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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勰论文而“原”“道”,这一问题一直是“龙学”研究中的焦点。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的“理解”视域中,“文原于道”的观念是刘勰对先秦以来的儒家之“经”及“圣人之道”作出的“现在”的“不同理解”。刘勰论文而“原”“道”,意在为“文”寻找终极依据,“文”作为“道”之本体的一种外在显现形式,自此具备了更为坚固的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
[关键词]理解(understanding);视域(perspective);原道;文;终极依据
一、《文心雕龙·原道》篇对“原”与“源”的区别使用
《文心雕龙·原道》的首段经常被看作是概括地说明了作者对文学起源问题的看法①。按照这样的理解,刘勰在这里是确立了自己“文源于道”的观念。可是,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之“原”为:“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1]《稗编·文艺》解“原”为:“原,按韵书,原者本也,一说推原也,……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2]从《序志》篇“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一句来看,对刘勰《原道》篇之所谓“原”的意义的理解当取高诱注为宜。此处之“原”用作动词,“本于”之意,亦即“探究(根本)”的意思。“原道”就是本于“道”,若就刘勰此处论“文”而言,则“原道”之意为“探究文之根本”的意思。而且,从整部《文心雕龙》来看,刘勰对“源”与“原”的使用是有明显区别的。《文心雕龙》中在要表达source或origin的意义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使用了“源”字,而且这样的用例很多。“原”字在差不多所有的场合,都是用作意为“探究(根本)”的动词,如《原道》篇“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定势》篇“原其为体,讹势所变”等。日本学者兴膳宏在《(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详细论证。他认为:“刘勰把‘原’作为意为‘探究’的动词,‘源’作为意为‘本源’的名词,在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3]因而,我们在此首先确立《原道》之“原”意为“探究(根本)”的观点,“原道”就是本于“道”,刘勰此处论“文”言“原道”,其意实为“探究文之根本”,即“文原于道”而非“文源于道”,《原道》篇讨论的是文之为文的终极依据问题,而不是文学的起源问题②。
其实,清代学者纪昀对《原道》篇的点评也是意在揭示此篇“探究根本”的实质的。纪昀在此篇开头眉批道:“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4]纪氏在此明确指出,刘勰以“原道”作为整部《文心雕龙》的理论起点,实际上已显示了其胜人一筹的卓越的理论天赋,这同时也是其作品得以高于汉魏六朝其他文论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纪昀又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5]这就进一步明确指出刘勰之“原道”意在论“文”而非“载道”,并且,“原道”的目的在于“明其本然”。这一评语,已明确道出了刘勰《原道》篇的主旨在于“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而非“文源于道”。所谓“明其本然”,亦即“探究根本”之意,而所谓“根本”,实际即是探寻“终极”的问题。在自己整部作品的首篇首段,刘勰开宗明义,探讨文学的本原,明确自己关于文之终极的观念,即“文原于道”,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道”是天文、地文、人文得以存在的终极依据,即本体。
刘勰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文学,是使《文心雕龙》在当时及后世的文论著作中得以胜人一筹的重要原因之一。罗素思考为什么智者哲人于思想的运作中无法逃避对本体论的建构时,曾把这一疑惑归结为生命主体对“永恒”的追示:“追示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入研究哲学(本体论)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6]其实,刘勰思考“文原于道”的时刻,也正是他追示“永恒”的时刻,在刘勰的观念里,“永恒”就是“道”,“道”是天地万物得以安身立命的终极。
一、普通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理念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课教学现状
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大众化和适应社会对高素质人才需求的趋势日益明显。据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介绍,中国现有近2500所高等院校,改革完成后,将有1600~1700多所学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同时,在培养模式上,这些高校将淡化学科,强化专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调整的重点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这些地方高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如此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校比重将从现有的55%提高到70%—80%。对照教育部的改革部署,现阶段我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范式,日益显得滞后和不适应。主要表现为:首先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显著提高。我国中小学教材几经更新,特别是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中小学教材的引入,基础教育质量迅速提升,中学毕业生特别是本专业的大学生已经比较广泛地接触和阅读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汉语言文学基本知识和表达能力。其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多层次结构已经形成。各类成人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硕、博士研究生教育空前繁荣,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已经完成规模扩张,转向提升办学质量与内涵。广播影视、多媒体网络及远程教育诸多范式、手段,特别是MOOC教学理念的提出和实施,使青年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滞后、烦琐和刻板灌输的课程内容与教学范式。三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后,经济转型实在必然,人们生存现状、择业就业理念及人才市场的运作规则等,都要求新一代大学生文理兼修,广泛涉猎现代自然科学、信息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树立现代科学与民主精神、创新与竞争意识,掌握现代心理学和现代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原理,了解和适应现时代社会生存环境。而这些新情况和新挑战,与数十年一贯制的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界知识界的“经院化”“书斋化”及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国学化”倾向,恰恰形成鲜明的“二律背反”现象。正因如此,以文化传承与知识创新相统一的现代大学理念,来思考和探讨我国普通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显然十分紧迫而必要。
考察21世纪以来我国大学汉语言专业文学类课程(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改革发展和教学现状,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一方面是理论探讨空前活跃,思维开放,思想解放,充满了创新求变的激情与热望。各种以创新探索为旨归的本学科新理论、新教材层出不穷,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开放发展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这种开放、多元的发展潮流,也给本专业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实践带来了许多迷惘和困惑。主要表现为:一是随着大量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理论观念的被引入,并进入教材与教学活动,在各种“创新”的名义下,该类课程的一些基本问题愈来愈模糊,乃至被遮蔽或淹没了。二是愈来愈强调理论的科学性、自律性、独立性,越来越关注理论自身的学科体系、研究方法、概念范畴、理论范式、话语方式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该类课程也就逐渐发展成为知识性学科,不但远离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并且文学课程的本质特性特(审美性)不但没有突出,反而遭到弱化乃至被消解。三是理论研究显得曲高和寡,与教学实践环节难以结合,尤其是当下的教学主导者的职业技能较差,加之教学对象自主学习能力欠缺的现状令人堪忧。其结果是:这种教学活动既远离当今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社会大众的人文精神诉求,又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应用技术型人才的现实需求。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中,传统的文科院校、综合院校乃至近几年的一些理工科院校均开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尽管不同院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层次和目标不近相同,但均担负着传承中外、古今各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让大学生在灿烂丰富而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中感受文学的情感魅力,从语言、叙事、情感等方面接受良好的审美教育和审美体验,养成审视历史、关注现实、憧憬未来的人文情怀。