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想范文精选

一

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苏联文学理论自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以后，成为革命文学的主导思想；以后，苏联文学理论又中国化了，形成了文艺思想。苏联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想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这导致二者之间由合作到对抗，直至发生“反修”、“”。这一段历史经验尚没有加以总结，有必要进行严肃的学术考察。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革命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革命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革命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革命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首先，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文学独立转向文学依附意识形态。五四文学虽然主张发挥文学的启蒙功用，但仍然反对“文以载道”，主张文学独立，“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苏联文学理论则强调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革命的武器。

一、舞蹈中精神内涵的创造

1．以蕴涵文学思想内涵的形态为标志

文学和舞蹈有着紧密的联系，每一件舞蹈作品所反映的文学意境几乎都是从文学作品中得来的，文学意境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和韵味无穷，都是舞蹈艺术追求的目标。舞蹈作品如果缺少了文化底蕴的充实、文学意境的展现，那么它怎么能够揭示人物深刻的内心，又用什么来打动我们呢?事实上，舞蹈作品不立足于触及人们的内心世界，就难以进入更高的艺术层次，只能成为缺乏舞蹈独立意识的艺术附庸。舞蹈作品创作者要坚持以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为基础，努力创作以蕴涵文学思想内涵的形态为标志的舞蹈。以古典舞《庭院深深》为例，舞蹈以一个古代年轻妇女为主线，以其丰富的历史底蕴和美丽感伤的舞蹈意蕴打动了观众。这种意蕴就像诗一样，让人拥有慢慢赏读的兴趣，使人渐渐走入那个妇女的内心世界，去体会她的心酸、她的憧憬和她的无奈。观看后，我们会思考她生活的那个时代，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妇女们，在自己的漫漫人生中，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消损着自己的红颜，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有憧憬、有期待，可是这也许只是幻想，回到现实中还要继续煎熬。从这个舞蹈中，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品渗透的文化内涵和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文学意境。

2．以高雅文化品味和意趣为依归

中国的舞蹈艺术与中国古老的历史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荣获荷花奖的《踏歌》，以其轻灵曼妙的舞蹈动作和蕴含的中国古老舞蹈形态备受观众喜爱。它所展现出来的意向是意味深长的、是抽象的，需要我们从历史文化对人的心理影响谈起，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舞蹈背后特殊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有繁荣也有衰败，有统一也有分裂，就是这样的历史造就了中国的文化，成就了国人对人生的感悟。现如今，我们的社会处在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人们的观念在转变、社会机制也在改变，但是历史是延续的，一脉相承的，文化是不会变的，当人们看到反映历史的舞蹈作品时同样会产生共鸣。《踏歌》反映了中国的动乱年代，用一种写意的方式展现出了人性的美好，这种意象是对人生的赞美和追求，是历经磨难之后感悟出来的人生真谛，展现的是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所以说舞蹈的美学和史学价值是难以言说的。因此，舞蹈作品的创作要基于高雅的文化品位和意趣，以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为依托，充实作品的人文性和历史性。

3．以精神审美规范为主旨

北方地区的关中、河南文学衰落，大都、河北一带则开始兴盛。南方地区以江浙和江西为最主要文人聚集区[1](P245-287)。

梅新林在此基础上，将各行省、府州、县的具体人数统计了出来，并引入“今属省籍”进行比较[2](P124-134)。《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专设“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一章[3](P439-459)，按照前中后三期的时间线，论述了前期北方的北宗学术与中州文风、南方的学术融会与文风融通，中后期极具代表性的江西、江浙、吴中文坛实绩，对元代地域文学做出了整体勾勒。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4]涉及南宋遗民的地域分布、遗民类型及群体心态、诗歌主题取向等内容，该书将遗民群体按地域分布划分为：故都临安群、会稽山阴群、台州庆元群、浦阳群、严州群、江西群、福建群、东莞群等。唐朝晖《元遗民诗人群研究》[5]以江南浙西道遗民诗人群、浙东遗民诗人群、江东建康道遗民诗人群、江西湖东道遗民诗人群、福建闽海道遗民诗人群、海北广东道遗民诗人群及其下属各路等行政单位为划分单元，对其境内的元遗民诗人进行了系统考述。查洪德《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6](P61-71)将元代诗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三个阶段指前期的南北抗衡，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六大流派则指前期的北方和南方，中期的江右和浙东，后期的吴中和浙东。这一分类大体符合历史事实。顾世宝《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7]简单介绍和描述了江浙、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的27个文学家族，并对宣城贡氏作了重点讨论。元末明初的诗歌流派异彩纷呈，相当繁盛，明人胡应麟对此有精辟概括“：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高启），越诗派昉刘伯温（刘基），闽诗派昉林子羽（林鸿），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8](P342)王学泰《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李圣华《初明诗歌研究》[9]都是聚焦此段文学史实的研究力作。后者为专书，以越中派、吴中派、江右派、闽中派、岭南派五个诗歌流派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对其群体构成、诗歌创作成就和诗歌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具体地域研究方面，江浙、江西、大都作为元代文学最发达的区域，汇聚了学界最集中的关注和最高的研究热情。

