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范文精选

一、环境不同，描写内容不同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表现了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边城》描写的是一个简单、优美又充满忧伤的故事，由四川到湖南一条官路上一个叫“茶峒”的地方，生活着一个以摆渡为生的老人及其相依为命的外孙女翠翠和一条黄狗。年幼孤苦的翠翠情窦初开，对当地船总的二儿子傩送的爱深情而真挚，然而纯洁的爱情在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圆满的结局。《边城》中作者写了亲情、乡情、爱情三种人情关系，并把这三种人情美与自然景物的美，边城风俗的美浑然一体，以清新明丽的色调写出边城儿女们的人性美。

二、时代不同，作者的创作目的不同

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于1958年初春，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纯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感情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它显然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由此它在问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当茹志娟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时，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百合花》所表示的感情也是在政治压迫下的感情。如文章写到坐下休息的时候，通讯员要背对着“我”坐，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还有后面的妇女们不肯给伤员解开衣服，为他们拭去身上的血迹。因为在当时，男女有别的思想还明显地存在。

而《边城》则抛开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出发。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指20世纪——作者注)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基地。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创作中，他一直在寻找着对生命力的揭发，对人性，人的价值和道德观的批判，表达了他张扬人性之美和重建精神与美德的愿望。所以，沈从文的《边城》把人性美表现得更加酣畅淋漓，它完全是一种接近原始而又古老淳朴的人性之美。

三、线索不同

批评的困境

与创作一样,海外华文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些误区与困境。尤其是大陆文学批评界的海外华文文学批评,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一,批评家人格良知的沦落。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活动,是普希金所说的揭示艺术品“美和缺点”的科学。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如鲁迅所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因此,批评家坚持独立自主的人格操守尤为重要。然而,在一个缺少诗意歌吟的物化时代,许多批评家纷纷放弃了客观公允的批评原则,人格、操守和道义等开始大面积沦陷。笔者曾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一个北美作家的专题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会前,每位与会代表均收到作家发给的“红包”;会后,又参加了这个作家出资的宴会。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于是,我们这些“无耻”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御用文人”,一方面努力寻找并极力放大作家作品中那些无足轻重的所谓“优点”,另一方面又极力淡化或遮蔽作品中那些致命的“缺点”。这种“红包”和“宴会”前提下的文学批评,又能有几许客观性、真实性与学术性可言?与此同时,也多多少少反映出“第三世界”批评家面对“第一世界”作家的卑微心理。第二,批评个性的丧失。这是批评家人格、操守沦陷后的必然结果。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在对作品实事求是评析基础上的“再创作”,应该在对对象的精彩占有与深刻把握中高扬起独特的批评个性与严肃的批评态度。然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我们的批评家(包括笔者)多扮演“友情客串”的角色,帮助“造势”。国内某学术刊物要为北美某著名作家开辟一个批评专栏,受朋友之邀,笔者为其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本欲要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话语方式、语言结构模式进行尖锐批评,可在朋友的再三规劝下,笔者只好放弃,也放弃了批评应有的原则和个性,卑琐地加入了“造势”的不光彩行列。第三,“情人式”的批评模式。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法官式”批评,二是“情人式”批评。这两种批评范式均为批评的失语状态。中国大陆批评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多属于后者,夸大“优点”,甚至将“缺点”也看成是“优点”。这种批评家与作家相互抚摸的批评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在泡沫化膨胀的鲜花和掌声中,作家会误以为自己就是杰出的曹雪芹、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就是《红楼梦》,就是《战争与和平》,会在批评家言不由衷的“捧杀”中迷失创作方向。

