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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诗史互证审美辩证

论文摘要：陈寅格是历史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历史，他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斐然。而钱植书是文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两人学术成就各有千秋，要以辫证的态度对待。

提到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不可忽视两位学者:一个是40年代即驰名于世、与当时北平辅仁大学陈垣教授并称史学界“南北二陈”的陈寅洛，一个是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集作家学者于一身、融通中西学术的钱锤书。他们学术成就的侧重点在哪里?他们做学问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拙文拟对此加以比较。

一、陈寅格:诗史互证

什么是诗史互证?“以诗证史，是考察诗人本事或历史背景以释证诗歌。这一方法，适用于研究写实性诗歌。以史证诗，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从文学研究立场说，主要是以诗证史。陈寅洛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历史，他以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享誉学界并且成就巨大。《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就是他运用诗史互证方法取得的学术成果。

那么，陈寅洛是如何运用诗史互证方法的呢?兹举白居易诗歌为例。白居易《卖炭翁》诗前有小序:“苦宫市也。”陈寅格用一些资料证明宫石之弊(唐德宗时，由宦官在长安以低价收购民间货物，称为“宫市，’)。比如:“盖宫市者，乃贞元末年最为病民之政，宜乐天新乐府中有此一篇也。而其事又为乐天所得亲有见闻者，故此篇之摹写，极生动之致也。“同集(指《昌黎先生集外集》)柒顺宗实录贰略云:u}日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成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默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也。韩愈宪宗元和中曾任史馆撰修，作《顺宗实录》，里面写了一点宦官阴事。陈寅洛还说:“顺宗实录中最为宦官所不满者，当是永贞内禅一节，……于此可知白氏之诗，诚足当诗史。比之少陵之作，殊无愧色。其寄唐生诗中所谓‘转作乐府诗’、‘不惧权豪怒’(《白氏长庆集壹》)，询非夸词也。陈寅洛联系当时的历史，列举一些材料证明宫市的残忍强横及其对人民的严重危害，读者读过这些材料后将会加深对《卖炭翁》主旨之理解。又如，为了解释《卖炭》中“回车叱牛牵向北”这一句诗，陈寅洛说:“诗中‘回车叱牛牵向北’者，唐代长安城市之建制，市在南面宫在北也。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中央政治革命条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节已详论之，兹不复赘。要知乐天此句之‘北’，殊非趁韵也。’接着又举杜少陵《哀江头》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诗，它体现了少陵虽想回家但仍“眷恋迟回不忘君国”之意，“望”不能改为“忘”，“北人谓向为望”也是错误的，从而解决了一桩历史公案，使读者对白居易诗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

