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随着女性主义发展的日益迅速，女性争取自主的声音得到了回应，与此同时，我们同样渴望听到更多的男性声音，男性研究不应被女性主义的浪潮而淹没，要以独特的视角展示男性群体的利益需求。

在文学艺术等各个表现领域，男性也不应该以女性附属的形象存在，同时也需要多样化、充实化。本文通过对性别研究理论成果的收集和整理，从男权中心文化、商业心理、大众传媒表现三个角度来探讨男性所处的境遇及其带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研究发现，男权中心文化的长期存在是导致男性集体失语的直接原因。男权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两性之间，规定男性必须作为强者去支配资源(包括女性)，在传统的性别期待压力下，现代男性写作硕士论文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主义的单纯文化批评同样使男性背负“歧视女性”的恶名，因此，男性也同样是男权中心文化的受害者，“第一性”的地位使男性承受太多无需去承受的压力，这也直接导致广告中男性形象僵化，形成刻板印象。

2.通过研究数据分析显示，男性在消费领域并没有作为主体而存在，他们只是支付者而并非消费者。传统营销学将女性作为主体，而将男性划分于消费者的边缘，因此男性市场并没有得到很有力的挖掘，存在非常大的消费空间。这也影响了男性的广告表现，广告中男性出现频率少，男性产品广告少，针对男性的品牌少等等，男性只是女性消费的支付者，并没有以消费主体形象出现。

3.广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重构了现实生活，也重构了两性关系。中国广告中仍然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并且将男女的角色固定化。广告的目的是销售，由于女性是备受青睐的消费主体，因此广告直接作用于女性的倾向非常明显，更多的调查数据表明，广告中男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针对男性的广告有很大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并没有像女性那样，在文学、艺术、大众传媒等领域得到相同的重视和关注，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第一性”，而是作为女性附属地位的“第二性”。其实“第一性”“第二性”的说法本身就带有性别不平等的意味，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并不期待两性之间谁会成为“第一性”，或者“第二性”，两性的平等才是写作硕士论文最理想的状态，这直接关系到女性主义、大众媒介生存、消费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和学术问题。

【内容提要】网络社科信息资源包括：电子期刊资源、图书信息、报纸资源、学位论文资源、电子论坛和电子会议、网络数据库等。可直接进入网站或数据库、利用搜索引擎、利用专业信息资源导航系统获取信息资源。参考文献6。

【摘要题】实践研究

【【关键词】网络/社科信息资源/检索策略

随着全球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网上社科信息资源日益丰富。但由于网上信息资源高度分散、数字信息的易拷贝等特点导致信息重复率高，无序性更为突出。所的社科信息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范，加之现有的检索工具智能化程度较低，导致信息查询困难，大大影响了网上社科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了解目前网上社科信息资源的分布情况，加快和扩大网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进度和规模，利用信息网络共享社科信息资源，弥补目前普遍面临的信息资源短缺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1网络社科信息资源的分布

1.1网上电子期刊资源

摘要：电视广告是继报纸广告、杂志广告、电台广播广告之后一个独特的广告媒体。简单地说，电视广告就是在电视媒体上进行传播的广告形式。与传统广告相比，电视广告的历史并不长。人类第一条电视广告的诞生至今仅有60余年的历史，由于它融合了日益发展的传播技术，搭乘了“最有效的商业运输车”电视，因而具有了其它传播媒体写作硕士论文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影响力，成为电视节目中的精品。欧美发达国家的电视广告业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成熟期，在中国内地，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条电视广告片。画面和声音是电视广告的两大要素，它将声光效果与艺术表演集为一体，将视觉、声音、动作、时间、色彩、文字等融为一炉，具有极强的传播功能。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是电视广告的两种主要类型。

关键词：电视广告、相关名词

本文所研究的电视广告是指在中国内地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各种商业广告。青年与青年期青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群体和一段充满希望的时期。在英语中，与“青年期”意义最为接近的词语是adolescence，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dolesecere，意思是向成熟发展。对于青年阶段的划分，各国政府及研究机构所持标准不同，因此对于青年阶段的划分，对于青年群体的认知，差异也较大。

关于年龄段的划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标准是：44岁以下为青年人。联合国关于《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中，确定15至24岁为青年阶段，这一标准基本属于国际社会对于青年定义所达成的共识。