走出困境之径

海外华文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其创作与批评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各个地区存在不平衡现象。但也毋须讳言,其创作与批评目前已出现致命困境。幸运的是,当我们认识到困境存在之日,也就是我们走出困境之时。对于创作而言,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一定要全方位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一定要把文学当作一项重要“志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大境界、大气象的经典作品。海外华文文学作家虽然身处中国文学的“边缘”,但“边缘”往往是文学魅力生成之所在。对于批评来说,批评家必须坚持自我的人格操守,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批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批评个性,剔除“人情”因素的干扰。只有胸怀浩然正气,笔下才能舒卷风云之色。我们不仅呼唤真正的文学创作,也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文学创作与批评是文学天宇上两颗相互照耀的太阳,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他们的表达必须对文学负责、对当代负责、对历史负责。也许,笔者就是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在此发出几句真诚的“恶声”,希望能够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有所警示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王金城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中文系

【论文关键词】当代文学；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论文摘要】作为创作手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本文梳理了中西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它们的基本特征，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应追求浪漫主义色彩，即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夸张和想象，通过光彩夺目、超凡脱俗的形象，给人力量与振奋。

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就像在人海茫茫中能区别各个不同的人一样。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主体所采用的创作方法有关。

创作方法是指创作主体在创作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手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威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摘要：述评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夏济安的翻译，第二是夏与《文学杂志》的关系，第三是夏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第二部分已有丰富的文学成果，而有关夏济安的翻译的讨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未能很好的展开。第三部分则会随着研究者对其兄弟的书信集的解读的增多而更具内涵。此外，文章还指出了夏济安与通俗小说、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夏济安；翻译；《文学杂志》；《黑暗的闸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一、从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谈起

2015年4月，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书信集由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书信集名为《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至此，书信集第一卷的整理与编注便结束了。同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大陆的版本，将由一著名出版社出版。待大陆出版社的版本推出之后，三个版本的比较应会吸引对夏氏兄弟的感兴趣的文化与文学史研究者。因为夏济安与夏志清之间的通信多以书信形式遗留下来，有六百多封，刊之梨枣，尚有五到六集。夏志清从大陆至美国学习，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夏济安辗转香港至台湾、最后留在美国。1947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环境，诡谲多变，而夏氏兄弟的书信，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彼时政治、经济、学术传播、学人交往的重要窗口。《书信集》起于1947年夏志清致夏济安的信，讫于夏济安逝世。本文梳理学术界对夏济安相关研究的成果，以期研究者能更好地使用《书信集》，并将汉学研究与家国离散相联系，扩大研究范围与研究深度。夏济安先生（1916-1965），本名夏树元，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934年毕业于苏州中学，在校刊《苏中校刊》上发表《被选为国语演说代表有感》。①有关夏氏生平教学，无论是其后的任教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还是到港后任教新亚书院，抑或抵台任教台湾大学，这些都是研究者熟识的了。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两次夏济安赴美之因缘。1955年2月，夏济安之赴美，乃受钱思亮之推荐，本想申请Yale，后来被派往Indiana。照合约，夏应在1955年6月30日返回台湾，其生活费是替USIS编anthology而取得的。事实上，夏是8月底才返回台湾。1957年加州伯克利分校成立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ModernChineseStudies），陈世骧（1912-1971）是主持人。1959年夏济安再次赴美，其在华盛顿大学之后的工作便是陈世骧提供的。1966年7月庄信正接替夏济安在中国研究中心所遗的职位，1969年张爱玲接替庄信正。而在夏济安之前，则是李祈担任此职。②无论是在两岸三地，还是旅居美国。夏济安都未曾留下大量的著述，除了主编《文学杂志》期间发表的有限几篇论文外，其留下来的著作，部分是在美期间写的。夏原是英美文学教授，第二次赴美后方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专注于共产中国之研究，以期能在美国学术界扬名。研究之成果曾以小册子方式刊行，计有Metaphor,Myth,Ritual,andPeople’sCommune（《隐喻、神话、仪式和》）、ATerminologicalStudyoftheHsia-fangMovement（《下方运动》）、TheCommuneinRetreatasEvidencedinTerminologyandSemantics（《制的溃败》）三种。均由加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分别出版于1961、1963、1964年。③1965年夏济安死后，其弟夏志清为其整理遗著，以《黑暗的闸门》（TheGateofDarkness:StudiesontheLeftistLiteraryMovementinChina，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8）将已刊未收入集子中的和未刊的几篇论文整理出版。若我们算上夏济安编、译的著作，可以发现经他之手而产生的文本其实是不算少的。而有趣的是，对夏济安的研究则狭隘得许多。大体可以分为对夏济安的翻译的研究、夏济安与《文学杂志》之关系研究和夏济安对左翼思想研究的成果的思考。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为夏济安赢得盛名的是《夏济安日记》的出版。而且读者对该书的关注是多于夏氏的其他书籍的。不过，一般的书评以外，严肃地探讨夏济安情感生活的似乎并没有，因此在写作中，与此相关的文献将会付之阙如。

