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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个重新分化的年代。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之中，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文化立场和改革取向上，以「态度的同一性」形成了共同的启蒙阵营1。但这一启蒙阵营到90年代，在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围绕着中国现代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问题，知识分子们从寻找共识开始，引发了一系列论战，并以此产生了深刻的思想、知识和人脉上的分歧，因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不同断层和价值取向。就中国思想文化界而言，90年代同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同一」走向了「分化」。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各家在观点上虽然有争论，但知识结构大致相同，思想趋向也相对同一。然而，到90年代，知识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化，首先是因为9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标志着当代中国正经历艰巨而痛苦的历史嬗变和社会转型，而且也为学术思想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可能和坚实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面对社会激烈的变化，力图从理论上予以新的解释和阐述，从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与现实对话的活力；但由于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工作假设乃至视野和方法的差异，思想者针对同一现象往往得出迥然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的结论，从而引发不同话语之间的猛烈碰撞，形成了一系列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论争。通过这些论争，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分化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短短的十年时间，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一个统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复存在。

一九十年代的启蒙分化

1989年的事件中断了新启蒙运动的进程，在90年代初，知识分子被迫进入冬眠状态，但精神和思想的自我反思却由此开始。这一反思实际是新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突发事件迟早也会发生，不过如今是以如此痛苦和尖锐的方式提前来临。反思的结果使得原来蛰伏在新启蒙运动中的分歧表面化了，思想界的分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另一方面，随着90年代新的社会政治格局的稳定，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社会在中国全面登场，使得中国的现状变得异常复杂。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分歧不再是要不要改革、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而是如何改革，往甚么方向改革，而这一切，又与对甚么是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理解，有重要的关系。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现实、道路和发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态度的同一性」不复存在，思想界的裂缝愈来愈深，以至达到无法弥补的程度。

虽然80年代和90年代都以反思为知识分子的时代特征，但80年代更多的是道德的反思，从启蒙思想的外部反思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体制，而90年代偏重于知识的反思，反思自己的知识前提，这是启蒙思想的自我反思。如果说80年代的主题是启蒙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主题就转为反思启蒙。这样，80年代尚未分化的启蒙思想，到90年代其内部互相冲突的思想传统，就渐渐分化，乃至明朗了。

总的来说，90年代思想界的断裂是通过三个阶段的分化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