在中国，有据可查的，关于青年的年龄目前至少有7种不同的界定：（1）共青团在团章中规定，“年龄在14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团员年满28周岁，如果没有担任团内职务，应该办理离团手续；（2）我国的人口统计，关于青年人口有两种计算法：一种为15—24岁，一种为15—29岁；（3）机关、学校、企事业等单位，多将30周岁以下员工归于青年，列为青年工作的对象，并按此人数给本单位团委划拨活动经费；（4）全国各级各类杰出青年的评选，年龄上限一般都划到39周岁，“十大杰出青年”、“优秀（杰出）青年企业家”以及“五四奖章”获得者，几无例外；（5）全国青年联合会，入选委员的年龄上限为40周岁，入选常务委员的年龄上限为45周岁；（6）企业界、科技界、文学界和艺术界等不少界别，对冠名为青年企业家、青年科学家、青年作家、青年艺术家的年龄上限，一般都到了45周岁，有的甚至高达49周岁；（7）公安部门的统计标准，青少年的年龄界限定在13周岁至25周岁。它既包括一部分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法学界关于青少年犯罪是界定于此年龄段）；也包括一部分19—25周岁的已成年人（统计青少年犯罪率即界定于13—25周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对青年年龄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建国前，青年年龄为15～25岁，建国初至1978年改革开放初青年年龄为15～30岁，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青年年龄为15～35岁。以上是关于青年的多种定义，关于青年这一定义，众说分芸。在此，本文所研究的青年人是指19至30岁的社会大众。除青年外，本文中所出现的青年人、年轻人均指这一定义下的青年。

形象与青年形象关于“形象”这个词，《辞海》中的解释有两种——“1，形状相貌。《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宁少而丧母，不识形象。’2，文学艺术把握现实和表现作家、艺术家主体思想感情的一种美学手段；是根据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加以艺术虚构所创造出来的负载着一定思想情感内容、因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生动的图画。社会生活和自然界都是文艺作品的描写对象，但文艺作品中的形象主要是指人物形象。文艺作品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来描写人物形象的。由于各种文艺作品塑造形象的材料和手段不同，形象的构成与特点也不相同：文学用语言来塑造形象，音乐用音响、旋律来表现，他们的特点是具有间接性；戏剧除语言外，还和舞蹈一样借助形体来表演，绘画运用色彩、线条来表现，因此它们的形象具有直观性。”

一、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研究

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学语文教材，不少教育专家和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对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和研究。刘年喜在《大学语文教材的世纪变革》一文中对现行的几套大学语文教材的特色进行了评介。文章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新语文》是人文主题的弘扬，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主编《大学语文》是文学史编排体例的新探索，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主编的《高等语文》是文化专题讲座形式的尝试，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美文荟萃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导入。这些教材的编撰出版彰显了编写者锐意变革精神和勇气，对创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有着重要启发和示范意义。李小琼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问题研究》中对我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现状、影响因素、编选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姚莫诩则从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的方向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21世纪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方向要注重人文性、时代性和地域性，要坚持“文学思路”与“人文思路”的统一，坚持传统文学文化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统一，坚持总体规范与文化特色的统一。李康德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地位及价值追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大学语文教材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双向建构性的天然存在关系，而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双向建构性关系是文化不断地建构教材，教材不断地建构文化，教材与文化呈整合方向发展，当代大学语文教材的定位是由“实体性”“关系性”到“建构性”的转变。对于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撰体例问题，乔根在《对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模式的思考》一文中做了较好的归纳，“大学语文教材，其编写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主题•文选模式。以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代表，体例上强调以主题为线索，较为全面地介绍我国语言文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第二种是专题•文选模式。以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和周金声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为代表，体例上以不同专题来编排文选，较之前一种模式更为细致，从不同角度增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第三种是作家•文选模式。以钱理群主编的大学文学教材为代表，体例上完全突显个人化的语文主张，以文学替代语文，创新性极强。第四种是文史•文选模式。以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和彭光芒主编的大学国文为代表，体例上打通文史，回归传统。第五种是对象类型•文选模式。以温儒敏主编的中国语文为代表，体例上根据学生、学校、专业等对象类型来确定文选，因材设教，适应性广，选文难度较大”。在众多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特色教材，该教材分为《大学语文》（大学版）、《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两种版本，教材“教材中植入了大学教育、中国文化、广西元素、通识理念、语文技能五个元素，力图使大学语文名副其实，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的需要”，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本土文化中最优秀的因素提炼出来融进教材建设中去，让学生在感受学习汉语言文化魅力的同时树立爱国、爱乡、爱人的美好情怀”。在高校大学语文教材中，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高职高专院校与重点大学和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其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高职高专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为目标。高职高专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对学生的“通识教育”，是为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因此，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也是以适应高职高专的“职业性”、“实用性”基本特征。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在教材的命名、编排体例、作品的选择等方面也凸显出了自身的独特性。如很多大学语文编写专家为区别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本科院校大学语文教材的区别，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取名为“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高职语文”、“实用语文”等；在教材编排体例上打破传统以“文学史”或“文学体裁”为教材编撰逻辑的惯例，而是选择以“人文主题”或“文本模块”为编撰体例；在教材作品的选择上，其内容和难度也尽量契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和水平。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不少研究者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彭新竹在硕士论文《高职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新思路——与专业相结合》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了目前高职高专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专业相结合具有必要性以及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编写体例、内容选择等问题。周文在《对高职语文教材编写的反思》一文中，从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的理念、体例、选文等方面进行的思考，认为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应以培养高职学生语文操作能力为主线，以模块组合为框架。舒立辉则指出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编写存在着“重古轻今”、“重经典轻发现”、“重共性缺个性”等问题；韩向阳从教材编写的原则、体例、内容设计等方面探讨了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改革问题。

