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精选

一、实施步骤

1．叙事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理论的介绍是教学中要实施的第一步

对高校本科学生来讲，理论的引介应深入浅出。叙事学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事类型、话语模式等，应在介绍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文本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教学。以叙述者为例，教师可参照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关于叙述者的讲述为例，进行教学。“叙述者是叙述本文分析中最中心的概念”，对它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叙事作品中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在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欧芝克最著名的大屠杀文学《大披肩》中，可以选取典型的场景来分析叙述者。例示:“她只是站在那里，因为如果她跑的话，他们会开枪，如果她试图去拣玛格达火柴棍似的尸体，他们也会开枪，如果她让她狼嚎般的尖叫声爆发出来的话，他们还会开枪的。所以，她只是握住玛格达的披肩，堵住自己的嘴，往嘴里塞进去，使劲地塞进去，直到她咽下了狼嚎的尖叫声”。在这个最令人震惊的场景中，罗莎亲眼目睹女儿被纳粹军官扔向带电的铁丝网，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眼前死去却不敢发出丝毫的声音，做任何企图认尸的动作。这一场景展现了大屠杀中人性扭曲的主题:在大屠杀面前，作恶者和受害者都失去人性，难逃大屠杀的罪恶。这里作者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者，对行为者进行描述。叙事中目击者是事件的权威知情者，从其视角可以获得对该事件的客观观察。然而作为大屠杀亲历者的悲痛经历反而使其无法成为事件的叙述者，这就是为何欧芝克采取了全知作者型叙述声音，以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为焦点人物叙述了惨绝人寰的弑婴，具有有效观察事实真相的叙事功效。通过概念定义的介绍与具体的文本分析，学生可以深切领会叙述者这一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从而理解作者为何采取这样的叙事模式，可以达到何种效果，从而提升自我的文学鉴赏力。

2．课堂中教师的教学示例

结合经典叙事学中提出的基本概念与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分支，对具体文学作品运用叙事学方法进行教学。仍以《大披肩》为例，因为作品中聚焦的是一位母亲大屠杀受害者的叙事，所以我们可以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方法，对这个作品进行分析。这要求教师要预先进行一定的研究工作，从而给学生提供具体案例教学。例如我们可以“论辛西娅?欧芝克《大披肩》的女性大屠杀叙事”为题，在让学生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以教师的具体研究论文为例，进行叙事学教学。男性书写者的大屠杀作品往往忽略女性的特殊体会，而女性叙事的独特性在于文本强调与女性生物特性相关的主题，比如月经功能正常与否、身体的残害、虐待、侮辱、强奸等。《大披肩》以弑婴为题材，从性别视角揭示了大屠杀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对亲情的毁灭。女性视角的叙事不是遍及每个犹太个体的经历，而是独特的母亲叙事。运用叙事学方法，分析欧芝克选取的故事素材，阐释运用的叙事模式，即故事结构、主题和人物三个方面营造了完整的叙事系统，解析母亲视角的特殊意义，提出女性人物的大屠杀经历将从性别视角突出女性历史性话语，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深刻体悟大屠杀对个体以及犹太民族造成的创伤。教师的研究可以直接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深度，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可以增进学生的研读兴趣。

3．通过学生对叙事学的理论学习

本文作者：郭红作者单位：邯郸学院

叙述故事的传奇性

儿童对无知的事物是最具有好奇心的，这种好奇心使得儿童喜欢被超乎寻常的故事所吸引。许多儿童作家善于捕捉儿童的猎奇心理，以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抓住儿童。雁翼取材于现代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是英雄传奇。他利用少年英雄奇特的经历和传奇身世打造出一篇篇奇妙的作品。雁翼将叙事视角聚焦在抗日战争那段真实的历史，写出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小战士的精神风貌。雁翼用通俗流畅的语言对这些尚未成年的英雄给予了讴歌与赞颂。雁翼笔下的少年英雄丰满、鲜活、可爱，倾注了作家对他们的无限崇敬之情。他曾说过：“我的许多小战友们，在战场上牺牲了，可是我还活着。我的活和他们的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也许，这是他们英勇的死，才有我的活……因此艺术地记录他们的战绩，艺术地再现他们的形象，便成了我的创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1]131正因为是自己的经历或是身边小战士的生动实例，使雁翼获得了生动的创作素材，为他刻画鲜活的人物形象奠定了基础。