网络文学必然进入文学史，并不意味着自动解决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网络文学入史需要面对的问题需要充分的认识和讨论。文学史写作的基础是要有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⑤文学史是对一个时段文学创作的提升和总结，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进入文学史，进入文学史的作家都是经过文学批评筛选的作家，只有那些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家才能得到批评家的关注，才能进入文学史。网络文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网络作家与传统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多是非职业化的写作，其写作的起点低，写作的作品通过网络媒介的放大，在读者群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的作品可供文学分析的“艺术含量”并不高，很多作者是“玩票”写作，有些作者是昙花一现的写作，有些作者写了很多作品，但并没有多少文学成就可言，如《第一次亲密的接触》作者痞子蔡的写作就是如此。还有些作者是由一部文学作品成名，其后续创作尚未可测，如创作《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写《藏地密码》的何马，都是如此。还有些作者是在网络上成名，但其后期的写作力图摆脱网络的影响，写作的作品也不再在网络上首发，其写作的网络特色已经淡化了。如安妮宝贝和宁肯，前者是早期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曾与李寻欢、宁财神被称作是网络文学的“三驾马车”，安妮宝贝的作品主要发表的途径是实体书的出版，主要走市场销售路线，但其创作的纯文学色彩越来越浓，其文字的思维力度和忧郁色彩愈益浓烈，也赢得了更多的读者，有研究者撰文的题目为《安妮宝贝：路为什么越走越宽？》⑥，批评家郜元宝评论安妮宝贝的文章题目为《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由〈莲花〉说开去》。⑦宁肯的《蒙面之城》曾自由投稿到几家大型的文学刊物，被拒绝，后来在新浪网上连载，好评如潮。《当代》文学杂志找到宁肯，以头条刊发，并加“编者按”，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网络文学的创作水平已达到了与纯文学比肩的地步。但宁肯后来的创作并没有走网络路线，而是承续80年代先锋小说的路向，追求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性，其写作有意识地面向小众读者，其作品《天•藏》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前20强。早期通过网络成名的作家慕容雪村后来的创作的作品网络文学的特色也渐渐地淡化。2003年，起点中文网的vip收费成功，网络写作者在网上发表作品就可以获得收入，在网站推举、宣传、排行等机制的刺激下，网络们日更新数千字甚或上万字都是家常便饭，这样高密度的写作，让写作成为一种“码字”生活，写作者不能及时充电，不能有更多地思考期和犹豫期，没有艺术的沉淀期。在学术界，网络作家常被称为是“网络”，唐家三少、跳舞、血红、我吃西红柿、南派三叔、沧月、天下霸唱等人的作品市场效应很好，但几乎没有批评家评论他们的作品。“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开创了“为人生”的“启蒙”文学的新传统，而最有网络文学特色的是玄幻、盗墓、YY、穿越、修真等题材的娱乐化小说，这些小说中思想的含量和艺术的含量似乎都很稀薄，禁不起读者的反复阅读，特别是经过一个世纪多世纪的文学史教学传统影响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很少会有人把网络类型化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这样会是误入歧途。一位批评家在评价玄幻小说的时候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⑧，这样的评价很明显是带有明显的纯文学趣味的。笔者曾于2009年1月16日00∶00点用google搜索引擎对主要的现代知名作家和网络作家的名字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所搜到的网页数量看，天下霸唱高于张爱玲，六六、安妮宝贝、当年明月高于王蒙、贾平凹、莫言等文坛名家，但相应的在中国知网中所搜到的学术期刊论文，天下霸唱、六六、树下野狐、玄雨、明晓溪、流潋紫为0，当年明月为2，安妮宝贝为55，而王蒙、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研究文献数都在数百篇，张爱玲有2168篇，鲁迅有15854篇。我于2006年开始致力于网络文学研究，所写的作家、作品专论式的文章，被很多的学术刊物拒绝。当代批评家也很少有人去用心像研读一个传统作家那样去研读一个网络作家的作品。这里有文学趣味的变化，有研究体系的转变等诸多问题。只有经过了文学批评家所评价过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史，其文学的价值也只有在众多的批评家的关注下才能逐步得到发掘。因为没有作家论、作品论的支撑，对建构当代的网络文学史成了一个学术难题。它使得当下的文学史教材中，多将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拼贴的板块而存在，其进入文学史的也只能是宏观的总体概览性的章节，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也只能是相对粗略的简单介绍，不可能给网络作家开设专门的章节。网络文学的评论主要是由千万的网友读者完成的，在网络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网络文学评论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而网络文学的读者跟帖评论大多是一种印象式的，带有个人特点的，“往往有很真切的个人性情和才情，属于一种感悟性的人生阅读评论”⑨，评论者的文学素养也不是很高，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高论，从“读者反映论”的角度看，是文学研究可供借鉴的资料。如何利用这些文学资源，有个需要除渣去蔽的过程。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难度还在于，为网络文学写史的作者，在面对网络文学作品时，需要付诸巨大的精力，要保持高昂饱满的热情去从事这项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字，阅读量是很大的。而阅读只是写作的第一步，因其作品艺术含量的稀薄，注定了网络文学研究是一项广种薄收的工作。文学史写作是文学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写作文学史是建构文学经典作品运动轨迹的过程。而网络文学的写作是向下的，不是朝着经典化的方向走，而是沿着大众接受的路向上走。在国外，《飘》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是被严肃作家所瞧不起的，不能进入美国文学史的。这意味着，要勾勒网络文学的发展全貌，要对其发展的艺术线索进行描述，是很难的。网络写作与市场、读者的联系，与通俗文学的联系，比与艺术发展的演进层面的联系更鲜明、更有代表性。对网络文学作品的评价会成为一个问题存在，意味着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才能很好地评价网络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所谓有个性的文学史，说到底是有独特文学史理论建树的文学史。”“用一种拼接的形式将其容纳进文学史框架，则不注意整个文学史的思路与框架充满了矛盾与不和谐。我们没有给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包括日治下的台湾文学）和旧体文学等现象充分的文学史定位和理论探讨，就将其朝原有框架的文学史里塞进去，结果必然造成文学史的逻辑混乱和大杂烩的内涵。”⑩这意味着网络文学入史是全新的探索，而不仅仅是文学史板块的一个补充延伸。如《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已有较好的实践尝试，它通过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将现代中国文学分成“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四大板块，将网络文学看作是“新潮文化”和“消费文化”渗染的文学形态，使“网络文学”与电影、电视剧、古典诗词等一同融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有机整体之中。网络文学入史的难度和尴尬还在于网络文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网络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网络只是一种传播媒介，网络上写作与纸上的写作并无二样，如果“网络文学”是一个伪概念，网络文学研究也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网络文学”是个实际存在的概念，如何区分网络文学与非网络文学？除了首发的媒介不一样，代表网络文学的是以悬疑、盗墓、玄幻、穿越、修真为题材的幻想式作品吗？如果是，那么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对传统小说的发展在哪里？网络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哪些艺术上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难度还在于网络作家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早期成名的第一代网络作家，现在也不过近不惑之年。这些写作者成熟的作品还没有出现，但他们的创作成名作往往就是其代表作，他们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和传统的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和影视、图书市场之间、作协体制之间也比传统作家复杂得多。这些问题常常遮蔽在媒体批评的“唱盛”或“唱衰”简单的对立评价之中，网络文学入史，既期待着更多成熟的网络文学作品出现的历史时机，也需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网络文学入史的意义

