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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劳动价值论

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对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有本质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直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经济问题。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生了很

20世纪迄今是考古发现极为繁盛的时代，利用考古发现来解决古代文学的相关问题，拓展研究视阈，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面，唐代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胡可先、孟国栋、武晓红《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集中于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新出石刻文体学研究、新出石刻文献个案研究、唐代诗词相关名物研究、摩崖碑刻研究五个方面的研究，标志着唐代文学研究视阈的新拓展。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政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从名物和图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总体来说，作者在利用考古发现进行稽考的过程中，注重以唐人的眼光看待唐代文学，努力寻找唐代文人自我呈现的特定空间，尽力还原唐代文学得以产生的原生状态。始终做到出土文献、文物与传世典籍并重，重视利用传统金石学所积累的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可靠材料进行整合研究，最终做到从史料实证上升到学理概括，已达到运用出土文献进行唐代文学研究的较高境界。

作者：杨琼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之潮汹涌而至，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漫长的政治浩劫后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作为当时主要大众艺术的电影，更是在十年思想桎梏后布满希望与激请地奔进了新时期。在当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潮的促动下，不论理论界还是创作界，电影工作者们迫切而认真地汲取着国内外电影经验，探索着中国电影发展之道。理论界率先展开了对电影语言现代化的争鸣，随后对电影文学性、纪实美学、电影民族化等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创作界更有《沙鸥》、《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邻居》等众多布满全新创作理念，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涌现。那是一个激请燃烧的年代，电影人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理论滋养灵感，创新奉为圭臬；那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时期。如今时过境迁，近30年后，当年曾经亲历争鸣的电影理论工作者，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无疑会有新的认识和感悟。为此，我刊非凡邀请了数位当年的理论工作者，以对话的形式，就当时的一些理论事件做一当下视角的回顾与诠释。下期将发表创作方面对话。

价值，明确地反对张骏祥提出的“用电影语言表现剧本的文学价值是电影艺术的主要特征”。各门艺术都用自己的形式创造着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电影早已具备独立创造思想价值的功能。张骏祥先生作为历史上杰出的导演、前辈和一个相称有修养的理论家，在用词和概念上产生很明显的理论失误。黄：这件事情也未必这样，有争论。到底是当时有失误，还是我们在认识电影本性的问题上有所偏颇或误读？已经过了30年，应该重新给予澄清。倪：我在为吴贻弓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大段文章是关于张骏祥。吴贻弓说，你怎么能拿我与张骏祥比呢？他是前辈、权威。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已经认为，作为上海电影局局长的张骏祥身不由主地改变了作为导演的写作论文张骏祥。而且影响到了他对电影艺术、电影本体、电影与文学等问题的看法。之所以出现理论失误，混淆了概念本身，是因为他站在电影行政角度上看问题。所以我认为并没有误读他。张：我们是否误读了张骏祥？当时我在南开大学时，看了一本苏联谈电影特性的书，郑雪来正好来南开大学，我就问他能不能写驳文学价值论，强调电影特性的文章，他说可以写，后来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了《电影文学》，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电影的文学价值质疑”，强调电影艺术本是与文学有区别的独立艺术，它有自身的不同于文学的特性，不能以文学的价值代替电影自身的美学价值。过了好多年，张骏祥根本不发表文章回应此事。后来他当了我们这届研究生的导师后，我才在上海见到他，他握着我的手说，我是这个意思吗？我还以为他都忘了呢。我的意思实际上是，大家反对电影文学价值是对当时的极左电影审查的一种逆反。倪老师后来的意思是说多少年旧体制行政命令式的剧本审查，导致张骏祥这样强调电影文学剧本的一种观念，所以发表了一篇具有理论失误的文章，过分强调电影的文学价值，倪老师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误读。