二、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研究

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大学语文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少研究者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和教学实践体会，对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做出了深刻学理阐释。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对目前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定位的研究境遇，曾这样描述到：“目前开展大学语文教育还遇到一个困难，甚至是尴尬之处，就是其学科归属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理方面的，即就其学术内涵而言，‘大学语文’无疑要提高学术水准、教学水准，但朝哪个方面努力，似乎比较模糊，没有定论。二是从实际处境来说，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学科作依托，似乎就没有明确的专业归属感。”徐中玉先生指出，“大学语文”决不是大学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课程，更不是中学语文的“补课”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是大学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可或缺的课程，它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在注重大学语文工具性的同时更应该“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大学语文课程在大学阶段应是重要的‘通识’性课程，贵在以学生的需要为中心，力求引导学生，使他们确立自觉、积极学习的态度”。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则强调大学语文教育重在培育大学生的语文素养。朱恒则认为学术界将大学语文学科定位以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为目的的“能力说”和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人文说”，都是不准确的，“前者看轻了大学语文的应有作用，后者又过于沉重，大学语文无法承受，真正的定位是在这两极之间取其中，即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为主要目标”。李景强认为，根据《大学语文》的改革趋向和大学课程设置原理，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应淡化“语文”的工具性，突出文学、人文或文化的理论知识性，“《大学语文》应以人文思想为学科基础，以人文基础理论为课程定位”。贾莹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研究和思考，她认为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来看，大学语文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从大学语文的课程类型定位来分析，大学语文应既是一门公共基础课也应是一门必修课；从大学语文的功能定位来考察，大学语文不仅传承中国文化和延续民族精神的桥梁，而且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培养学生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的重要工具，也是启迪智慧，实现感性与理性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我国高职高专院校而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杨定明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大学语文在高职高专院校课程体系中并未有明确的定位，导致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并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在整个语文学科教学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不同学科专业素质培养体系、公共课程体系以及在高职院校教育功能上的定位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地位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陈嫣嫣则认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应该具有人文性、职业性、母语性等学科品质和复合型教育功能。纵观学术界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通识性、工具性、人文性、母语性，职业性、综合性等性质特征的探讨与研究；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论述，研究者主要认为大学语文是培养学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的“通识教育课”、“公共课基础”、“公共必修课”、“母语教育课”等。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探讨与研究，对进一步深化大学语文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大学语文教学策略问题研究