《洁白的雪野》是雁翼非常偏爱的一部小说，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品。雁翼曾说：“这个故事有点奇，奇就奇在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多少年来听惯了父亲如何引导儿子走上革命道路，而这个故事正相反。”[5]1小说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省东部根据地，描写一个小八路如何引导自己的父亲走上抗日道路的故事。因受诬陷而沦为汉奸的国民党某团长柳长河抓住了名叫柳小根的12岁的小八路，在审问时才知道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柳长河在和被囚禁的儿子接触过程中被儿子的机智勇敢和坚定信念所折服而暗中帮助他。当柳小根知道柳长河是自己寻找多年的父亲并暗中帮助八路军时感到万分欣喜并受到极大的鼓舞。后来，柳小根为了掩护父亲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柳小根牺牲后，柳长河来到了八路军驻地，加入了共产党，在宣誓大会上，他说：我入党的领路人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用鲜血为我画出了一条光明的路。小说情节构思巧妙，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小兵传奇》是根据雁翼叙事长诗《紫燕传》改写而成的一部生动的少年传奇故事。小说描写了小战士赵紫燕勇敢、机智、聪明、无畏地和鬼子斗智斗勇的故事。赵紫燕是在父亲身边任性成长起来的，他无拘无束，喜欢冒险，好胡思乱想。“他常伴着渔鹰潜入湖底，把狡猾的鲤鱼寻找”。他从小在黄河边的东平湖上生活，“熟悉无边的东平湖，像熟悉手掌的纹路，即使是闭着眼睛划船，也不会走错一步”，人们把他称为东平湖的“活地图”。赵紫燕有着一手绝活即会模仿各种鸟叫。这一奇特的才能使他在和鬼子的斗争中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在与小鬼子一次次的交锋中，他临危不惧，并能以他特有的口技作为武器，参加特殊的战斗。赵紫燕鲜活的个性魅力让人既敬佩又怜爱。他淳朴、可爱、天真、淘气、嫉恶如仇。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抗战经历增强了小说的悬念和吸引力。雁翼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对这些可爱的小战士进行了描绘，逼真地塑造了人小胆大的抗日小英雄形象。

叙述视角的新颖性

内容提要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尽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构成了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国内学界一直聚焦于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出现了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本文重点评析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揭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并简要评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主题词后经典叙事学跨学科新发展多层次对话

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学、叙述学)（1）已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有关论著往往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2）正是因为这一忽略，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对北美较少涉足，而实际上90年代以来，北美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起到了引领国际潮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西方学者面对叙事学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夹攻之下的日渐衰微，预言叙事学濒临死亡。就法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确实走向了衰落。但在北美，叙事学研究却被“曲线相救”，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复兴，并在21世纪初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3）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

究竟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北美的叙事学研究？笔者认为这一拯救的功劳首先得归功于“女性主义叙事学”。（4）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两者几乎同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范畴，而女性主义文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缘故，两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各行其道，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她是搞形式主义研究出身的，同时深受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使她摆脱了传统叙事学批评的桎梏，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兰瑟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性质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5）该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之作。（6）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著在20世纪80年代问世，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知道，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文坛风行了数十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各派政治文化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的日渐强盛，形式主义文论遭到贬斥。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主义引入叙事学研究，使其与政治文化批评相结合，也就成了“曲线拯救”叙事学的一个途径。同时，女性主义批评进入80年代以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叙事学的模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成了美国叙事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有关论著纷纷问世；在《叙事》、《文体》、《PMLA》等杂志上可不断看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在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女性主义叙事学也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年加拿大的女性主义文评杂志《特塞拉》（Tessera）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专刊，与美国学者的号召相呼应。1994年在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学者和美国学者联手举办了一个专场“为什么要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相互交流了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经验。《特塞拉》杂志的创建者之一凯西·梅齐主编了《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这一论文集，并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论文集的作者以加拿大学者为主，同时也有苏珊·兰瑟、罗宾·沃霍尔等几位美国学者加盟。

就英国而言，虽然注重阶级分析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势头强劲，但叙事学的发展势头却一直较弱。英国的诗学和语言学协会是国际文体学研究的大本营，该协会近年来较为重视将文体学与叙事学相结合，（7）出现了一些兼搞叙事分析的文体学家，但在英国却难以找到真正的叙事学家。法国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祥地，女性主义文评在法国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法国却未成气候。这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法国女性主义文评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与叙事学在哲学立场上互不相容。(2)法国女性主义注重哲学思考，而叙事学注重文本结构。

作为中国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外国文学学科的学术历程与学界的整体变化大体相合，也与其它人文学科思考着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

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文学论争、方法论热、“世界文学”幻想，这些热点和其中表达的“西方观”也都是外国文学界当时的中心话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本学科的整体学术反思可以完全套用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既有结论，尽管当时学科的疆域并不像现在这样明晰，各学科对共同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方式以及学术步伐仍然各自不同。因此，我们的学术史反思既要关注八十年代学界的整体脉动，又要深入考察本学科的研究实践，通过回顾这一时段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透视其中显现的特有研究模式和问题意识，在此基础上勘定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的价值。