黄：这件事情到了今天都没有谁能说谁把握了真理，也并不是可以做出断论的时候。学术争鸣可能半个世纪，可能一百年。进入新世纪的七八年来我们的银幕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不过玩镜头嘛！就是没有文学！而张骏祥作为官员或许有某些非凡的考虑要做详细分析，但跟他的学术观点不能混淆在一起。更不宜用某个不当的文字表述而以偏概全。当时那个争论很激烈，没有结论，我认为很多东西不会有结论。不信可将张骏祥的全文拿来再认真读一遍。到了2009—2009年，大片沦落到了《赤壁》，问题就出在文学剧本，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有文学。张艺谋前面如《红高粱》等几部作品之所以胜利就因为是从小说做的改编，有文学的底子。后面都是自己来编剧，缺乏文学性，到头来只能玩技艺，到不了美学境界。张：黄老师说的很重要，现阶段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人家说，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是讲述故事的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叫嚣八亿人不斗行吗？因此，在这个时候不方便从政治上提对立的口号，但作为总理，总可以提出建造国家的口号吧。所以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连忙引起全国上下的积极响应，因为只有他说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是关系到国家前途的，也是符合老百姓的实际利益的。张：70年代的大语境是四个现代化，当时有些单位请了一批外国专家在北京党校讲现代化课题。杨：四个现代化是当时对抗极左政治的一个有效且有力的口号，发生在社会文化领域中的种种现代化诉求，包括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提法应该都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张：纪实美学都是为了防止极左政治主义。倪：对，不管怎样总归可以从技巧、本体、手法上提出吧。张：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防止极左政治控制艺术创作，所以强调电影本体。倪：“”中的样板戏是电影吗？敌人是俯角，英雄是仰角，敌人是蓝光，英雄是红光。那是极端的、概念化的陈词滥调。不从政治上批判，那我总有权利说，电影是电影，戏曲是戏曲吧。杨：1982年的电影界，最响亮的口号有这样几个：一个是“和戏剧离婚”，一个是“电影就是电影”。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最爱听的就是这句“电影就是电影”。大家厌倦政治说教，从心底渴望探讨本体论、技巧论。倪：“丢掉戏剧的拐杖论”、“电影和戏剧离婚论”，当时从理论完整性、系统性上看，这两篇文章是不够的，比较感性，钟惦棐是通过一张请假条提出“电影和戏剧离婚论”的。虽然不是非凡系统，但为什么能引起电影工作者强烈反响？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电影要跟戏曲、样板戏拉开距离。电影必须确立自己的本体形态。张：张骏祥是从文学价值角度来谈，他的本意是文学深度、主题深度不够。但是大家都有误读。不过大家反感这个东西，还是在反对极左政治通过文学剧本控制电影。倪：这时候，张交际工具和载体，要害在于你承载的是什么思想和艺术内容。张骏祥其实没有错，除去个别措词的表述或有所失当，但他文章的基本立论和篇章结构都不能说不正确，你按照他所论所说的去拍，也会是个好电影。张：在今天来的路上，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误读了张骏祥的文章。刚才听倪老师说的，觉得不是误读。倪：郑雪来一篇文章的观点说，任何艺术都有思想和美学价值。电影艺术自从爱森斯坦、格里菲斯以来，已经创造了它的思想价值。卓别林就创造了思想价值，关于平凡人、穷人、同情小人物等等。更不要说七八十年代以来，东西方的现代电影中，大大地深化了电影的思想深度和人文价值。而这些价值的产生是和作者——导演的原创思想及电影语言的独特分不开的。电影是可以创造思想价值的。郑雪来文章的意思就是电影不是翻译和解释文学，所以文学价值论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杨：就是说电影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系统。不能在戏剧、文学的体系中理解电影，而要追寻它自身的发展规则。

：电影就没有依附性。首先你要写剧本吧，那是不是用文字？不能说电影除了影像就没有别的了。杨：那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什么？剧作？还是其他别的东西？黄：不是别的，就是讲文学剧本，讲塑造人物。一个剧本的基础就如大厦与地基的关系，假如是沙滩，大厦就会垮掉。电影学院就有个电影文学系，建系于60年代之初。我本人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在电影学院文学系执教40余年，我的学术生命与文学断不可分。还没听见有谁说过要把电影文学这个专业送进坟墓里去吧。张：电影最伟大的作品能否与文学最伟大的作品相媲美？但是现在一般的观点认为：文学比电影高级，它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大多数电影是商业电影，不可能做到像文学那样高雅，那样有深度。于是借用了“文学价值”这样一个词汇来比喻有深度。杨：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张：克拉考尔说电影是物质的连续，文学是精神的连续。似乎是说电影到达不了精神层次。倪：从爱森斯坦、格里菲斯、卓别林到让·雷乃、安东尼奥尼、黑泽明，电影证实了其思想高度和美学深度与文学是并列的。杨：回到1979年的中国电影界这个话题，我感爱好的是当时电影人的职业理想是什么？我查看了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世界电影》的复刊词，觉得它比较集中地表明了当时电影界的思索。这篇复刊词提到：“刊物将努力保持和发扬过去的特点，继承评介当代电影史上比较有关电影美学，如电影特性、表现手段、风格样式等问题的评论；讨论导演、表演、摄影、美工、作曲等方面的基本技巧和创作经验，以及当代电影的一些重要思潮、流派和创作倾向；同时要用比较多的篇幅刊登在技巧上有一定特点的，足以反映某种创作倾向的外国电影剧本。”这些提法看似全面，其实电影创作技巧才是根本所在。“”十年的政治至上，已使大家对所谓的“思想内容”说教厌烦透顶，人们都渴望回到电影艺术规律本身，拍出有电影感的电影。倪：我看了郑雪来的文章，觉得要解决一个概念问题，即电影本身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因此电影是可以创造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至于剧本，是电影工作和创作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电影剧本有的是导演要求他人这样做，或者导演自己创作剧本，这就是他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文学提供思想，电影提供表现，这个观念必须彻底改变。文学提供比较好的人物和故事，而电影呢，是如有些人说的，导演是个匠人，仅仅把文学的价值体现出来吗？还是说导演本身是思想家，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电影都是作者——导演原创的？历史上伟大的导演，运用电影提出重要的社会历史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1983年北师大的全国电影教师的进修班上，我提出了一个基本思想：电影史上，从早期到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才，明显地改变了中国电影理论的形势，从而为中国电影跨向新世纪提供了理论后盾和思索空间。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贡献。

