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范文精选

20世纪迄今是考古发现极为繁盛的时代，利用考古发现来解决古代文学的相关问题，拓展研究视阈，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面，唐代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胡可先、孟国栋、武晓红《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集中于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新出石刻文体学研究、新出石刻文献个案研究、唐代诗词相关名物研究、摩崖碑刻研究五个方面的研究，标志着唐代文学研究视阈的新拓展。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政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从名物和图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总体来说，作者在利用考古发现进行稽考的过程中，注重以唐人的眼光看待唐代文学，努力寻找唐代文人自我呈现的特定空间，尽力还原唐代文学得以产生的原生状态。始终做到出土文献、文物与传世典籍并重，重视利用传统金石学所积累的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可靠材料进行整合研究，最终做到从史料实证上升到学理概括，已达到运用出土文献进行唐代文学研究的较高境界。

作者：杨琼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一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

这些年元代文学研究方面，文献整理有一些成果，研究著作多了。应该说，取得很多成绩，队伍也壮大了。但元代文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应该注意到，我们的整个学术研究处于一个大的转型期。古代，在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内是以中国学术为主导的时期。近代，中国是以西方理论为依归的时期。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学术研究走过的历程，以全球视角进行研究的新时期。2011年，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2011年3月，《光明日报》开辟了“中国路径”专栏，先后发表专文论述侯外庐先生、钱穆先生关于中国路径的探索。2012年7月，《中华读书报》刊登了清华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学术交流会议的文章，提出：反省过去二百年的知识结构，西方的文明等级论、殖民史学理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早已潜移默化，必将影响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中国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发动对文明论和殖民史学的检讨不仅很必要，而且势在必行。中国理论界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仍在，西方理论影响更甚。美籍华裔教授余英时说，从20世纪初年学者崇拜西方社会理论开始，“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但牵强的比附则只能在中国史研究上造成混乱与歪曲而已。但这一削足适履的史学风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4页）。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已出现关于全球视角的著作。英国巴勒克拉夫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于1955年出版，算作“全球史观”理论的先行者。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1970-1971年问世，至1999年出版第七版。书中说：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些论点并非这本书首先提出，这里引用只是说明这已是公认的看法。2014年4月，清华国学院出版《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一书。其中有两位元史专家的文章，刘迎胜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与互动》和姚大力的《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世界史界也在探讨世界历史的新写法。在全球化视角下探讨中国自己走过的路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所谓“全球化视角”，并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做到的，而是一场学术重建的长期工程，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研究成果，继承中国旧传统的优长，兼顾西方新优长。不是说大家都要来做同类型的题目，研究者都应该立足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而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工作。

二目前我们的学风已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

学术界不少朋友谈到学术界和高校存在的问题，也谈到学风问题。当前中国学术确实面临危机的问题：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学术壁垒没有改观迹象；行政化领导学术；学术商业化推动；学术腐败严重，道德沦丧；把学术之作看作易事。据报导，全国论文公司的年收入以亿计，一篇论文，不过花几百元，从计算机中搜索有关数据，简单用些套语编排即可。吕叔湘先生说：“窃以为一切科学工作都是在纷纭中求条理。如果目中无纷纭，只是在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上做文章，到头来有何结果？”有的人却认为写文章很容易，计算机打开，中外数据一引，“杰作”就写好了。引用二手材料，绝不查对，根本驴头不对马嘴。读书只看要引用的那几句话，不看首尾，妄下批评。陈垣老师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实诳汝。”余英时说：“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去默默地努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441页）只有“根据原始史料所透露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5页）。我到了八十岁，回想做学生时老师的教导，我现在想老老实实按当年老师的教导写几篇文章。钟敬文老师说：“不是写成文字，发表了，就是科研成果。是要在所研究范围内，有进一步说明的问题。”陈垣老师讲授史源学，要求学生择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因其考证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练习读史书的认识能力及方法，并纠正其中的疏漏错误，增强自己的科研能力。我选择萧启庆先生的关于儒户的权威文章，依老师的教导，也写了一篇关于元代儒户的文字，发表在北师大古籍院主办的《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我又选择夏承焘先生、叶嘉莹先生关于王沂孙的大著，写了一篇关于王沂孙的文字，发表在《国学研究》第三十三卷。我现在想好好学习，希望有所进步。