网络文学入史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必然任务，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及时地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对有价值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跟踪、评论，使之经典化，探讨其文学史地位，有其重要的意义。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中曾探讨研究现存作家的问题与意义，对于研究网络文学颇有启发意义。“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存作家毕生的著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的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现存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存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的因素。”瑏瑡网络作家多是70后、80后、90后作家，他们的创作正处于成长之中，非常期待有批评家对他们的创作展开评论和交流。作为感同深受的当代研究者，和网络写作者一样，享用着网络文明的成果，网络写作者的文化创作背景、文化资源吸收，所面对的文化难题，与批评者之间的沟通并无障碍，而这种交流，也是有利于网络文学的繁荣和进步的。研究网络文学，对于大多数从纯文学领域转换到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实是一件有挑战性的事情，其知识的转换，对通俗文学作品的阅读，网络上阅读习惯的改变，参与网络写作的实践活动，都意味着研究方式的改变。在评价的知识、价值体系上要更新，对作品要有新的洞察力，要有能力和网络作家展开深入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以纯文学的标准去贬低网络文学。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的，但历史写作是思想的产物，不同的思想体系造就不同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思想，“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情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网络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版图，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走向，丰富、扩大了文学的表现力。对这样的历史进程，当代文学史必然是要记录和书写的。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必然要面对的任务。而对于网络文学来说，网络资料保存的不稳定性、可删除性，也加大了这项工作的意义重要性。“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因此，如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理论改变了，那么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性质也就随之而改变。同样，一个人的思想理论改变了，他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改变了。”瑏瑢网络文学改变的是文学的发表机制。改变了文学的生态环境，也必将改变文学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将面临的不只是简单的文学史领域的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对文学观念的根本性调整，文学作品的评价体系也将因此而改变。也许，网络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分级化态势将更加明朗，其相互融合的程度也将大大提高。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其意义大于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文学、古典诗词入史的意义，其意义不仅仅是文学史领域不断增容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当代文学体系变化的大事。“什么是文学史家的史识？我的理解中，就是文学史家有能力解读史料文本，有能力创造出新的理论假设来解释文学现象，推动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原有文学史理论的提高。”瑏瑣在文学研究领域，古典文学积淀甚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又甚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活力正在于其当代性，即其开放的视野。这种不断延展的当代性，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总是比别的学科震荡更大，新的学术体系建构更具有多种可能性。网络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写作的发表机制，扩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扩大了写作的群体阵容。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因为新媒介的出现而出现新的局面，通俗的、幻想的文学大放异彩。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市场机制与文学之间的火热关系在网络媒介的推动下风生水起，感性解放的身体写作，颠覆崇高的“低化”写作，传统通俗小说叙事的波澜曲折，底层生活的生动体验，快感机制的制造，它意味着“A•马尔罗想象中的博物馆”瑏瑤式的文学史的产生，意味着文学多元化的历史运动将以具体的形态建构起新的理论构架。胡适在谈到五四白话文学的时候，认为中国文学有“死”的文学和“活”的文学的区别。韩愈、柳宗元、许衡、姚燧、虞集、欧阳玄、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方苞、姚鼐、恽敬、张惠言、曾国藩、吴汝纶等人的文学是“死的文学”，而用白话写作的《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说，以及《擘破玉》、《打枣竿》、《挂枝儿》等小曲子是“活”的文学。瑏瑥胡适的观点有些绝对，但对于我们认识网络文学不无启发。网络文学的生气来自对多元文学叙事的宽容，一种粗糙的但有生活力度的写照，一种小说阅读快感机制的重新获得。小说对生活的模仿，既是历史现实的，也是想象的，还是夸张的。网络历史小说不做严格的历史考证，按照内心的期待去想象。对比那些“僵尸般”的“精英”小说，网络小说无疑是“活的文学”。网络文学充满了对传统文学体系的解构和颠覆。德里达认为文学是一种无所不写的建制，解构来自文学内部，不是外部的，是对主流中心规范的必然反抗。这种写作的梦想，在中国网络时代开始慢慢变成现实。自己解构自己是文学发展自身的特性，使文学得以丰富性的发展，网络为文学的这种内在的发展机制提供了可能。网络文学评奖中，有很多的中国当代批评家的身影，他们参与作品的审读、评价，给作品写评语，为写作者颁奖，促进了网络文学的艺术发展。随着网络写作者的日渐成熟，为网络文学作者写评论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这将为网络文学入史提供更好的基础。作为成长的网络作家，在获得了很好的读者市场效应的时候，他们的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市场机制的推动，个人人生阅历的提升，个人艺术修养的沉淀，都将让他们的写作获得更广阔的精神天地。网络文学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草创期，其写作的门槛也将为前期的写作者所垫高，那些没有写作根基的网络大神必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而陨落，只有那些不断坚持写作，勇于挑战自我，有更好的写作天赋写作者才能建构起丰富的网络文学世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网络文学必将产生更多的优秀作家，更多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这将为网络文学入史提供了直接的基础。网络文学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问题的放大。比如文学大众化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降，这是中国文学的方向性问题，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现代派”文学虽有其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中国的历史现实又决定着呼唤“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品的必然要求，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规范，这种文学规范与政治化的要求相结合，影响了文学的丰富性发展。80年代以来的“文学回归”运动，先锋文学的崛起与衰落，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纯文学”的边缘化在市场经济时代语境中开始日益突出，文学市场机制开始出现，娱乐化文学开始粉墨登场，文学大众化问题面临着新的历史语境。网络文学的出现及其繁盛，不过是这一文学内在脉络的延续，新的媒体通过技术手段使文学普及覆盖读者，大众化的网络文学真正成为“人民的文学”。再如感性解放的问题，中国新文学以来，是一个个体体验与感性感官越来越受到尊重的时代，文学通过感性解放释放革命的力比多，文学以身体解放为艺术变革鸣锣开道，网络文学以解构宏大叙事，驱动感性解放建构一个俗化与神化混杂的文学世界。再如雅、俗融合的问题，如何融合，如何在普及文学的同时提升读者的审美感知力，网络文学的经验和现状值得深入探讨。再如文化产业的问题，面对“文化超市”瑏瑦的当代文学发展现实，市场经济的手段如何介入文学的发展，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市场价值如何兼顾，网络文学在影视改编、游戏改编、衍生文化产品等方面已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当代文学的发展出现新的历史机遇，也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文学史是通过文学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来研究文学发展规律，也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流布与发扬的见证，文学史研究是需要摆脱单纯的审美而进入对社会历史变动、政治环境、经济发展以及人文精神演变的综合考察。”瑏瑧对于文学史的写作来说，需要做的既是对文学史理论框架的探讨，也需要对资料的整理，要在大的时展和文化转型的意义上理解网络文学。面对网络文学的大海，作为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写作者，保持着一份鲜活的网络阅读感受，面对面地与网络作家对话，对其中的优秀文学作品展开深入的文学批评，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眼光对作品进行评价，这是网络文学入史的当务之急。