对“十七年”传统的转换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活动在民国时代就已十分活跃，出现了五种不同的外国文学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鲁迅倡导的以弱势民族文学为主的模式。

当时，外国文学虽已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话语地位却远不及外国文学译介之于中国文化那般重要。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绝对主导的一元意识形态，文艺的“政治性”被空前强调，“十七年”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不再众声喧哗，而是阶级革命话语一曲独奏。鲁迅模式被塑造成为外国文学工作的标准，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共同建构出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版图，那就是：苏俄文学最受重视、地位最高，亚非拉文学得到空前强调；欧洲古典文学则是批判与吸收相结合；现代主义文学被视为糟粕，基本消失。此时的学术研究遵循着固定的模式：首先对作家及作品人物进行阶级定性，然后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展开详细分析，再加一点艺术上的评价，最后得出总体结论。在具体分析中，对归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给予无保留的赞美，那些表现出阶级局限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被一分为二地看待，阶级立场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作品则遭到无情的批判。应该说，以阶级革命话语为基础构建的这一外国文学秩序，是冷战形势下中国对西方中心话语的有意识对抗。但是由于将“政治性”放在第一位，这一秩序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对文学的丰富解读，压抑了文学自身的空间“。”时这种模式被推向极致，学术研究便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众所周知，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各学科都处于“拨乱反正”之中。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反正”之“正”究竟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明确否定了“文艺服从于政治”这一旧口号，但并未放弃“十七年”确立的阶级革命话语传统。这就意味着，文艺和学术的自由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前提，所有思想和学术的争论都不能超越这一框架。事实表明，外国文学学科能够建构的“正”不是“五四”时代众声喧哗、多元并存的状态，也并未局限于“十七年”话语传统，而是两相折衷产生的新话语系统。新时期之初，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在不触犯禁忌的同时转化“十七年”的话语传统，将人道主义和现代派两种话语重新唤回到学术话语体系之中，进而改写“十七年”确立的外国文学旧秩序。

一人道主义讨论与现代派文学论争

八十年代初期的两次论争并未局限于外国文学界，整个学术界与文艺界都曾卷入其中，甚至最终以政治介入的方式结束。对整个知识界来说，讨论重新建构了不同于“十七年”的“西方观”，对外国文学学科来说，论争将欧洲古典文学与现代派文学从边缘推向中心，实现了对“五四”话语传统的部分回归。

理论之道有两条，一条简捷，一条艰难。近年来许多人拥挤在简捷的路上，把西方的特殊情境中式样翻新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舍不得潜心去融汇贯通，便急急忙忙地以为这就是“观念更新”，中国的文学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就像借得纯阳祖师吕洞宾的“金指头”一般似乎点石为金了。叙事理论方面的情形也如此。一批学者认真地翻译了英、法、美诸国的一些重要的叙事学著作，令人视野大开；但也出现一些对我国漫长的叙事文学传统不加深究的学人，大写理论批评或文学史论著作，进行了半是探索性的，半是削足就履的工程。开通风气是非常必要的，除非对民族生存和发展不负责任的妄人，才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为了使开通的风气不致成为过眼烟云，有必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地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其本质特征，并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进行切切实实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作为中国数千年非常辉煌而独特的叙事遗产的继承者，我们似乎不应该满足于给西方的叙事理论提供一点例证，而应该走着一条哪怕是艰难的道路，也要境界独辟，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体系，去丰富人类在此领域的智慧。

对于理论思维，我自知是一个非常笨拙的人，虽然想用艰苦来弥补笨拙，也不敢自信在艰难的理论探索的路上会有甚么漂亮的姿态。谁知道呢，也许我避免了寿陵余子学步于邯郸的窘态，逃过庄周先生“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的嘲笑，却陷入了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在冥府服苦役，徒劳无功地推巨石上山，总是从山顶滚回原处的尴尬。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开始《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的研究和撰述的时候，就曾经向一位前辈学者表达了将来写一部“中国小说学”的愿望。十年岁月于苦读中过去了，我把生命消蚀在数以千计的现代文学，主要是小说的阅读和思考之中，当这个项目完成之时，我果然向所在的研究院申请了小说学的重点项目。但是我总觉得心中无数，要谈中国的小说学如果只是把西方的小说观念加上一些中国现代小说的实例感受，就编排章节，凑合成书，到底于心不安。这就需要由现代文学进入古典文学的领域，探索中国小说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探索中国小说的本来面目、本然意义以及它的深层结构、形式特征。于是我又启动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项目，大量地阅读从先秦到清代的小说，以及神话、历史和戏曲一类文献，至今大概也读有数百种了。然而从占至今纷纭复杂的叙事形态和形式，简直把我的头脑搅成一锅粥，感性体验不可谓不多。却到底难以理出一条差强人意的思路。我需要让自己的头脑沉静下来，需要使自己的理论思维得到更广阔的启发和参照，于是1992年我开始了英国牛津访学的旅程。