二、夏济安翻译作品及思想研究

宋奇是夏济安好友，夏在港期间及以后之翻译，多由他介绍。夏济安以笔名齐文瑜翻译了一些通俗长篇小说和论文集，如《莫斯科的寒夜》（ARoomontheRoute）、《坦白集》（TheGodThatFailed）、《草》（TheBurnedBramble）、《渊》（TheGodThatAbyss）。④但这四部作品并未赢得研究者的注意，虽然其中的部分作品亦重版发行。为夏济安赢得名声的翻译是《美国散文选》和《名家散文选读》（第一、第二卷）。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后，台北英文杂志社曾予重印。大陆方面，上海译文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都对其中的部分进行重版，其中复旦版是朱乃长校对后的版本，⑤夏译俨然被认为是翻译之翘楚。至少从1992年起，就有研究者对夏济安的翻译表示出了相当的兴趣，对夏译著作的书评是这方面的证据。⑥1997年至今，讨论夏济安翻译的文章平均每年一篇。不过也显示出了相当的局限性。一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对夏济安翻译进行研究的写作者大多没有进行广泛的资料收集，造成分析的篇目相重，其论点论据的偶合性较高。另一方面，研究者在使用美学/翻译理论进行论文写作时，并未对原来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借用，以致当多人都借用该理论进行写作的时候，文章的结构和内容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美国名家散文选读》共收入11位作家15篇散文。这15篇文章中，已被分析的篇目如下：《冬日漫步》、《霍桑论》、《西敏大寺》、《古屋杂忆》、《英国的农村生活》、《作者自叙》、《禽兽为邻》、《论美》。其中《冬日漫步》、《西敏大寺》、《古屋杂忆》受到研究者青睐，出现率较高。此外还有7篇还未得到研究者的另眼相加。它们是《飞蜘蛛》、《浮游》、《美腿与丑腿》、《民主教育》、《诗歌与我们的时代和国家的关系》、《爱德华兹论》、《二百年前的新英格兰》。在对夏济安翻译进行研究的文本中，有两个常用的词是经常出现的，那便是“增加”和“减少”。所谓的“增加”，是说研究者在写作文章时候常指出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句进行的意义补充；而“减少”则主要是句式上的，即就是汉语句式较短，复合从句不多，在英译汉的过程中需将从句译成短句，以符合汉语语言的规律。这种分析方法是结构式的，应是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其弊端非常明显。将这种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文本中，便会发现作者的情感以及研究者的个人思想受到排斥。文本以貌似客观的状态存在于研究的论文中，然却少了真知灼见。“格式塔”理论的应用可涵盖上文提出的问题。研究者将格式塔理论教条化，利用“增加”或“减少”方法，在一篇文章中找对应的观点，而非从翻译文本出发，进行文学的比较或翻译研究。另有文章从语料库的收集与分析研究夏济安所译《西敏大寺》，还有从翻译来看翻译者的宗教观、女性观与爱情观，不过因为彼时可用资料的欠缺，研究者进行文本分析时到底还是不够深入。我们对这些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归纳出如下的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研究者试图从美学角度对夏译散文进行分析或赏析；第二，研究者也尝试从翻译技巧上对夏的散文翻译风格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第三，是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夏的散文译作。