本文作者：周志雄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外文学史叙述的传统，就体现了福柯所谓的以“团体”、“流派”或是“运动”为单位的特点。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就是从这个谱系研究思路出发，对欧洲19世纪的“流亡文学”、法国浪漫派、青年德意志等文学流派、社团、运动，进行了脉络清晰的梳理和分析。同样，这种谱系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运用也是有传统的，例如中国传统的“学案”式书写，可以说是一种侧重文学谱系的研究，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以学派为基础，以人物为个案，将各个学说流派的来龙去脉以及演变情况，分析清楚。文学评论方面，南北朝时期钟嵘的《诗品》对于诗歌题材和作家艺术流派的探讨品评，宋代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及元朝方回对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追认等，也可说是从谱系的角度来进行的文学考察。这些研究反映出文学自身发展的状况与过程，同时其背后也掺杂了谱系研究者自身的文学旨趣和审美标准。因此，除了描绘并确定文学发生、发展的源流和脉络之外，还给文学鉴赏和批评确立一种趣味标准和审美标准，因此，在注重考据的同时，文学谱系本身的得以确立，也带有着很大的主观性，同样反映出其建构过程中各种差异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博弈的结果。如果按照福柯的意思，上述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都存在着过于强调宏大叙事而失真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是如福柯所描述那样，单纯强调一个个孤立的文本和作品，完全丢失掉传统谱系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难免会陷入“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的窘境。尤其就中国文学史的特点来说，思潮、运动、流派社团的作用，往往会影响到单个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产生，这些作家作品一方面有着独特的个性和价值，另一方面又从来不是割裂孤立的。如何在保持对个体现象、文本作品的真实理解、认识的同时，能从具体文本作品出发，还原文学史的历史脉络，这才是文学谱系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文学谱系研究不同于我们通常熟知的文学史建构，文学史主要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出文学发展的历程，而对文学中的一些很重要的细节和相互关系，就难以给予多方位的观照，这不免影响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文学谱系研究则是以文学自身的问题为中心，就好比家谱以姓氏为中心一样，对家族的记录尽可能的详细。文学谱系研究也要尽可能地还原文学自身的细枝末节，以凸显文学的历史感和现实性。文学谱系研究与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研究也不相同，它是以一个更宏观、更综合、更深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学，通过文学自身的逻辑关系，打通各个阶段、各种文体、各种现象之间的界限，把文学史、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各种研究综合起来，使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既有宏观视野，又不乏微观分析的研究模式。如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谱系的研究，围绕“鸳鸯蝴蝶派”的命名，以新旧文学的冲突为中心，广泛涉及到相关作家作品的评价、思潮论争的辨析、社团流派的定位，以及文学出版的机制和读者群体的划分等等。这就以一个具体的文学问题为展开点，构成了一幅涉及多个层面的相关问题的丰富画卷，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谱系研究还打破了“雅俗二元对立”的研究方式，从而给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种互动互补、多元共生的模式。

