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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以意造象；思想情感；文学创作；外化技巧

论文摘要：以意造象是文学创作中思想情感表达的一种外化技巧，从古至今文学家们均普遍运用。以意造象应讲求“意”的新颖、深刻；而“造象”应符合事物本质，要有象趣和个性，方能产生艺术魅力。

“以意造象”，是文学创作中思想情感的～种外化技巧，就是作者从创作意图出发，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创造出适合于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形象。“意”即主观的思想情感，“象”即客观的人事景物。《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造象”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意”。有什么样的“意”，就会有什么样的“象”。没有“意”，就没有“象”。人的思想情感是内在的、抽象的，而人事景物则是外在的、可感的。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需要附载在具体的人事景物的形象上，即寓情于景，寓情于物等，才能被人理解、接受和引起共鸣，产生艺术魅力。

一、“以意造象”，在古典文学创作中十分常见。

如《诗经·关雎》中开头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写了水鸟欢快的应和呜叫，表达了对美丽善良的姑娘的赞美之情。“关关，水鸟叫声。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鲁》说日：关关，音和声也。’……《玉篇》：‘关关，和鸣也。”《集传》：‘雎鸠，水鸟。”，(诗中用起兴手法，写水鸟的呜叫，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或者说，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的“意”，才造了水鸟的呜叫“象”。

又如杜牧的诗《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是一曲对秋天的赞歌，赞美了远望中的长安秋色。“秋”是诗人要表现的直接对象，诗人对秋的思想情感是要表现的间接对象。诗中写诗人登高远望，纵览长安高秋景物的全貌，并用南山这个有名的归隐之地来作衬托，使“秋”的形、神都得到了具体的描绘，更表达了诗人心旷神怡的感受和高远澄净的心境。“这首诗的好处，还在于它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秋”之高远无极的景色与诗人旷达胸怀的精神气质跃然纸上，让人心有所悟。

一、加缪文学创作中的荒诞哲学

1.机械式的生活与麻木的精神状态加缪在其文学作品中，对于荒诞的表现主要就是通过对人庸常生活的机械重复式描写以及无意义的叙述，并表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麻木状态。比如，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与《鼠疫》以及散文《人身牛头怪》中就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人们的一成不变的僵化生活状态。在《局外人》中，默尔索在枯燥乏味的办公室里过着沉闷的日子，即使他的母亲去世都无法改变他惯常的生活状态。此外，他还描述了人们百无聊赖的精神生活。比如，《局外人》中的老头与狗相互憎恶，但又相互形影不离，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神折磨。还有些老年人迷恋自己精心修筑的坟墓，这是一种怪异的行为举止，甚至成为了一些老年人维系生活、支撑精神的支柱。实际上，这是加缪通过对老年人无聊生活的描述来传达自己对于人类生命趋向终结的自我认识，抒发了自己对于世界荒诞、人生有限以及生活虚无的深刻反思。在文学作品中，加缪对于年轻人生活状态的描述则是为了传达出人类对于荒诞世界的应对态度与反应，即认为人类通过种种自我麻痹的方式来回避荒诞的存在境遇，从而慢慢地习惯了机械僵化的生活模式，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之中。

2.神秘难解而又无法逃避的异己力量加缪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荒诞哲学的应用与渗透，还表现在对一些神秘莫测而又不可理喻的异己力量的描述。这种力量有时又是无法逃避和回避的。比如，在他的戏剧作品《误会》中，他就叙述了一个死亡的悲剧故事，其中蕴含了某些具有一定支配性力量的神秘但又荒诞的力量。若望回家后却被亲人杀害，玛尔塔与母亲为了开始新生活不料毒死了亲人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稀奇古怪的事情，却似乎又让人感觉无法抗拒和逃避。这是加缪对于荒诞哲学的巧妙运用，让作品中出现了种种本意与现实、希望与实际之间的巨大反差，甚至让事件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个作品的题目就很好地阐述了荒谬的巨大力量，它会操控人的命运发生非此即彼的结果，并且是不可逆转的。

