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论文范文精选

一、文学教育应注重教师的文学功底

文学教育与一般的语文知识教学不同，语文知识的积累往往可以自然发生（虽然其效率相对于讲授而言小了点，但还是能够发生的），而文学教育往往需要教师的点拨与引领。因为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内涵一定是隐藏在文字之后的，没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没有一定的认知积累，是无法解读出经典文学作品背后的真实含义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的解读不能照搬教学参考书，如前所述，教学参考书的编写者有时难免视角有所不及，又由于诸多其他非文学因素的影响，这些观点往往只能作为“参考”，而真正能够抵达文本内核的文学思想，有时需要挖掘，这就依赖于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引领。譬如鲁迅的作品，除了匕首投枪的效用之外还有什么？先生的小说与社会兴亡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李贯通所说的“小说真的影响到国家的兴亡，是小说的不幸……”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需要文学作品研读者具有一定的水准，几乎可以肯定地讲，学生是难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而教师也未必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语文教师之所以提不出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语文教师缺少“代际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于语文教师的人文功底与文学才情的缺失。那么，这样的功课如何弥补？这一点语文教师其实是可以自主找到答案的，因为途径不外乎自身的阅读、学习与反思。不间断的阅读可以让自己与优秀的文学作品融合在一起，可以让自己走到文学作品中，可以让文学作品成为自身文学才情丰富的催化剂。所读范围应当是宽泛的，史学著作可以丰富自己的代际意识，美学著作可以充实自己的文学才情。学习亦是必须的，他人的研究成果应当成为自身文学修养不断上升的阶梯，当然这应当是一种批判性的学习，唯一能够成为自己文学研究依据的应当是自己内心的认识。反思亦是必须的，没有反思便不能使所吸纳的文学内容产生联系，反思的依据与工具便是逻辑，反思的结果是必须让自己对文学的认识与判断符合逻辑，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文学认识以一个完美的形态呈现在学生面前。文学功底的积累并非一日之功，但语文教师接触、研讨优秀文本，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倘若没有这样的积累，还叫什么语文教师呢？

二、文学教育应是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之约

再说说文学教育。对于文学教育的理解，笔者认为教育是师生交流的过程，是教学存在的形态，而语文则是交流的内容。文学教育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文学教育所交流的内容必须是经典的作品，而经典的作品总是与人的内心相连的，因此文学教育应当是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之约。笔者在这里不想用过多的语言去描述这段心灵之约该是多么美妙，因为这样的语言已经太多了。笔者想做的是，透过语言这层工具，去理解心灵之约背后的含义。如前所述，职业高中语文教育有其特殊目的，要让社会的工人力量在经典文学作品的影响之下成为社会高素质的载体，这就必须让学生在职业高中阶段的语文教育中更多地感知文学经典。这个过程必须是丰满的、充实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不断耕耘、不断收获。文本的豪放与婉约，笔触的犀利与温婉、观点的独到与平实，都应当成为文学教育的内容。唯其如此，真正的心灵之约才有可能发生。

作者：孙彬单位：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一、提高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

（一）读懂文章,训练语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首先从文学语言的感受力方面得到培养。对每一篇文学作品，其中的每个字、词、句、段落都必须认真分析,即文章中的字、词、句，必须读懂，这是鉴赏文学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在课本中，存在大量的文言文与白话文,而学生理解这些内容有点难度。所以，在对作品进行阅读的时候，教师要针对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句子进行相应的指导，尤其是遇到文言文的时候，既抽象又很不好理解，这时候，教师就要给予相应的引导。

（二）注重朗读训练在语文教学中，朗读训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教师在让学生进行阅读的时候，要首先让学生明白这部作品主要描述的大致意境，运用自己的想象，对这个画面进行回想。学生多次对作品进行阅读后，结合自己的想象，逐步体会理解文章的内容，对文章的中心也就有很好的理解了。这样,通过学生的反复阅读训练,学生在语言感受力得到提高,加强了对文章的理解,学习语文的鉴赏能力逐渐得到提高。

（三）提高朗读的重要性读文章，也是一个学问。如果马马虎虎地去阅读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在朗读文章时,在语音方面要求准确、在语句意义上要求清晰。这有这样，读出的文章才有情感,我们理解文章才比较好。所以，我们在朗读时，要读出文章的情感，尤其对文中的词、句，我们要进行细致琢磨。在不断思考的过程中，理解文章中隐含的深层含义。总而言之，无论是理解还是朗读课文，这些方式都能够帮助学生，增强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因此，教师要想到各种提高学生对作品的欣赏的方式，拓展学生的视野。

二、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的学习

（一）要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学生的知识水平占据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对文章的理解外，还要加强对作品的各个角度的了解。比如说，从文章的主题方面、材料的选择方面、语言的运用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鉴赏方法。教师这这些方面，可以设计一定的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将这些知识拓展到生活当中，这样，在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了。同时，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将这些文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一、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的学习

（一）要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学生的知识水平占据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对文章的理解外，还要加强对作品的各个角度的了解。比如说，从文章的主题方面、材料的选择方面、语言的运用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鉴赏方法。教师这这些方面，可以设计一定的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将这些知识拓展到生活当中，这样，在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了。同时，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将这些文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二）学生不仅要学会课上的内容

更要对课外的知识进行积累只有越来越多地获得知识，才能使得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提升。学生可以通过扩展阅读量来增加自己的积累,这对文学作品在感悟力上也有提高。

