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著作论文范文精选

本文作者：卢子群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之现状

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观念落后

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宣传，人们的权利保护意识在逐渐增强，在逐步加强无形资产的保护。但是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存在的长久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多的是作为传统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人们未能发现其存在的巨大价值，而并没有形成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保护的意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大多分散存在于民间，其中尤其以少数民族地区为多，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也相对落后，相较而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观念更为落后。而总体上来说，中国国内相对于国外而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都比较弱，典型的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端午节，中国没有保护意识最终却使得他国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册为域名，最后中国花去3万美元买回当时韩国仅用几百美元注册的“端午节.CN”。

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模式不科学

从宏观上来讲，首先，在采取直接保护模式还是间接保护模式上，所谓直接保护模式是指通过立法对其保护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而间接保护是指通过惩罚性赔偿等形式对各种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益的行为予以规制，以减少其发生率。我国采取的主要是直接立法模式，即《著作权法》保护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可以保证有法可依，但是相关的法律却没有具体的运作规定，欠缺可实施性；其次，在直接保护模式中，又区分为单一保护模式和特别保护模式上，特别保护模式就是在《著作权法》之外重新编纂一部专门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法律。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仅仅在《著作权法》第六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采取的是单一立法模式，而在著作权法之外没有相关的特别立法。再次，在公法和私法保护模式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仅依靠私法主要是《著作权法》赋予创作主体民事权利；另一种是通过公法手段如行政制裁手段来制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侵权行为。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采取的私法手段，公法领域对此种侵权行为欠缺相关规定，而作为私法的《著作权法》中的规定虽然表明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重视加强，但是也仅仅指出当需要相关法律时有一个总纲式的规定，对于解决相关保护问题无具体的措施。

【内容提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魏晋文学理论;曹丕;陆机;嵇康;挚虞

魏晋南北朝①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在《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较系统的分析。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①，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从文学观念的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1]所以，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中，论及曹丕的文学见解时，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深刻的启示。他说: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樯?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为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2]

所谓“自觉时代”，是指文学意识的日趋明确。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文学己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及其艺术规律，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体现，从理论上得到总结和表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达，正有力地说明了这点。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就应选择一个能反映本质特征的****点，去考察这时期文学理论繁荣的现象。

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珠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珠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深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宪章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浪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竹unt的Llt巴rat“rc，ItsP对nC巾Ieand乃1泊了目.5;Winehester的5。的ePt7)〕‘巾龙5ofLJtc扭尽C厅加拓刀〕;Mackenzie的theEVoluoonofLit阴￡“脂”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ayleyandScott的A刀Intr.而ct旧nto入了亡thodsandM白terlalsofL，teraryC谊元店功，Saintsbury的月招to理ofC)itjcism以及Moulton的the几4bdemStodyofLjt曰叨ture”‘引。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幻。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珠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堑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l一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其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西方文论的翻译:‘洒方化”还是‘体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1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匾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中文摘要]在西方翻译研究领域，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两者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纯理论研究形成了对照。本文旨在通过对三本代表性著作的考察，来管中窥豹，看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研究派别的某些特点，同时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研究略有了解。

关键词：翻译研究、新发展、代表作

Abstract:Inthefieldoftranslationstudies,despitetheexistenceofmultipleapproaches,twotrendsofdevelopmentseemtohavebeendominating

inrecentyears:onebasedonlinguisticsinthewidesense;theothermarkedbyahistorical-descriptiveorientation.Whilethetwotrendsof

developmentarecontrastivewitheachother,theyshareonethingincommon,namely,bothbeingessentiallyempirical,formingacontrasttotranslation

studieswithasomewhat‘purely’theoreticalorientation.Thepresentpaperoffersadiscussionofsomerecentdevelopmentsinthefieldbywayof

在西方翻译研究领域，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两者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纯理论研究形成了对照。本文旨在通过对三本代表性著作的考察，来管中窥豹，看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研究派别的某些特点，同时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研究略有了解。

关键词：翻译研究、新发展、代表作

RecentDevelopmentsinTranslationStudiesasSeenfromThreeRepresentative

BooksPublishedinthe1990’s

DanSHEN

Abstract:Inthefieldoftranslationstudies,despitetheexistenc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