3.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加缪上面的两种荒诞的解释与表现手法，实际上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比如，《局外人》中的默尔索过着的一种局外人的生活，他的生活状况是封闭的，整个生活方式与生活处境都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与客观世界之间是断裂疏离的，从而也充分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疏远隔离的生活状态。在默尔索看来，整个生活就像是一个大机器，人们都过着一种如同齿轮般运转的生活，表面上一切井然有序，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一个牢笼里。因此，他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能够发现生活中各种荒诞的景象，并有着局外人独有的观察方式与处理方式。比如说，他在面对母亲死亡的时候，并没有在葬礼上表现出常人的悲伤与哀痛，因为他认为每一个都难逃一死，母亲的去世只是真理的表现而已。他认为整个世界是陌生且难以解释的，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任何远大理想都是徒劳的，任何荣誉都是无价值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虚无飘渺的世界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说明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巨大疏离感。

二、西西弗神话中的荒诞哲学

1.发现荒诞法国作家加谬在文学创作中渗透进荒诞哲学的理念，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生活中的荒诞的一面很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引领人们更为清晰地看清楚客观世界，对于现实世界中的荒诞现象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事实上，人们要想发现生活中的荒诞并不是很难的，有时几乎就是一种油然而生的状态，在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之下，猛然之间做出的反应，即忽然发现了生活中的荒诞。当然，这种反应也许是对生活的厌倦，抑或是失望，也有可能是警醒。发现荒诞必须依靠人的意识，否则，麻木不仁的人是无法发现荒诞的。那么，在他的随笔集《西西弗神话》中，加缪描述到人们的生活是遵循着既定的生活模式，但是，一旦有一天人的意识忽然被激发出来，就会提出为什么这样生活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机械式麻木生活模式的规制下，开始萌发了意识运动，其结果是无意识地重新套上先前的生活枷锁，也有可能是彻底的觉醒，对枯燥生活发出通牒，表达出种种厌倦和不耐烦甚至于反抗。

本文作者：叶立群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在进步爱国的文学副刊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大同报》《夜哨》文艺周刊。这个周刊有两大特点。第一，立场鲜明。编者陈华在1933年8月6日的刊词《生命的力》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要“彷徨，踌躇”，要起来“以自己为武器去抗争”。文学史对此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从《夜哨》发表的大量作品来看，体现了编辑的宗旨。最鲜明的特点是:一些进步文学青年所描写的对象，已由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开始转向工农劳苦大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除暴露社会的黑暗外，同时指出斗争的方向，预示着前途的光明”［1］137。第二，以此为阵地的进步作家多，作品的社会反响大。在共出刊的21期《夜哨》上，发表了萧红的短篇小说《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等，萧军的短篇小说《下等人》，罗烽的短篇小说《口供》，金剑啸的短篇小说《星期天》，李文光的短剧《黎明》和中篇小说《路》。这些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激发了饱受凌辱的民众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压迫的信心。“九一八”事变后，尽管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沦陷区文学活动的领导，甚至直接领导创办文学副刊。其中《哈尔滨新报》的《新潮》副刊即为党直接领导的重要副刊之一。“这个副刊是由一些进步文学青年创办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的报纸文艺副刊。报馆地址在哈尔滨道外十三道街。经常为副刊写稿的有:罗烽、舒群等。”［2］14《新潮》发表的作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深刻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的反动和黑暗社会本质。《新潮》共出刊半年，1932年9月，松花江大水冲垮了报馆，副刊也随之停刊。沦陷区存在时间最长的进步文艺副刊是白朗在《文艺协报》主编的《文艺》周刊。从1934年1月18日到12月17日，共出48期。作品主要有连载小说、诗歌、散文、连载文论，作者包括金剑啸、罗烽、白朗、萧军、萧红、舒群、代生、梁山丁、唐景阳等地下文艺工作者与进步文学青年。代表作品有萧军、萧红合著的短篇小说《一个雨天》《镀金的学说》《破落之街》《期待》《患难中》，萧红的小说《麦场》《麦场二》，金剑啸的《云姑的母亲》，梁山丁的《黄昏的庄上》《无从考据的消息》，白朗的《逃亡的日记》《四年间》等。这些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农村的破败，人民的悲戚生活，也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情绪和抗争精神。

