘有民间常用的双鱼、龙头、八卦等象征性形象或符号。就民间艺术的表演流程来看，大都有固定的程式，比较典型的是傩戏中的请神、祭神、送神与秧歌中的“谒庙”、“排门子”、跑场图等。尤其是秧歌中的场图，看似随心所欲，变化不定，其实基本图式是相似的，而且大都暗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张华在研究秧歌场图时发现，人们花很大力气排练的秧歌场图，对于参与者来说，远不如“扭”和“逗”来得利落、痛快，对于观众来说，也大多看不出其中的门道，闹秧歌之所以重视场图显然不是出于娱乐或审美的目的，而是因为“那些图式也许是作为某种神秘内容的巫术象征，因而被认为具有了相应的神秘功能。而踩过它们，按它们的模式去跑舞图，就会得到某种超现实目的的实现”。

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表演程式，不仅是在秧歌中，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共同特征。在民族民间舞中，手心向上为阳，手心向下为阴，阴手阳手有着不同的象征，舞步上，先出哪只脚，如何变化，步距、方位、秩序，往往各有定数。就民间表演艺术的内容而言，傩戏的象征性内涵最为显著，甚至可以看作是象征体系的仪式化演练。在傩戏演出中，神坛、神像、神物的布置，巫师穿戴的面具、法衣等服装道具，巫师的念咒、作法以及神灵附身的模拟性表演与念唱神话等，无不具有象征性内涵。正是借助于象征体系，傩戏表演者将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带进了神圣世界之中，实现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和解。不仅傩戏的内容具有象征性意义，许多地方歌舞小戏也有着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如浙江湖州地区流行的歌舞小戏《扫蚕花地》，就是通过模拟性地表演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一系列与养蚕生产有关的动作，叙述养蚕生产劳动过程，说唱祝愿蚕茧丰收等吉祥话语，借助于象征体系表现其在审美娱乐之外的民俗文化意涵的。通过象征体系，民间艺术的深度文化内涵转化成了日常生活常识，人们耳濡目染，代代相传。且不论专职从事傩戏表演的巫师，就是传统社会中乡间那些无知无识的村妇村姑，也熟知各种各样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靳之林在陕北考察时曾有意问一群剪纸的姑娘，“鱼戏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说，就是谈恋爱的意思，靳之林又问，那“鱼唆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一下子羞得涨红了脸，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替她们回答说，“睡在一块儿了呗！”有一位姑娘剪了一个“莲里生子”图案，说必须放在“鱼唆莲”中，而不能放在“鱼戏莲”中，那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解释说，如果放在“鱼戏莲”中，那就是说还没结婚就生了孩子。由此可见，不管是民间艺术家，还是乡间普通妇女，对民间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都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对其界限区分得很严格。我们看到，通过民间艺术及其象征体系，在没有文字的底层社会，民众活态传承着最古老的民族文化观念。

二、民间艺术的当代意义

由于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的核心是原始的、世俗的文化观念，因此，在古代社会，官方与文化精英往往漠视、贬抑民间艺术，虽有所谓“采风”制度，却并非因为真正尊重民间艺术，而是为了补察时政之得失，以通上下之情。除却晚明的李贽、冯梦龙、凌蒙初等少数人，在古代绝大多数文化精英的眼中，无知无识的乡民是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化的，他们只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信仰是不合礼制的、愚昧的“淫祀”，他们的绘画、雕塑是缺乏意境的匠人之作，他们的音乐连一贯比较重视底层民众的白居易也认为“呕哑嘲哳难为听”。尤其在宋元之后，民间戏剧艺术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其内容比较粗俗，不合礼教，有的甚至暗含着某种抵抗意识，因而，官方时常下令禁止。早在南宋时，就曾“京都新禁舞斋郎”，明清时期更是禁令不断。“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西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下，一批文化精英开始重新审视民间艺术，有人认真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有人甚至提出向民间艺术学习，但是，在这些文化精英的意识深处，他们仍然认为民间艺术在文化内涵方面是低俗的、不合时宜的，需要改造、提升，如哈华在1950年代初讨论秧歌时说，“北方的旧秧歌、皮影戏、自乐班、大小戏班、瞎子说书、吆号子等，南方的昆曲、南词、念佛句、山歌、弹词、评话、花鼓灯、秧歌等，数量之大，深入群众的程度，远超过新文艺和新秧歌，新的还赶不上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新秧歌，改造旧秧歌，是向封建文艺夺取阵地工作之一，是一个艰巨长期的战斗。”诚然，民间艺术中有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内容，需要清理、改造、提升，但是，民间艺术是一种尚未从生产、生活中分化出来的浑然的艺术形态，其精华与糟粕往往是共生的，很难剥离，因此，我们也许应该谨慎地批判、改造，积极地保护、研究。尤其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下，由于文化剧烈地变迁，人们普遍面临着文化传统断裂所造成的文化认同困境，我们更应该正确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重估其当代意义。首先，民间艺术通过象征体系成为一种民族共享性的文化符号，它是社群成员之间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的媒介，有着重要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团结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在现代社会尚未丧失。比如，孩子生日、老人寿辰时亲戚赠送礼幔，丧礼上亲友赠送各种纸扎等，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品不仅促进了亲友之间情感层面的交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礼仪，他们共享了这些文化符号中的文化意涵，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社会形成有机社群。尤其是民间集体表演艺术，如节庆、庙会时的演出，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文化认同仪式的演练，通过审美化的仪式，人们直观地体验到他们在情感、文化上是一个共同体。在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的热闹之中，人们陶醉了，即使平日邻里之间、家庭内部有一些矛盾、争吵，此刻也和解了。