文学谱系研究能为人们提供更贴近文学自身的线索，在纷繁复杂而又具有演化规律的文学现象中，看到多种文学概念的交融与创新，以及不同文学作家、作品的源流、传承与发展。同时，文学的谱系研究还能为文学鉴赏和批评确立一种趣味标准和审美标准。综上所述，文学谱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图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代学界学人虽然编撰了许多文学大系，包括文学史的撰写和作品选的选编，但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流变过程，也没有很好地确立文学经典的价值体系，反而显出比较凌乱、繁冗的缺点，文学史越写越长，作品选越编越厚。而中国文学谱系的建构，就是立足于追根溯源、去粗取精，寻找文学自身的内在关系，在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的双重视角下，重新构建中国文学经典的图谱。二是促进中国文学整体观的实践。中国文学谱系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的整体观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学谱系的建构，有助于打破各个阶段文学各自为阵尤其是新旧文学二元对立的局面，从整体着眼，加强对中国文学内在渊源的勾连与疏通。中国文学整体观的确立，对具体的研究与教学，乃至对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发行，都会起到崭新的积极的作用。三是推动文学经典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中国文学谱系的建构，本身就是对文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提炼，不仅仅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编选，还有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的人生体验等方面的多重阐释。作为文学谱系最为直观的代表，一部成功的文学大系，应该是厚重且精炼的，能够真正为读者所熟知并接受的。研究文学谱系就是为了凝聚目光，融铸真正的文学经典，扩大文学在当下的影响，促进中国文学经典在中外读者中的接受与传播。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中，或者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或者由于审美观念的各异，总会有一些文学问题被遮蔽。而文学谱系的研究以特定的文学的具体问题为中心，更关注文学内在的相互关系，因而往往能够挖掘那些被隐藏、被埋葬的“文学遗迹”，使那些趋于碎片化的“文学遗迹”能够重新出土，可以补充文学史书写的缺失，让文学的面貌和特征，变得更加丰富，更加个性化，更具历史感和真实性。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除了文学史叙述，各种文学作品选本及文学大系的编撰，在建构中国文学谱系的努力中显示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如《昭明文选》对于各种形式文学作品的辨析整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唐宋散文的编选，钟嵘《诗品》对于文人的品评划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对古代散文的编选，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理论、创作的整理编选等。从以往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来看，以作品选本及文学大系为切入点来建构中国文学研究谱系，具有独特的效果及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启示

一些“文学选本”，虽然不是“发展史”，但由于它是按照文学产生的顺序或文学旨趣相近排列的，因之也具有了“潜史”的功能，通过认真考察和辨析，能够隐约捕捉到整个文学发展的沿革和脉络。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除了文学史叙述以外，各种文学作品选本及文学大系的编撰，同样表现出建构中国文学谱系的努力。由赵家璧主编，1935年至1936年由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五四新文学产生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部文学总集。鲁迅、胡适、周作人、茅盾、郁达夫、朱自清等中国新文学理论、创作的奠基者也参与到这项编纂工作来。它那全面、完整同时又充满个性的编选体例，如同古代一些总集、诗文选一样，对于之后的新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乃至影响到了中国新文学谱系的形成和架构。