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诗派中，吴中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研究综述》[10](P37-42)从综合性研究、文学思想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等宏观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诗社研究等微观方面入手，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吴中文学论述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该文未尝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晏选军《元明之际吴中地区士人群体与文学思想研究》[11]。元代浙东地区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特别是在元明之际，浙东文人阶层因其与朱明政权的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12]关注浙东文人的生平出处与政治选择，都将文人命运放在元明易代大环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选取刘基、宋濂、戴良三人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他们的生平交游和文学创作。饶龙隼《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过浙东文人择主心态的变衍，反溯其根源在浙东“正学”：将“正学”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为公的悖论，终使择主失败。江浙郡邑文学研究方面，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14](P380-400)粗线条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传承情况，并扼要分析了形成这一文学集团的历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区的文士和文学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当地的诗文创作情况，并为黄溍、胡助、吴师道、宋濂、王祎五人编制了年谱。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际四明文士的心态及其文学理论与主张，并对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诗文活动分别设章进行了研究。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朱传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两篇学位论文则关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体和文学现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学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刘明今的《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18]两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刘辰翁和吴澄，分析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江西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学特质有异于其他地区。饶龙隼《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将该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与南唐时期旧家古族迁居于此联系起来，并发掘其深刻的文学意蕴，认为其雅正和平的文风与明初台阁体的出现息息相关。唐朝晖、欧阳光《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20](P141-145)与饶文的结论颇为相似，该文认为江西文人群以其独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吴中、越中文人而成为文坛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朴的诗风文风与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成为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台阁体。刘建立《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以刘壎、李存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的交叉为切入点，以刘壎和李存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介绍元代社会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坛风气基础上，分析了刘壎与李存的陆学思想，以及在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汇聚之地。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开科举的一百年间，以燕京及大都为中心的文学圈内，文人群体的诗文活动。该文以准备、开端、融合、高潮前奏为次序描述大都文坛的历史发展，全景勾勒出帝都文学的盛景。杨镰《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23](P96-103)例举大量文人事迹，回顾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几年间大都文坛最后的繁荣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坛在沟通南北文人联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无可挽回地曲终人散的结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史》[24]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北京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对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对北京元代文学状况的简要勾勒，上编的主要篇幅则是以作家介绍为主的大都杂剧、大都散曲、大都诗文三部分。下编为北京元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杂论之作。

综合上述，元代地域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基本廓清了元代地域文学的创作实绩。其中，江浙、江西、大都三个研究热点的突出也表明相关研究已大致勾勒出了元代地域文学的历史轮廓。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元代地域文学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取得进一步收获。一是加强搜集元人自身和明清人对元代地域文学发展的观点和见解，从“夫子自道”和“后人接受”两方面着手，还原地域文学现象的历史原貌和衍变线索。元人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实况已有清晰的认识和较为系统的总结。如刘诜论江西文学，胡助论婺州文学等等，就表现出显著的建立学术传承谱系的意识。又如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对元代诗歌北方承金、南方接宋、西北弟子联翩而至等现象的描述也带有总结时代文学线索的意思。二是加强不同地域间文学交流和互动的研究。地域文学虽然具有较独立的研究品质（如地域风貌与文学风气的投合等），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排他性的研究。不同地域间的文人是在流动和互动中完成人际交往和文学交流的。这既包括文人的流寓和过境，也体现在相互酬唱和撰写送别序方面。不同地域文学间的碰撞和融通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三是加强县域文学研究。地域文学根据不同的行政划分形成了不同的分区单位。元代地域文学既可以简单地以南方和北方为论述单位，也可以进一步以江西、江浙、大都等行省一级为单位，甚至再进一步以婺州、四明、杭州等郡邑一级为单位。这三种行政区划级别上的地域文学研究都已为学界认可和重视。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再具体细微地将研究触角伸展到州县一级，开拓县域文学研究的“小”天地。如江西之丰城、南城、南丰、泰和、清江，江浙之天台、黄岩、桐庐、浦江、上虞等地皆是人杰地灵的所在，诗文创作繁盛，在这一级别上进行的相关研究能更深地触及文学最底层最本质的东西。况且文人在为文章署名时，常常自称某县域某人，这是他们对个人身份进行自我体认的表现，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摘要］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积累至今可谓汗牛充栋，极其丰富。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家作品，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以文学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媒介。二者在研究对象上有共通性，因而知人论世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这篇文章仅以实例为证，简析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献辨伪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与发展

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于“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来源，有文章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而卿大夫们在引《诗》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语，而忽视了诗句在整首诗中的意义。孟子认为这种截取诗句表达思想并不是对诗文本义的正确诠释，歪曲了原意，正是对这种行为风气的不满，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以这种说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是为了矫正曲解文义的错误行为，达到正确理解诗文的目的，但是仔细探源“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出处，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论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准则。我们且以此说法的出处《孟子•万章下》为证:“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译成现今通行的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里的优秀人物就和乡里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国家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就和同样是天下闻名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觉得不够，便可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与之交朋友。但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可以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了解其人，这是与古人做朋友。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这里认为，不同层次的人交友范围不同，层次高的人更需要沟通古人与古人做朋友，但与古人做朋友，只读其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继而成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本来意图是阐释尚友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只是一种手段，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同时也客观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方法，并且后一种的意义为后世之人不断阐释发展，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本意。

“知人”与“论世”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须“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处时代，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了解激发作者产生创作欲望的临时动因等等。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有自己一定的动机。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会因为作者情感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审美风格和不同的个性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3］如果要论文，最好是能够在通篇考虑的基础上顾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更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状态，兼顾了作者的“全人”和“社会状态”两个方面再谈论文，才更为全面和确凿。鲁迅先生的观点实则就是肯定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