（三）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本文作者：张燕作者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

搭建其交流平台，增强汉语阅读教学的活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在教学中耗时最多，表面上也适合用“量”来评价的阅读教学，教师却死死守着每册教课书的二三十篇课文，对课外阅读教材及阅读篇目或点“目”为止，或置之不理。为什么呢？一是不少小学语文教师把阅读仅仅地理解为“读”，所以阅读变成了朗读，变成了堂上百花齐放的诵读与点评；二是对通过阅读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理论，迫于急功近利的“分数考评”压力不敢实施，而是采用堂上过量分析、讲解的方式来“提升”学生阅读答题的套用能力。其实，在当下师生都无法挣脱分数羁绊的前提下，通过搭建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交流平台，可以让教师慢慢由前台转到后台，从而自然而然地变革教学方式，使阅读由“读”回归阅读。譬如，儿歌适合朗诵与游戏：现在课堂教学常用的方式是诵读乃至背诵与讲解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感知汉语的节奏与韵律美及积累应试所需的语言材料。如，将教师讲解儿歌内容的时间缩短，加入设计的儿歌游戏，这样儿歌的学习可自然延展到学童的课外娱乐生活中了。堂上游戏平台的搭建，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不仅加强了学童对语言材料的识记，而且也加深了学童对儿歌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语文学习发展为语文生活。这样做虽然会增加教师课前教学设计的工作量，但课堂教学的效果、效率及课程的活力都可得到提升。又如，学生们非常喜欢的童话、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适合讲述与表演：当下已有不少教师在单篇作品中运用学生讲述与表演的方式来调节讲析为主单调的阅读教学方式，虽效果不错，却比较费时且受益面有限。其实童话与故事可用全册集中分组交流教学的方式，来解决时间与受益面的问题。堂上讲述与表演平台的搭建，不仅仅是训练了学童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活动中检测学童的阅读水平与矫正学童的阅读误区，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学童课外自主阅读的积极性，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能力。散文适合自主阅读与体悟：当下常用的方式是讲读结合。其实，儿童散文一般比较清新、浅近，教师只需点拨一下，可留下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主阅读体悟与交流读后感。堂上阅读体悟与交流平台的搭建，不仅可节省大量的堂上时间，而且有助培养学童专注阅读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童自主学习与交流、探究能力的形成。搭建各种儿童文学学习的平台，可促使教师更多地从台前走向幕后，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教学设计，从整体上、根本上动摇以教师为主的阅读教学方式的传统，把时间与空间交还给学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搭建起语文课与学生的“语文生活”之间的通道，[6]从而解决困扰各层次教育者的“学生读书少及不爱读书”的问题。

回归其审美特质，促进作文教学难点问题的解决

学生怕写老师难教，因而写作教学不仅枯燥而且低效。学生为什么“怕”呢？一是写不出来；二是“写不好”。其实儿童文学可以帮师长们找出原因与方法：“写”不为心声，不是自然而为的，所以写不出；“好的评价”来自成人标准，不是孩子能理解的，所以写不好。要解决写不出的问题，其实教师们首先要像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回归儿童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心智与情感特点，提出合理的写作要求：写心声，语言自然（稚拙）。对于还“写”不出心声的第一学段的学生“说”出心声，其实已是“写”了。这其实就体现了李吉林老师所说的“提前起步”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提前”了，这种“提前”是教师对作文教学的意识提前，为第二学段的作文教学做好铺垫，并不是简单地将三年级的作文写作要求提到二年级甚至一年级下学期，使不少学生在这种要求的压抑下写不出作文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书写困难的解决，学生或急中生智或背水一战，“写不出”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写不好”的问题却更为普遍、更难解决。真的有那么多的孩子写不好吗？其实，其中不少的作品我们用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去评判，则充满童真之趣。比如，有一个孩子写自己学琴时等待老师时的无聊心情，他不断地如实重复叙述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学生来了，爬上楼梯，老师还没来，只好在走廊等，这样重复叙述了三四次。当然老师的评语是“重复啰嗦，应写出每个同学不同的细节。”这样的要求其实等同于福楼拜对莫泊桑的要求。站在非语文教师角色读这段文字：第一次叙述觉得“平”；第二次感觉“烦”；第三次有点想笑；第四次忍俊不住。回味整个片段很有荒诞派小说关于“无聊”情绪表现的艺术效果。教师们重温一下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7]就会发现有不少孩子的习作是写得很不错的。由是作文的问题，还不不仅是“分”的问题，还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了解与尊重的问题———以适合孩子的标准判断他们的行为，包括写作活动，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作文教学的问题。对于孩子们来讲，有趣的语文课堂才会有效。儿童文学是孩子们的文学，他们喜欢它。教师有责任与义务在语文学习中让孩子们读自己喜欢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能写的语言。

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珠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珠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深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宪章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浪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竹unt的Llt巴rat“rc，ItsP对nC巾Ieand乃1泊了目.5;Winehester的5。的ePt7)〕‘巾龙5ofLJtc扭尽C厅加拓刀〕;Mackenzie的theEVoluoonofLit阴￡“脂”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ayleyandScott的A刀Intr.而ct旧nto入了亡thodsandM白terlalsofL，teraryC谊元店功，Saintsbury的月招to理ofC)itjcism以及Moulton的the几4bdemStodyofLjt曰叨ture”‘引。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幻。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珠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堑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l一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其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西方文论的翻译:‘洒方化”还是‘体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1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匾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