晚近二十年来，在乡土社会逐渐解体的当代，不仅华北的乡村，甚至一些大都市，传统节庆、庙会反而大有复兴之势，也许“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庙会依然会保留在现代城市民众的生活之中,并且成为人们文化认同与审美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次，民间艺术中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一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族群文化记忆的载体，是我们活态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面对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尤其是通过一次次操演传统的民间集体表演艺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与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连续性，感受到我们并没有远离祖先以及他们的情感与信仰。毫不夸张地说，民间艺术可以让我们与祖先共享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让我们直观地理解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大传统已经断裂的当代中国，以民间艺术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小传统也许是我们通往过去，重建传统文化延续性的重要途径。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点，新世纪以来，国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而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民间艺术占据其中一半以上。再次，民间艺术建构了一个关于过去的象征的空间，有利于形成一种“无场所的记忆”，这对于“离土”进程中的当下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人不可能仅仅活在当下，生命的意义离不开记忆，尤其离不开来自社会生活的“集体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中具有“凝聚性结构”的是文化记忆，所谓文化记忆是指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中所包含的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以及对重要事件的回忆所提供的解读当下生活意义的重要维度。对于文化记忆而言，稳定的社会空间以及诸如文字、图片、仪式等一整套符号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被迫迁居陌生的环境会有种种不适应，其重要的心理根源就在于记忆丧失了社会空间的依托以及熟悉的符号体系。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社会空间，进入陌生的城市空间之后，出现了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汤姆•米勒在中国调研时发现，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无论社交还是居住，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我们课题组2013年在江苏地区调研时也发现，80后、90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交往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观念不同，比重为27.5%。在原有生活空间丧失的情境下，凝结在民间艺术中的符号体系与文化理念却是可迁延的，通过传承民间艺术，可以建构起一种“无场所的记忆”。事实上，“离土”的乡民也非常渴望通过民间艺术重温他们的乡土记忆与文化认同。高小康发现，在远离乡土文化的都市，兰州滨河马路的休闲带有成群的人在唱《花儿》，广州越秀公园景区中心的客家山歌墟，不仅有大量客家人来此自发地唱山歌，而且台下往往聚集很多听众。

提要:实现路桥老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观念,重新塑造文化品格,树立人才资本意识,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此,要大力发展教育,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经济决策及管理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能力。

关键词:路桥经济发展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报告把文化建设工作第一次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现实趋势的新认识、新总结、新概括,科学地揭示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揭示了文化建设在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文化建设对一个国家说是如此,对一个地区来说同样是如此。因此,弘扬先进文化,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建设文化大市,是提升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路桥区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背景。近些年,路桥区经济高度发展,在文化领域建设较慢,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发展文化事业对路桥区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及意义,那为什么要加强文化事业建设,如何加强文化事业建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如开展“文化强区”建设,重视。农村文化俱乐部。建设等载体。

1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1从宏观角度分析

摘要:中国旅游学术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一系列的论文为主要标志。通过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作者认为民国时期旅游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国外引进旅游科学的学术概念，注重理论的消化理解；第二，致力理论创新，提出要建立旅行学；第三，积极倡导旅游业发展，注重宣传发展旅游的意义；第四，开始有关市场营销的实证研究；第五，开始系统探索旅游业的经营管理实践；第六，开始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第七，涉及了旅游道德问题的研究；第八，近现代科学旅游规划思想全面萌芽。旅游学术研究的快速起步与高起点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需要；其二是具有可资借鉴的国外旅游理论的支持。当时中国旅行社的从业人员文化素质较高，尤其是有一批精通几国文字而又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员，为国外旅游理论的快速引进并迅速创新提供了人才基础。