“教学策略是教学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特定教学情境中为适应学生学习需要和完成教学目标而诊察作出的、并随情境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教学谋划和采取的教学措施。教学策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学策略既包括教的策略，又包括学的策略；狭义的教学策略仅指教的策略。”大学语文的教学策略问题就是探讨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的问题。朱媛指出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国外的“汉语热”也日益兴盛，然而在当前全球化语境的冲击下，我国学生对语文学科的重视度却呈现出日益下降的趋势。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大学语文教学面临着课程定位模糊不清、教材建设质量悬殊、师资构成参差不齐、学习主体过于功利等多重困境，面对“母语教学”日益式微的窘境，他认为当前我国大学语文教学要走出困境首先要明确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功能和定位，完善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积极革新与整合大学语文教学方法，加快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改革力度。吴素萍认为在当前网络文化语境下，高校大学语文教师要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教学理念，注重网络语言文学和规范的语言文学的比较分析，适时改变授课模式，丰富学生文学课堂形式，进而推进高校大学语文的有效教学。蔡继莲针对理工科对学生人文素养缺失的现实，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应该从目标的确定、习惯的养成、学法的优化、阅读引领的角度来提高高师院校理科大学生人文素养。杨坤道在硕士论文《论当前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中认为，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存在着学科边缘化、师资力量薄弱、教材陈旧缺乏特色、教学时间不足、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教育质量滑坡等问题，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大学语文教学重要性的认识；组织权威专家、资深学者和优秀教师重新编写教学大纲、配套教材和教辅资料，做到教学大纲规范化，教材经典化，教辅资料科学化；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到教师学者化；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手段；改革考查办法，促进大学语文教学的良性发展。赵卓则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应该立足于语言文学的基点之上，在知识积累、能力培养和素质育成三个层面实施教学策略，三个层面协调发展，大学语文才能完成教学使命。大学语文课程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和必修课，具有人文性、工具性、职业性等特征。因此，如何在高职高专院校有效开展大学语文教学也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刘春芳认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应该做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有效统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应该走知识性和素质性平衡的考核之路。刘超认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存在学科定位模糊、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手段单一、师资队伍不稳定等问题。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改编大学语文教材，更新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理念，把大学语文定位为高职院校重要的人文教育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改革教学方法，构建多元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体系，培养学生学习兴趣。阎颖则认为要有效改善和推进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应该从改革教材、教法、考试方式三个方面入手，注重语文教学的实用性和多元性结合，使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之，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学术界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建设、课程性质与定位、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进一步加强我国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研究和教学中来，为深化和完善我国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和改革做出积极的贡献。（本文来自于《柳州师专学报》杂志。《柳州师专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一、生源参差不齐

教育硕士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具有差异大、时间紧、需求广等特点。面对这样一批先天条件不足的学员，研修工作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从年龄结构来看，教育硕士大多处于30～40岁之间，也有的5O岁出头的或30岁不到的。例如，上海师范大学2006级教育管理方向的学员中，年纪最大的已经52岁，是中学校长，而最小的仅26岁，是中学普通教师。由此看来，学员年龄差异较大，一部分年轻学员由于知识结构合理，往往能很快接受和理解授课内容，学习效果好；而一部分年龄偏大的学员，由于知识结构的老化，对于新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也比较差，影响其学习效果。这样，知识的掌握参差不齐，一部分学员就要落后，这对于教学造成了较大困难。从职业身份看，学员们来自不同地区的教育岗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有的在教学第一线执教，有的从事行政管理，有的则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的学习带有明显的个人目的，有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有的则是为了提高学历层次。职业身份不同，所需求的知识也不一样，希望研修的内容也不一样。比如，教育行政、教育政策、教育法律之类的研修内容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者来说是热门话题，而学科教学法、课程管理、心理咨询、以情优教等方面的研修内容对各科教师来说特感兴趣。而现有的课程设置往往难以满足不同层次学员的需求，因而很难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

二、工学矛盾突出

从培养院校来讲，根据课程要求，尽可能希望教育硕士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研修。从教育硕士生任职单位来看，他们希望尽可能缩短脱产研修的时间，以减少对学校工作的影响。有关调查表明：鼓励并支持自己的教师攻读教育硕士的学校不N5％，任职单位大多不同意教育硕士脱产研修一年或半年，同意教育硕士研修的学校不N50％，并且还有将近30％的学校在教育硕士研修期间不同意减少工作量，不同意报销学费，也不支持开展教研实践活动，这样的问题在县级学校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任职学校从眼前的实际利益出发，认为教师外出研修影响教学工作的安排。还有很多学校担心教师学成后会跳槽走人。⋯从教育硕士自身来讲，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欲望，他们认为只有脱产学习才能静下心来进行研修，而且脱产学习时间越长越好；另一方面，由于任职学校工作要求的压力，他们又不得不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在研修和工作这台“天平”上，向工作倾斜，但在其内心深处，则陷入“欲学不能，欲罢不忍”的两难境地。由此可见，我国的教育硕士缺乏宽松的研修环境。工学矛盾使他们承受研修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在研修的同时又要兼顾本职工作，经常往返于工作单位与高校之间饱受奔波之苦，身心疲惫。试想，一个人的精神如果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那么他的在职研修又怎么能取得成效呢?

三、目标偏差——培养院校认识模糊

目前全国已有57所高校承担着教育硕士的培养T作。自1997年开始试办以来，人们对其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但至今仍有一些认识问题不容忽视。一些培养院校认为教育硕士算不上正规硕士研究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在职攻读学位的人等同；与学科专业型研究生相比，教育硕士入学考试要求较低，学位论文学术品位不够高，对院、系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无足轻重，培养教育硕士没有多大经济效益，积极性不高。也有一些高校甚至将教育硕士作为一个创收项目来开展。由于认识上的模糊，在培养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偏差，导致了教育硕士教育发展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