（一）《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谱系意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距离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不过十余年的时间。这期间固然出现了一些对于新文学作品单个的论述和反思，但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出发，对于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源流、脉络的梳理，尚付之阙如，虽然有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等这些最早对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叙述，但是从文学谱系建构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史叙述还很难充分、全面展现出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图景，也不能完全提炼出其区分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本特征。这说明，文学史的书写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在新文学刚刚发生才十多年，并且还在继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文学史显然不足以承担起新文学谱系建构的任务。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开篇便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个整个的叙述。”①在他看来，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时间太逼近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展现的则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谱系意识。在《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当中，对于晚清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一系列的文学观念和思潮都有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思考，可以说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胡适在自己主编的第一卷《建设理论集》的《导言》当中，对于晚清直至五四这一段时期白话文、新文学产生、发展的脉络有清晰的溯源和整理。胡适认为，从晚清姚鼐、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提倡应用文，告别骈俪诗赋，到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谭嗣同、梁启超的政论文，再到吴汝纶、严复、林纾、周氏兄弟等人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新文学文体解放、平易畅达等因子，开始敲响了古文学的丧钟。但是在对晚清以来进步的文学观念以充分肯定和吸纳的同时，他也总结了这些文学观念、实践失败的原因：“他们的失败，总而言之，都在于难懂难学。文字的功用在于达意，而达意的范围以能达到最大多数人为成功。”②然后才引出王照“官话字母”的主张、劳乃宜“简字全谱”的主张、以及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的“国语罗马字”主张。从这些思想主张发展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再从白话文运动，发展到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理论包括“活的文学”、“人的文学”、“进化的文学观”的提出，这其中的历史发展逻辑脉络一目了然，十分清晰，充分反映了以“启蒙”、“进化”、“现代”等观念为代表的新文学本质品格和特征。这样一种注重新文学自身思想观念、文学旨趣源流、传承的谱系意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其他几卷的导言当中也有充分体现。有学者就认为：这些导言“执笔者不仅亲自参加了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非常熟悉头十年的历史，而且代表了不同的倾向与流派，在导言中显示出了他们不同的文学观，对其后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他们又是当时之硕儒巨擘，因此所撰各集导言，便成了很好的历史总结，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自身的编写体例，决定了它不仅仅是对于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简要介绍，还是新文学历史发生、发展脉络的梳理，大量的文献、作品的编选，可以充分展现新文学本身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依然以《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为例，两卷的主编者胡适和郑振铎不仅收入了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阵营的大量文章，同时也收入了林琴南、严复、胡先骕、梅光迪等所谓旧文学阵营的反对文章，展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新文学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其间的断裂、分歧、论争恰恰构成新文学自身谱系中重要的环节与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是通过这种‘否定’力量，五四的‘新青年’们力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的主体同一性。这种新的文学主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传统文学的断裂和区别……”①这也是编撰者们谱系眼光和意识的体现。

无论是就文学活动的功能属性还是其存在系统而言，读者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消费主体都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文学的上层建设性质和意识形态本性注目较多，而对文学活动存在系统及各个环节的研究则很不够，对读者接受问题的研究尤其薄弱。相对于对社会生活和作家的高度重视而言，读者问题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构成一个具有理论生成性的重要维度。这与以人民为历史活动主体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发展方向和宗旨极不相称，同时也与当代文学活动由生产占主导向消费占主导的基本生态格局的演进不相符合。因此，立足于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新现实、新境况，确立读者意识，研究读者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既是文论研究对时代情势现实要求的呼应，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二、读者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读者问题之得到重视，始于接受美学等当论学派的兴起。从传统上来看，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流形态长期以来关注的一直都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古希腊时期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从不同角度阐发的文艺幕仿说，文艺复兴时期由达·芬奇和莎士比亚等人宣扬的文艺镜子说，以及19世纪以来与现实主义创作相表里的各种再现理论都是其典型的代表。近代以来，伴随着人本主义精神价值的崛起，特别是各种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注重作家主观心理世界之展露的表现理论又异军突出。至19世纪中叶之后，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强劲影响之下，无论是取得学科地位的文学史研究，还是一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对文学与其外部因素的关系做因果式的研究也就是韦勒克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均成为文学研究的常态和主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新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挑战和冲击。基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的影响，这些新的文学理论流派反对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将关注的目光从社会和作者转向了文学本身，提出了各种被称为“自治”理论的文学主张，并深入到文学系统内部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内在的形式结构，探讨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构成规律和秩序，形成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客体化走向”，即“在原则上把艺术品从所有这些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把它当作一个内部各部分按其内在联系而构成的自足体来分析，并只根据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评判它”。[①]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在追求文学性的自律化建构中为文学理论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这种理论倾向同样也是偏颇的，它不仅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断绝了文学作品与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甚至也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存在本身形成科学的解释。因之，在反思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利弊得失的基础上，20世纪中叶之后的西方文学理论又进一步转向了文学活动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系上来，转向文学活动系统中接受与影响问题的研究上来，而读者问题的研究则成为新一轮文学理论转向的重心和突破口。