压制与抗争———沦陷期文学期刊的“歌与哭”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的产生，其背景是复杂的，发生发展过程是曲折而艰辛的。最初允许创办文艺期刊，在政策层面仍然是日伪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想借此扩大宣传，美化日伪政权。但推动文学期刊走向繁盛的最重要的动力，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求。沦陷区最早的期刊是1932年创办于沈阳的《大同文化》，后办刊地点又经两次迁移:1935年4月迁长春，1936年3月迁大连。“该期刊内容多系宣传所谓‘满洲建国’的意义与阐述‘王道主义’的文章，以及美化日伪政权的文艺作品。这是敌伪统治者的御用刊物。”［1］1401932年，《淑女之友》在沈阳创刊，该刊发表的文艺作品虽在文艺界产生较大影响，但多属唯艺术而艺术的作品。随着文学创作队伍的成熟，报纸的副刊因其容量有限，已经难以适应丰富的文学内容。于是，那些革命的和带有进步倾向的创作者开始开辟新的阵地，创办大型期刊。1934年底，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凤凰》在沈阳创刊;1935至1936年，《新青年》《兴满文化月报》《满洲新文化月刊》《斯民》《满洲文艺》等先后创刊。“期刊的出现，改变了文学创作完全依附于报纸副刊的局限，篇幅的增大，作品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有了比较充分的展现，东北文学的发展有了适宜的阵地。”［3］116《凤凰》是带有明显进步倾向的期刊，刊登了大量介绍国内文艺动态和进步作家情况、作品及评价的文章，发表了如萧然的《汉子》、吴瑛的《夜里的变动》、扉子的《老聂的话》、尹鸣的《小三子的命运》等在当时产生较强反响的进步作品。其他几种期刊刊登进步作品，则要策略得多。如《新青年》是协和会奉天省事务局创办的，在发刊词中强调其办刊宗旨是“统一青年思想”“克制外来之思想”“复兴满洲之文艺兵挽救出版局之没落”。尽管如此，进步作家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阵地，他们仍然在压制中发出呐喊。刊于《新青年》的马寻作品《宵行》，秋萤作品《雪地的嫩芽》，都是通过较隐讳的方式，抒发了思乡之情，揭露了敌人的残暴。1937年后出现的较有影响力的期刊有《明明》《艺文志》《文选》《作风》《新满洲》《麒麟》《青年文化》等。与上一阶段相同，这一时期期刊的公开办刊宗旨更多为日伪政权服务，如《艺文志》标榜兼收并蓄，鼓励写与印主义，实际上是鼓吹为伪满洲国振兴文艺。《新满洲》提出“以忠爱孝义协和为宗旨”。这些期刊发表了许多为日伪统治涂脂抹粉的文章。《文选》是当时斗争性最强、刊登进步作品最集中的期刊。时任《文选》编辑的进步作家秋萤在创刊号的《刊行缘起》中指出:“现阶段的文学已经不是超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个人主义的牢骚泄愤了。现在的文学是教养群众的利器，认识现实的工具。”《文选》共发行两期，首期刊载的进步作品有山丁的《狭街》、白桦的《饮血者》、石军的《摆脱》、姜灵非的《三人行》等。第二期刊载了李妹人的中篇小说《镀金的像》、秋萤的中篇小说《矿坑》。这些作品，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出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农民、市民和矿工的悲惨境遇和反抗的心声。沦陷期文学期刊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们成为文艺论争的重要载体。1938年后，沦陷区文艺界爆发了激烈的文学论争，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文学观，一种是提倡“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文选派观点，一种是倡导“写与印”主义的艺文志派观点。1937年，日本人城岛舟礼创办的《明明》提出了“写印主义”的倡导，在创刊纪念特大号发表了“百枚小说”(即400字原稿纸100页)，随后又推出了“城岛文库”丛书，出版了古丁、小松、爵青、石军等人的作品。《明明》停刊后，古丁、小松、爵青等人在《艺文志》的发刊辞上提出“艺文之事，端在写与印，其所写，无嫌天地之大，芝麻之小，倘有真意，自可求传;其所写印，无论沧海之巨，粟粒之细，倘存善根，当能久远。”大力倡导“纯艺术”。文选派观点的明确提出始于山丁发表于《明明》的《乡土文学与〈山丁花〉》，他指出:“不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文艺作品表现的意识和写作的技巧，好像都应当侧重现实”。