关键词:旅游研究；旅游理论；民国时期；中国

一个成熟的学科，是十分注重自身理论史研究的，把它作为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学科还处在初创期，整个国内旅游学术界还没有把旅游理论史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直到最近几年，旅游学者们才注重旅游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形成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早期旅游学术探索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结分析，稀见报道。专门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贾鸿雁(2002)[1]的工作，许春晓(2004)[2]的博士论文也做了较系统的论述。当然有的相关研究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易伟新(2003)[3]的博士论文。前期工作揭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旅游学术研究论文。通过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对民国时期旅游学术研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可以界定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起源，为旅游学术史提供了素材。尽管古代人们也很崇尚“行千里路”，但是对于一般百姓，却有“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的俗语。同时，中国重孝道，对于“孝道”的要求是对长辈“身边侍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观念深入人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批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学者和冒险家来到了中国，他们以各种形式将他们的文化观念传播到了中国。西方文化在中国开始蔓延，并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促使中国人文化观念近代化。国外的近代旅游休闲方式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效仿，其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很大变化。一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之对各种战略物资需求量的增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战后几年，中国经济仍获得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交通是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20世纪初，新式交通工具因其快捷、安全、方便开始逐步取代旧式的交通工具。1895~191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铁路建设的高潮，修筑了中东路、南满路、胶济路、滇越路、安奉路、京奉路、京汉路、粤汉路、津浦路、沪宁路、吉长路、广九路等，这些铁路的建成，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的基本格局。同时，公路建设也开始展开，1913年，湖南建成了从长沙到湘潭的公路，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郑焱，2000)。1917年，商营张库长途汽车公司开办了张家口、库伦间客货运输业务，揭开中国公路旅行的第一页。轮运方面，1914~1923年期间旧式帆船以每年4·4%的速率递减，而轮船则发展较快，到1923年时，国内已出现了28家外资轮船公司和25家资本逾万元的华商轮船公司。

它们既在内河航运，也航行外海。外国轮船也频繁地往来于各通商口岸。中国人开始普遍接受近代交通设施，乐于利用近代交通工具进行各种旅行活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一批近代化城市的形成。商业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城市发展。近代新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的城市都是进出口贸易中心，对外贸易的增长带动了这些城市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了全国或地区的经济中心。高收入阶层迅速涌向这些城市，使有效需求也向城市集中。同时，工业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或流入城市，以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城市中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现象，使人们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积极方面看，新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享受了近代文明成果，得到了实惠。但从消极方面看，也造成了两种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城市工作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进入喧闹拥挤城市的人们，在走出农村后才发现从前所处的乡村环境优美迷人，怀旧情绪开始产生，城市居民开始形成较强的出游意愿。城市也因近代化的程度而显示出自己的魅力，从而也成为旅游目的地。

国外旅游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产业形式。进入20世纪不久，一些外国旅行机构纷纷进驻中国，对中国的旅行进行垄断，如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日本的国际观光局等。这些旅行机构有着多年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其经营方式与服务范畴为中国旅行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借鉴的窗口。自1923年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诞生后，中国旅游业进入了企业化发展阶段。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涌现了一批小型旅行社，如1930年创立的中央旅行社、1934年设立的经济旅行社等，此外还出现了众多的旅行团体，如友声旅行团、经济旅行团、精武体育会、萍踪旅行团、现代旅行社、华美旅行社等，可谓极一时之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旅行社的经营范围和水平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办了“招待所”这一新事物，成为一大创举。中国近代旅馆业也开始发展起来。20世纪初，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中国旅馆业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新式旅馆等新的旅游设施开始在中国出现，1901年开业的北京饭店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旅馆。

摘要：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内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略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和逻辑结构的理解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形态之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指：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运作的过程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理论综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内容,对近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进行及时整理,避免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简单叠加,克服该问题研究过程及内容的感性化倾向,是相当有必要的。其实自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探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粗略统计,从989年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中直接指涉文化问题研究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博士论文4部,有0多部专著进行了专节研究,这凸显出这一研究问题的现实价值。但是,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我们更需要热问题冷思考,一方面,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内涵和逻辑结构,另一方面,要对其研究的重点和盲点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这一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总体审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从文化底蕴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有的学者从文化环境的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就是指围绕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和人的思想的文化要素的总和。进而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结构、特征、功能和运行等。有的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入整个文化系统进行思考，努力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背景观察思想政治教育。有的学者是从文化整合功能视野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发挥文化整合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也是促使社会文化体系关系和谐、增强和提升社会自身有序性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进而讨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功能的路径选择。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体系是一个由众多衍生功能组成的复杂结构,精神文化功能是核心功能,物质文化是作用对象、外显、载体和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精神文化,发挥文化建设功能的外显和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物质平台。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引领功能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活动对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文化的建构、塑造和导引的作用、影响、能力及其结果[7]。有的学者甚至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品类所具有及发挥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质与整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启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追问与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产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场力对人们的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意志创造之力[8]。还有的学者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9]、高校网络文化视野[0]等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看做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内容有所交叉的系统，进而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定场景中去看文化，或从大文化的特定场景中去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理论内容。这就忽视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身的内涵和逻辑结构。而本文则试图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身的逻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