英国是近代文明的发源地，牛津的学院空气也是博雅渊深的，脱离一些烦恼的杂务，在此地思考着东方与西方，整理着自己的体验和思路，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感谢牛津的刘陶陶博士和英国科学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大英博物馆的东方文化馆是我仰慕已久的地方，但这一次无暇顾及，因为我需要从三个角度拓展学术视野和思路。一是在牛津、剑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爱丁堡大学进行旅行讲学，讲述中国神话的阐释体系，讲述中国文学与历史，讲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关系，通过这些讲学和课堂讨论，从若干宏观的角度清理了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它的叙事体系的把握.并且摸索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方式。二是在牛津和剑桥的几家图书馆，披阅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著作，从法国的罗兰·巴尔特、杰拉，尔·日奈特、兹维坦·托多罗夫，到美国的维恩·布思、华莱士·马丁，还读了些英法人论述乔伊斯、劳伦斯和普鲁斯特的文字，甚至包括一本英国人研究《易经》的著作。这些阅读无疑对我的中国叙事学的思考，提供了另

一种眼光，另一片视野，相互参照、质疑、驳难、汲取，激活了我的思绪，丰富了我的思维层面。三是作为一种补充，我也读了王国维关于甲骨文、陈寅格关于唐史以及闻一多关于神话的一些著作，看一看前辈学术大师面对浩瀚典籍和西方思潮冲击时的学术选择，尤其是他们的治学境界。心有三弦兮，这三种从不同角度牵引出来的思维线索，使我长久沉浸在中国古今叙事文学典籍海洋中的脑袋，似乎在其合力的作用下浮出了水面。

我是带着中国数以千计的古今叙事典籍的阅读感受，去领略西方的叙事理论体系的。在这场东西方的对话之中，我感受到欢欣，也感受到迷惘。西方自六十年代以来，受结构主义，尤其是索绪尔变历时性为共时性的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以及受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分析的启迪，开始了叙事文本的内在的、抽象的研究，建立了术语错综、见解互殊的叙事学体系。以至有人宣称，近二十年西方文艺学的值得引人注目的进展，均与叙事学有关。他们打破了神话、民间故事、史诗、罗曼司、小说、新闻记事、电影等具体的文体界限，把叙事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却又摒除制约着具体叙事行为的社会、历史、心理因素，把叙事作品的文本视为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探究着它的叙事者、所叙故事和叙事行为方式，力图抽象出能够笼罩各种叙事文体的模式。这种强调文本内在分析，以及沟通文体界限的研究角度，都是颇具创造性的。它对叙事层次、视角、时间诸方面的研究，确实有不少令人佩服的建树。但以完全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为代价去研究一种人类精神现象，又使这种学说陷入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处境，难以经受来自社会历史和文化哲学的置疑。西方某些理论思维追求竞争效果和片面深刻性，具有展示新的研究视野的冲击力，却缺乏使对立物在辩证思维中统一起来的学术性格，在这一学说的探讨中也表现得相当淋漓尽致了。

学术思维要获得创造性的建树，不是把现成的理论模式搬来注解一番就可完事，它往往需要以独特的知识储备和文化视野，对某种理论体系于似乎不可怀疑中产生怀疑。当看到一些西方著名学府的名教授对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曹雪芹、鲁迅一流巨人，竟然不甚了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多少有资格对西方叙事学的“世界性”产生怀疑。在西方学者较少涉足的领域，中国学者有必要作出发现，这应该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主题。我不敢说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中西文化明显存在的反差，使我时时以中国自古及今的叙事经验，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比较性的阅读。发现东西方相通之处，自然会心一笑；发现东西方异质之处，岂不也是智慧的愉快?比如西方某些叙事学学者是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进入自己的专业领域的，他们在进行叙事作品分析的时候常常套用语言学术语，诸如叙事语法、时态、语态、语式之类。但是所有这些，对于中国人都是“洋腔洋调”，完全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的认识基础上的.中国语言的时态是非原生性的，它使用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永远现在时”，孔夫子如何说，以及今人如何说，这个“说”字没有什么区别，区别是在附加词上。即便读《红楼梦》吧，这种没有时态间隔的语言形式，使读者不必时时想到贾宝玉、林黛玉是古人，而在一种临场的境界中和书中人物哀乐与共。进而言之，中国语言表达时间采取“年－月－日、”的顺序，有别于西方大语种所采取的“日－月－年”的顺序，这一点习以为常，西方叙事学学者也没有使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其中的奥秘。实际上时间表达顺序反映着两种不同的时间观，一者是整体性的，一者是分析性的，而且它们以集体潜意识的形态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方叙事作品结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