并且强调:“满洲需要的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现实的。”山丁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后，马上遭致艺文志派的批评，嘲讽“乡土文学”作者乱提主义，指责“乡土文学”是地域主义，有偏狭性。随后，山丁、秋萤、梅娘、袁犀、金音、冷歌、李乔等，陆续在《文选》等期刊发表文章，批评写印主义，极力倡导不能逃避客观现实。沉默中的呐喊与屈膝———沦陷期文学社团的“功与罪”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文学社团异常活跃，高峰时有据可查的社团就达二百多个。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态，社团的成因、诉求、形态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最早的文学社团出现在1933年初，它们萌芽于文学爱好者的聚集交流，后依托日渐兴盛的文学副刊而成熟，到了1934年即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期。1934年11月3日《满洲报》载文提到的文学社团就有19个，即:冷雾社、新社、飘零社、白光社、白眼社、白云社、新潮社、红叶社、旭日社、曦虹社、浓雾社、凋叶社、落潮社、野狗社、ABC社、寒光社、寒寂社、凄风社、春冰文学研究社等。其中最有成就的社团是冷雾社、新社、飘零社和白光社。这些社团的重要特点是属于依托副刊自发形成的同人社团，各有鲜明的创作追求，团结和培养了大批作家。其中冷雾社依托沈阳《民报》的《冷雾》周刊，主要成员有成弦、马寻等;飘零社依托《抚顺民报》的《飘零》周刊，主要成员有孟素、秋萤、曼秋、石卒等;新社依托《沈阳民报》的《萝丝》周刊，主要成员有杨萧梅、碧波等;白光社依托自印社刊《白光》和《奉天周报》的《白光》周刊，主要成员有小松、雪萍、梦园、文文等。四大社创作特点鲜明，被研究者评价为:“标榜追求完美的冷雾社;因袭欧洲古典创作的新社;贴近现实的飘零社;讲求纯艺术的白光社。”［4］6东北沦陷后期，随着报纸副刊的凋零和期刊的兴起，出现了依托期刊的文学社团。这些社团的特点是规模较大、审美趣味和艺术主张更为明确的、创作园地更为坚实广阔。其中明明派(艺文志派)依托《明明》和《艺文志》期刊;文选派依托《文选》期刊;文丛派依托《文丛》期刊。这些社团在创作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文艺主张，并进行了长期的艺术观念论争。在日伪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沦陷区抗日爱国的文化人士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在这一时期，产生了“L•S(鲁迅)文学研究社”和“马克思主义文学小组”等进步文学社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诗人田贲组织的“L•S(鲁迅)文学研究社”。这个文学社1936年创办于辽宁省盖县，主要参加者为田贲曾经的同学、学生和文友。他们秘密传递借阅进步报刊，研读左翼书籍，利用文学创作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并唤醒受压迫的同胞。后又创办了《行行》《星火》等刊物，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哈尔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小组”的领导人为共产党员陈紫(关毓华)，成员包括关沫南、宿学良、刘焕章、王忠生、佟世铎等。他们积极组织进步青年，以文学创作进行抗日活动。在日伪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下，文艺界的反抗斗争虽如野火般旺盛，但终究还是要在地下奔涌。那些御用文艺组织和反动的日本作家同人文艺团体却大张旗鼓的活动，蒙蔽民众，毒害人民。主要的日人作家同人文艺团体包括“满洲浪漫”“作文发行社”“鹊”“抚顺文学研究会”“满洲短歌会”“北满歌人社”“大连川柳会”“满洲新短歌协会”“关东洲诗人会”“满洲诽句会”等。1941年3月23日，日伪政权出台《艺文指导纲要》，规定文艺团体组织、研究机构，一律由敌伪政权直接领导。