黄:1978年，中国刚走出“”灾害的十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点燃了解放思想的火光，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一个继“五四”之后蓬勃而兴的新文化思潮，其内在的底蕴是：神的光环与“迷信”退场，人的启蒙与“主体”苏醒。80年代之初，正是在解放思想之旗帜的辉映下，针对长时期统治着中国银幕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对现实主义的扭曲和异化，焦点则集中于语言的被钳制，也即思想和艺术表达的被压抑，由斯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热气腾腾的理论争鸣，如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电影观念的更新以及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或称现代性）、电影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等。理论争鸣活跃了当年的学术空气并推动了理论自身的蜕变、更新和复兴。新时期之初，在我们电影圈里十分流行的一句口头禅，即“理论滋养灵感”，由此而引出“民间思想村落”的现象。大家关注的焦点是：理论与创作的平等对话，如切如磋。电影艺术在本体论上的解放以及电影艺术家创作主体的解放，作为推动新时期电影现代观念革新的第一个潮头，其美学启蒙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但是，站在21世纪伊始的新起点上，对于80年代之初诸家的言说，需要给予实事求是的自省、澄清和再认识（包括误读、歪打正着、短瞬间的合理性等），但却仍旧不必急于下结论。至于某些西化风、故步自封或将学术“垃圾化”，则是需要警惕并加以扬弃的。当今，如何建树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族电影理论的主体性及其美学体系，则是摆在我们电影学术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杨：80年代不是也不可能是今天的摹本，经济体制的斗换星移，电影的生存境遇已大相径庭。回顾不是为了肯定或否定，而更多地是从温故知新的角度清点一个激请年代的逻辑起点和思想果实。对于电影界来说，80年代是个质问和追寻的年代，“什么是电影？”的设问力否过去教化功能的单一性，“电影就是电影”的回应寻求未来创作形式的多样化，在“解放思想”、“求真求实”、“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强音之下，电影人以“丢掉戏剧的拐杖”、“和文学离婚”为先导，开始摸索“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这些“片面的深刻”撞开了传声筒的桎梏，故事不再仅仅囿于政党宣泄，批评也不再是运动的喉舌，而是向国际靠拢，银幕上出现了扭曲的人、荒芜的情、贫瘠的土地、欲望的都城，创作者们以苏联、日本、法国的前卫样式塑造着中国电影的解冻。30年过去，步入产业结构市场框架的电影仍旧站在文学的肩上，且以好莱坞的情节剧取代了苏维埃的蒙太奇。于电影人来说，80年代是大梦初醒，是绝处逢生，它洋溢灵府洞开的恣肆，却匮乏完整认识的能力。张：80年代初的电影理论论争，折射着那个年代思想解放之火的光芒，那是一个激请燃烧的岁月，那是一个冲破思想牢笼的岁月，我们因此怀念它。80年代的电影理论论争，同时开启了中国电影人深刻认识电影本性，自觉把握影像创作规律的先河，对中国电影艺术水准的整体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崔：从思想禁锢的一潭死水，到思想解放的大潮初澜，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端。那是思想解放的春潮滚滚而来的年代；那是改革开放的伟业石破惊天的年代；那是拿来主义的大旗猎猎飘扬的年代；那是理论思维的激请恣肆的年代。

那是渴望构建中国电影理论体系的年代；那是以“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为座右铭的年代；那是求真崇善的英雄年代；那是宣扬“理论滋养灵感”的幼稚年代。我们怀念那个年代

论文关键词：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技术启蒙

论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