内容摘要：古典主义是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对很多作家及流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京派的文学创作中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本文将会从京派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创造眼光和审美原则来对照古典主义进行分析，最后对京派文学创作的古典主义倾向进行评析。

关键词：京派；文学创作；古典主义

古典主义在文学史上的概念，起源于欧洲。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包含了两种道路指向：一种是非常推崇理性、崇尚模仿自然和强调艺术规范的新古典主义，这一种艺术思潮大兴于17世纪的法国，对德国、英国、拉丁世界有很大的影响，我国的学衡派和新月派受到的就是这种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另一种古典主义的艺术理想是模仿、再现古希腊诗学的光辉，继承并发扬古希腊艺术的精神与风格，京派则受此影响较大。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以废名、凌淑华、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京派”，在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混乱中，抛开政治和商业功利性，建造属于他们文学的“希腊小庙”，看重人生，关注平民，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

一.基本思想：追求自然人性

京派对自然人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注重对普通平民生活的描写，对生活中的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花大量笔墨刻画淳朴、自然、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例如沈从文的《柏子》写的是一个水手和寡妇之间的故事，文中重点不在于宣讲道德伦理，而是以温情的笔墨写出这种自然人性之和谐，肯定柏子和寡妇之间的正常人的原始欲望。沈从文笔下的水手、妓女、渔夫、士兵等，虽然出生社会底层，生活很贫困甚至养活自己都很难，但他们却是那么的善良、真挚、纯朴、重情谊，他们虽然生活水平很低，很难养活自己，但却大方好客，野蛮粗犷中又透露出诚实可爱，展现了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废名作品里的业主、村姑、牧童、老汉、雇农等，心灵都是那么美好而又真挚。汪曾祺笔下的人物虽然会有一些生活的摩擦和恩怨，但在大是大非上却又那么充满原始的那种人性、人情美。京派作家在刻画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时候还特别爱用儿童的眼光来描写成人世界，如萧乾的《篱下》，凌淑华的《一件喜事》，汪曾祺的《戴车匠》等，都运用了儿童的视角真挚的表现出了他们的童心，这其实也是对未来社会和完美人性的另一种表现，反映了作家的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之情。京派对人生的关注，并没有让他们的文字陷入对人生的琐碎与繁杂的描写，而是保持着一个作家的独立品格和理性精神。他们在肯定文学和人生的密切关系时，又对这一现象进行抽象、重构和升华，从而达到一种表现普遍现象的文学作品，这和古典主义的要求很相似。亚里士多德曾经强调过文艺要模仿人生，贺拉斯在此基础上觉得文艺要模仿古典。但这里的模仿却不是生活的再现，而是创造性的模仿。古典主义要求“逼真”，但其却不是一定要写真实，因为真实的事物有时不一定能产生美感和愉悦感。古典主义还要求“得体”，即作品中表现的事物不能过于恶心，而是读者感到舒适，不至于反感。在京派作家看来，文学中的世界要反映自然人生，但也必须是把人生自然经过重新整理，经过一番选择，经过一番安排，经过一番想象，才能产生作品。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就是一个经过选择与安排，创造性模仿的很好的例子，翠翠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三位女性，一位是崂山少女，一位是张兆和，还有一位是绒线铺小女孩，这三个原型合成了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形象———翠翠。翠翠天真无邪，淳朴善良，可以说集真、善、美于一身，翠翠就是这种人性美的体现，《龙朱》中的龙朱也是这样一种典型，还有《三三》里的三三，他们身上那种原始、自然、淳朴的美，其实也代表着人类在对抗都市文明恶的一面的一种理想和愿望，这样的形象在现实生活寻找原型相关困难，而文学是一种艺术，这意味着可以合理进行加工和想象，正是这种加工和想象才让人物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创作眼光：崇尚传统和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