实际上，早在形式主义理论批评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上半叶，读者问题即已进入许多文学理论学派的视野。1930年代，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就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图式化的构造，它永远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词句把某个对象的无限丰富的性质完全表现出来，其中包含了许多“空白”和“未定点”，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填充和具体化。因此，未经阅读的作品只是“潜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具体的存在。40年代，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又证明，文学活动是一个开放的流动过程，它始于作者的创作，终于读者的接受。作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读者创造文学对象的，文学作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②]由此可见，阅读过程中的读者意识对于再度呈现由作者的写作隐含在文字中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来，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在文学中就具有了至为重要的本体论地位。60年代以后，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进一步确立了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或范式。伽达默尔从其解释学哲学出发，认为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摆在那里以供科学认知的对象，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在文学理解活动中，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于己的作品，而总是带着由整体的历史传统内化而成的“前见”参与其中。不同的“前见”意味着不同的视野，理解活动从而正是理解者视野与被理解者视野的融合过程，不同视野的融合过程便形成了作品的效果历史。因此，文学作品的存在展示为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效果史，而读者的理解则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以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和“效果史”理论为基础，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进一步借助“期待视野”的概念，阐明了作品的理解过程即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对象化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也就是作品与读者的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文学史不是别的，就是作品的接受史，实际上也就是读者期待视野的构成、作用及变化史，读者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构成维度。另一位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则在改造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的作品存在论和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理论基础上，借助于“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的隐含读者”等术语，从“效应研究”的角度阐明了文学作品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动态交流形式，进一步揭示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创造性作用。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强力冲击，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以往的“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现代转向。接受美学之后，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于文学活动的重要性，认为本文、意义、文学这些基本概念都不是外在的客体，而只存在于读者的心目之中，是读者经验的产物，读者被极端化地推崇为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在对读者的主观反应经验的一味神化之中，读者反应批评彻底解构了本文的客观性存在，打破了伊瑟尔等接受美学家谨慎地维持着的文本与读者的动态交流关系，读者的主观反应成了文学存在的唯一根据。

与西方文论的发展历程相似，我国现当代文论由于深受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和政治现实的规约和囿限，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别注重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特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因而便自然而然地重视文学活动系统中的创作或生产，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活动中的接受或消费，对于文学接受或消费的主体——读者则比较忽视。尽管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涉及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问题，但作者的创作及其成果——文学作品总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和前提，阅读和接受则是第二位的，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体现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撰中，读者及其阅读和接受问题并没有作为具有构成性和生长性的理论概念和范畴被提出来并加以深入研究，而只是一般性地涉及到阅读和接受中的欣赏和批评及其关系问题。这种状况，只是随着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以及与接受美学相关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诸流派如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等的介绍和引进，才逐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接受美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读者理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方法论探寻热潮传入中国的，其引进和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是学派名称和基本观点的引进介绍期。1983年，冯汉津翻译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名誉教授梅雷加利刊载于法国《比较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上的《论文学接收》一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和同年6月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上，首次向大陆学界介绍了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运动及其基本理论观点，文后的“译者附记”还对这种“新理论”的价值和不足之处做了简要的点评和分析。这之后，1983年末到1984年，张黎分别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和《百科知识》1984年9月号上撰写了《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和《接受美学——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两篇文章，不仅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接受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而且在介绍以姚斯为代表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思想的同时，还介绍了以瑙曼为首的民主德国学者和梅拉赫等原苏联学者的某些相关观点。1984年3月，张隆溪在《读书》上发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阐述学与接受美学》一文，进一步介绍了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三派注重读者问题的西方理论，并联系中国古代的有关理论资料简论了知音难得和阐释差距的问题。从1985年到1987年，罗悌伦、章国锋、孙津、吴元迈等也分别在《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撰写了译介和评述文章，为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无论是就文学活动的功能属性还是其存在系统而言，读者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消费主体都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文学的上层建设性质和意识形态本性注目较多，而对文学活动存在系统及各个环节的研究则很不够，对读者接受问题的研究尤其薄弱。相对于对社会生活和作家的高度重视而言，读者问题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构成一个具有理论生成性的重要维度。这与以人民为历史活动主体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发展方向和宗旨极不相称，同时也与当代文学活动由生产占主导向消费占主导的基本生态格局的演进不相符合。因此，立足于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新现实、新境况，确立读者意识，研究读者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既是文论研究对时代情势现实要求的呼应，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二、读者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读者问题之得到重视，始于接受美学等当论学派的兴起。从传统上来看，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流形态长期以来关注的一直都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古希腊时期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从不同角度阐发的文艺幕仿说，文艺复兴时期由达·芬奇和莎士比亚等人宣扬的文艺镜子说，以及19世纪以来与现实主义创作相表里的各种再现理论都是其典型的代表。近代以来，伴随着人本主义精神价值的崛起，特别是各种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注重作家主观心理世界之展露的表现理论又异军突出。至19世纪中叶之后，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强劲影响之下，无论是取得学科地位的文学史研究，还是一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对文学与其外部因素的关系做因果式的研究也就是韦勒克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均成为文学研究的常态和主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新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挑战和冲击。基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的影响，这些新的文学理论流派反对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将关注的目光从社会和作者转向了文学本身，提出了各种被称为“自治”理论的文学主张，并深入到文学系统内部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内在的形式结构，探讨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构成规律和秩序，形成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客体化走向”，即“在原则上把艺术品从所有这些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把它当作一个内部各部分按其内在联系而构成的自足体来分析，并只根据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评判它”。[①]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在追求文学性的自律化建构中为文学理论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这种理论倾向同样也是偏颇的，它不仅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断绝了文学作品与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甚至也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存在本身形成科学的解释。因之，在反思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利弊得失的基础上，20世纪中叶之后的西方文学理论又进一步转向了文学活动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系上来，转向文学活动系统中接受与影响问题的研究上来，而读者问题的研究则成为新一轮文学理论转向的重心和突破口。