“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是要探索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它的使命就是要为当下提供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支撑和指引,因此,它必须切合现实,为现实服务”。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课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作为对自有人类以来的文学发展历程和文学现象、文学创作进行认识和阐释的实践性课程,在该专业课程体系中,均是专业主干课,且在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该类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审美能力和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从目前的教学现状看,该类课程在教学观念与方法上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课教学以往出现的误区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一是文学课教学的“语文化”倾向。由于任课教师对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定位缺乏准确判断,对该类课程的教学目的并不十分清楚,只能是采用什么教材就教什么内容,按教材逐章逐节把这些知识点宣讲一遍,如果换了教材,那么所传授的学科知识就可能大不相同,教师就成了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大多数的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作者介绍—创作经历—作品分析(主题—形象—艺术特色或风格)”,学生除了接受一些零散的的知识点(作家—作品)以外,实际上并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学该类课程,无法体现文学课教学的人文精神实质,呈现出鲜明的中学“语文化”教学倾向。二是严重的科学化倾向[4]。文学课教学面对的是人类丰富而灿烂的文学创造活动,而作为其载体的是经过作家们主观意识投射、加工、锻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从接受者的角度讲,则是具有独立艺术品格与审美价值的“文本”。但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由于受到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观念的影响,该类课程主讲教师更多的是重视文学史现象的梳理、作家成长和创作经历的介绍、重点作品的讲析等,并且在作品讲析中更注重“题材”“主题”“结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等元素的分析,剖析与揭示其中的科学性而忽视其作为“文本”的人文性、情感性,至于作为文学本体的审美性构成的“语言”“叙事策略”“情感“”形式”等元素往往被忽略或遗忘。
二、探究式教学范式的探讨与实践
笔者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课比较理想的教学状态是,教师在对文学类课的特殊性与独立性、各类文学发展演变历程、不同文体的独特性等具有比较清楚的理解和研究思考的基础上,能够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从而在确立教学主体(学生)需求的基础上形成比较明晰的教学观念、个性风格,具有较强的处理具体教材与教学内容的能力,并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教学范式,这样才会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进行了一些研究探索,形成了探究式教学范式(理念和方法)。所谓探究式教学范式,即在课堂教学中“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课前阅读、课堂主题讨论和课后问题研讨为抓手,以文学文本(作品)为教学载体,以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以个案引导学生研讨、以实践引导学生领悟”的教学范式。探究式教学的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思考、理解、领悟文学的基本概念、发展演变历程(主题与形式、审美观念等),探究文学之美,体味文学之情,培育创新精神,并将其内化为学生的智慧和能力。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相比,探究式教学突出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引领与引导;与注入式教学相比,探究式教学强调学生的思考、理解与领悟;与单一式教学相比,探究式教学综合了问题教学法、个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教学方法的长处,能够多角度、全方位地调动学生学习文学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对学生的启智作用。倡导和研究文学课程的探究式教学范式,能够纠正长期以来该类课程教学存在的语文化、科学化、知识化倾向,促进教学理念由“知识接受”向“审美感受”的转变,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认为,我们的思想理论,应当注重如何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把理论转化为方法,把观念转化为德性。这种转“知”为“智”的理念,对于整个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富有启示意义。因此,在进行教学时,就不能只是把文学课的教学过程仅当作知识传授进行教学,更需要引导学生从“人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的情感性,通过对文学现象的思考、理解、体悟来理解人生与社会,不断增长人生智慧,培育审美情趣与人文关怀精神。探究式教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提出并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之中的。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探究式教学改变了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的现状,引导学生学会了思考和理解,既提高了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又增强了学生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
摘要:本文在语言学转向背景下,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剖析语言学转向前后的语言观、创作和理论的双重觉醒、重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等,以期管窥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小说语言;观念;变异
一、语言学转向前后的语言观:“工具论”和“本体论”
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学观念的变革中,内在地包含着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从变化的总趋向看:是由过去的语言“工具论”到语言“本体论”。二者之间的学术界限是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前,语言是“工具”、“手段”、“形式”、“载体”、“媒介”。在词典中的经典表述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小说中,语言只是一种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自身并无价值可言;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要素,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
工具论意义上的“语言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成为创作的信条。无论是作家,还是理论家抑或是批评家,都将语言视为表达思想、交流信息的“工具”,语言不过是创作的副产品,小说语言的选择只不过是工具性的选择,而不是小说存在方式的选择。
【内容提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魏晋文学理论;曹丕;陆机;嵇康;挚虞
魏晋南北朝①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在《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较系统的分析。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①,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从文学观念的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1]所以,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中,论及曹丕的文学见解时,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深刻的启示。他说: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樯?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为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2]
所谓“自觉时代”,是指文学意识的日趋明确。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文学己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及其艺术规律,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体现,从理论上得到总结和表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达,正有力地说明了这点。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就应选择一个能反映本质特征的****点,去考察这时期文学理论繁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