三元代文学学会的学术使命

面对元代文学史重建的任务，面对中国学术危机问题，我们筹建元代文学学会，我也想说两句话，供大家参考：希望不是走江湖黑道，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提倡严谨的学风。大家交流信息，精诚团结，互相尊重，创建一个合作平台，切实推进元代文学研究。元史界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他们的理论走在前面，已取得很多成果。元代文学研究与他们比较，相对落后。但他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偏重于民族、边疆、考古发现等，现在也开始重视中华民族文化研究。我的想法是：我们以当时文化最高水平的地区为中心，联系不同地域、族群，研究他们如何在元代文化环境中互相影响、冲突、交流，促使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不只是汉族。汉族本身融入不止一个民族。从古代至现代，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一条自己的路径。我们元代文学研究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加强研究，创造新的成绩。

1.在对文学外部研究的兴盛及对“真实”的诉求的研究

最常见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这代表了追溯这种传统的一种思路，即从西方舶来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提供了支撑的部分。然而应该指出，这是对于庞大的西方理论的简单化处理。这种传统的西方理论支柱，应该是更宽泛而又更准确的一种文学观念，即历史主义观念。盛行于19世纪的西方的历史主义观念，虽然是个宽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将文学与外部原因，如时代、种族、社会等紧密关联起来并对比关照。而由于其传入的时代（20世纪初）对于思想发展的需要、以及其与进化论的糅合传播，历史主义观念对中国此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此同时，历史主义观念的传入、沿袭与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原因。仍然从西方理论引入的角度看，在对整个西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其历史悠久的“摹仿”论传统的接受，必然也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疑是与历史主义观念纠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赘言。而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来说，必须要提及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的深远影响。文以载道，体现的就是强调社会性、功能性的文学观。而又因为“道”的模糊性与可写性，在历史沿革中，这种观点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断地被沿袭。到了作为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时期，“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旧思想受到排斥，然而与此同时兴起的将文学与种种社会思潮、救国思想联系起来的趋势，却恰恰变式地沿袭了“载道”的传统。至此，“载道”便于传入的西方文论一起，对中国以后的文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兴盛、热切追求文学的“真实”，即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结果。

2.在吉林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绝对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

3.这里依然显示出传统的强大影响

无论是历史主义观念还是文以载道，都在这种文学拓展性的追求中体现出来。文学的主体性与文学的非文学性追求，在这里依然小心地并行着。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在于对外部研究的反思与直接的摆脱。旧的传统被视为文学研究的异质与偏向，被有意地搁置起来。这与第一种趋势是不一样的。文学研究在文本中展开，对于作者与读者的方方面面的探讨为文本的分析所规定。如张福贵、白玮的《破坏与发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意识的觉醒及其实验》就将关注的焦点放置在文学内部的诗歌语言上，并且声明：“这种语言观转型的根本和内在原因，自然来自于诗歌创作本身，因为不断解除众多来自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在清规戒律之后，创作本身的问题则依然存在甚至因而进一步凸现出来：我们已没有理由再埋怨‘他者’的制约，我们只能直面诗歌‘自身’。”有趣的是，研究者自身的处境，与这里被探讨的创作者的处境恰恰有很相近之处。传统不再依靠文学以外的影响力束缚文学研究，然而也不再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简单的评价体系，此时文学研究的走向是需要关注的。如何处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依然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综上所言，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真实”诉求的传统在新时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文学研究也以不同的形式追求着对旧传统的超越，以及在文学自主性的注重中对于文学的重新认识与作品的重新解读。无论是承继旧传统，试图阐发文学更广阔的意义；还是专注于文学内部，弥补传统之下文学研究的偏颇不足之处，都是值得关注的。而在传统中单一的评价体系变得多元之后，如何确定文学研究的价值，吸纳更多的新生研究的领域与方式，更将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同时，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真实”诉求，并不应该被否定被弃绝，如何对待这个传统，是值得深思的。

一、我国体育文学的发展现状

（一）体育文学发展意识相对薄弱

无论是从远古到现代还是从国内到国外，体育与文学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彼此在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但是，近年来体育文学才以独立形式出现，尤其对于我国而言，体育文学的起步时间更晚，各方面的探究依然处于萌芽阶段，有关体育文学方面的形式、内容、媒介、传播等都还不成熟与完善，相关的学者、作家以及广大民众等对体育文学的发展观念还相对薄弱。常言道，意识是实际行动的先导，薄弱的思想观念必然会成为体育文学发展的瓶颈。

（二）体育文学的交流平台不够发达

由于体育与文学分别归属不同的学科门类，无论是研究目标还是内容、属性等都相差甚远，因此，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针对体育与文学的交流平台也少之又少。两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到位，必然会影响体育文学的发展，因为体育文学的壮大离不开体育与文学这两门学科中的任何一科，更离不开两者之间的融会贯通。但长期以来，文学发展文学、体育发展体育的这种割裂的文化发展状态，使得体育与文学几乎成为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两者间的封闭性发展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体育文学的健康发展。

（三）体育文学保障制度的缺失

一、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工业时代

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