实际上，早在形式主义理论批评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上半叶，读者问题即已进入许多文学理论学派的视野。1930年代，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就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图式化的构造，它永远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词句把某个对象的无限丰富的性质完全表现出来，其中包含了许多“空白”和“未定点”，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填充和具体化。因此，未经阅读的作品只是“潜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具体的存在。40年代，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又证明，文学活动是一个开放的流动过程，它始于作者的创作，终于读者的接受。作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读者创造文学对象的，文学作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②]由此可见，阅读过程中的读者意识对于再度呈现由作者的写作隐含在文字中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来，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在文学中就具有了至为重要的本体论地位。60年代以后，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进一步确立了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或范式。伽达默尔从其解释学哲学出发，认为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摆在那里以供科学认知的对象，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在文学理解活动中，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于己的作品，而总是带着由整体的历史传统内化而成的“前见”参与其中。不同的“前见”意味着不同的视野，理解活动从而正是理解者视野与被理解者视野的融合过程，不同视野的融合过程便形成了作品的效果历史。因此，文学作品的存在展示为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效果史，而读者的理解则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以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和“效果史”理论为基础，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进一步借助“期待视野”的概念，阐明了作品的理解过程即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对象化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也就是作品与读者的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文学史不是别的，就是作品的接受史，实际上也就是读者期待视野的构成、作用及变化史，读者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构成维度。另一位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则在改造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的作品存在论和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理论基础上，借助于“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的隐含读者”等术语，从“效应研究”的角度阐明了文学作品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动态交流形式，进一步揭示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创造性作用。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强力冲击，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以往的“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现代转向。接受美学之后，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于文学活动的重要性，认为本文、意义、文学这些基本概念都不是外在的客体，而只存在于读者的心目之中，是读者经验的产物，读者被极端化地推崇为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在对读者的主观反应经验的一味神化之中，读者反应批评彻底解构了本文的客观性存在，打破了伊瑟尔等接受美学家谨慎地维持着的文本与读者的动态交流关系，读者的主观反应成了文学存在的唯一根据。

与西方文论的发展历程相似，我国现当代文论由于深受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和政治现实的规约和囿限，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别注重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特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因而便自然而然地重视文学活动系统中的创作或生产，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活动中的接受或消费，对于文学接受或消费的主体——读者则比较忽视。尽管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涉及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问题，但作者的创作及其成果——文学作品总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和前提，阅读和接受则是第二位的，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体现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撰中，读者及其阅读和接受问题并没有作为具有构成性和生长性的理论概念和范畴被提出来并加以深入研究，而只是一般性地涉及到阅读和接受中的欣赏和批评及其关系问题。这种状况，只是随着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以及与接受美学相关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诸流派如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等的介绍和引进，才逐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接受美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读者理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方法论探寻热潮传入中国的，其引进和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是学派名称和基本观点的引进介绍期。1983年，冯汉津翻译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名誉教授梅雷加利刊载于法国《比较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上的《论文学接收》一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和同年6月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上，首次向大陆学界介绍了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运动及其基本理论观点，文后的“译者附记”还对这种“新理论”的价值和不足之处做了简要的点评和分析。这之后，1983年末到1984年，张黎分别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和《百科知识》1984年9月号上撰写了《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和《接受美学——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两篇文章，不仅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接受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而且在介绍以姚斯为代表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思想的同时，还介绍了以瑙曼为首的民主德国学者和梅拉赫等原苏联学者的某些相关观点。1984年3月，张隆溪在《读书》上发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阐述学与接受美学》一文，进一步介绍了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三派注重读者问题的西方理论，并联系中国古代的有关理论资料简论了知音难得和阐释差距的问题。从1985年到1987年，罗悌伦、章国锋、孙津、吴元迈等也分别在《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撰写了译介和评述文章，为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