随之，日伪扶植的御用文艺组织“满洲文话会”“满洲艺文家协会”“满日文化协会”“艺文志事务会”等纷纷成立。日伪政权为这些文艺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他们的活动和出版。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汉奸文学和殖民文学，粉饰美化王道乐土，歌颂侵略战争，攻击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贵族化；平民化；自然主义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息，中世纪起逐渐有了平民化意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意识有了一定发展，启蒙文学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直至自然主义文学兴起，最终完成了向平民化的转变。文学作品从以表现贵族人物为主转向了以表现普通、平民人物为主；从以表现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活动为主转向以表现普通、平民人物的活动为主。

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贵族化倾向。这表现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上。欧洲文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而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帝王将相或者是勇敢无比的英雄人物。史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荷马史诗》，它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主题”，围绕着特洛伊和希腊之间的战争，主要描写了英雄阿基琉斯、赫克托耳以及联军的首领阿伽门农这些贵族人物，在《奥德赛》中同样也是围绕着贵族人物奥德修斯来写的。古希腊产生了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彼得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俄瑞斯特亚》《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阿尔刻提斯》《希波吕托斯》《疯狂的赫拉克勒斯》等，所描写、突出、刻画的都是贵族化的人物及其活动。

古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中贵族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关于悲剧的主角的论述：“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特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著名人物。”“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人物”主要是指贵族阶层的人物。

一、中世纪西方文学平民化意识的开端

10至11世纪的欧洲各国出现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那时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城市文化，出现了非教的学校和反教会的“异端”运动。于是，教会在思想文化上的垄断被打破，非教会的世俗文化形成，城市文学也应运而生。城市文学是在民问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作者大多是城市街头说唱的人，“作品也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市民阶级的机智和狡猾，讽刺专横的贵族、贪婪的教士和凶暴的骑士”。法国是当时城市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很多作品表现市民们的机智、灵活和重实际的特点。农民也是笑谈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他们的机智和讲究实际的特点使自身得以摆脱困境，获得令人称好的结局，如《神父的母牛》《农民医生》等。城市文学的作者大多是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普通人，不知道希腊史诗和悲剧，也不知道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所以他们在写作时不受古典传统中陈腐规则的束缚，在作品中能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法国闹剧《巴特兰律师》中描写巴特兰律师与羊倌捉弄布商，最后巴特兰被羊倌捉弄。该闹剧揭露了商人的贪婪和法律的腐败，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困苦处境，表现了作者的市民阶级意识。但像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为数不多，因为教会文学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封建社会中特有的骑士文学等还都是贵族化的文学，所以从中世纪开始才产生了平民化文学的意识。

论文摘要：《世说新语·文学》一门，以言说轶事这种独特精省的方式，展现了中古时期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斐然的成就。首先《文学》篇中呈现出两个时序系统，即“学”系统和“文”系统。这两个系统有显著差异，表现出新的“文学”观念。其次《文学》篇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反对芜杂不裁，重独创、反对事事模拟，重声律等思想。这些文学现在文学品评方面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文关键词：世说新语；文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

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写魏晋士人生活的百科全书，所记之事，自后汉迄于东晋，共分三十六门，保存了大量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反映魏晋士人的思想状况。其中，《世说新语·文学》一门，以言说轶事这种独特精省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中古时期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的斐然成就。

一、《世说新语·文学》的“文学”观念

《世说新语·文学》篇共计104条，第1至65条涉及经学、玄学、佛学等内容，主要记录了关于注解经文的轶事；第66条以下至最后104条，则主要记录了创作诗文的轶事，涉及到更多的是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等具体的文学活动，与今日所谓的“文学”观念相接近。这两个部分之间的排列在《世说新语》中是非常特殊的。《世说新语》的其它各篇，大都是按照时代的先后编纂相关材料。而《文学》篇从第66条，曹植“七步中作诗”则重新回到曹魏时代，以下始自成时序，于是在《文学》篇中就呈现出两个时序系统就内容而言，按照今天的分类观念，大体可分为“学”系统和“文”系统。

1、“文”与“学”的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