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教学范文精选

一、引言

近年来，基础教育在不断进行改革，高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对语文学科的重视程度也在逐年加大，这对语文教师来说是一个契机，也是一种挑战。只有高素养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如何培养高素养的语文教师，对高师院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该课的开设水平直接关系着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如何适应语文新课改的需要，如何实现与基础教育的对接，是业界必须探索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围绕新课改对语文教师提出的新要求，结合高师现代文学教学的现状及具体的教学实践，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探讨高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新路径。

二、基础教育改革对语文教师素养的新要求

《普通高中新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堂”。那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语文教师要具备怎样的素养呢?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独立的思想，开放的理念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是一门“培养人、教育人”的学科。语文教师不仅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做人。因此，语文教师不能仅仅为了考试，为了分数而教学。而应以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努力把现代教育理念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中。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积累，更要注重能力的发展、习惯的形成、性格的培养和人格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语文课程的三维目标，即“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语文教师在教育理念、教材的处理，教学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都应有开放的观念，这样才能跟上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

(二)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情感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语文课的内容涉猎相当广泛，也就要求语文教师应当具备广博的知识，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语文教师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杂家”。除了要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实现语文教师教书的目的。那么如何育人呢?如何让学生认识假恶丑，真善美?这就要求教师注重在课堂上的思想道德渗透，教师具有丰富的情感，才能发掘出学生的内心世界。学生在中学时代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只有教师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可见语文教师的作用非同寻常。

摘要：高中语文教学中，传统教学方式主要集中在对基础知识的精讲上，这种方式对提升学生的自主意识效果不明显，降低了语文的吸引力。基于对问题教学模式应用原理和方法的研究，本文阐述了高中语文教学中问题教学模式的应用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并提升学生的思维缜密程度。

关键词：问题教学法；高中教育；语文教学

引言

高中语文，包括现代文、文言文和诗词等多方面内容。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只重视对各类基础性知识的讲解，并让学生应用记忆的方式完成学习，这种教学方法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会降低学生对语文课程的兴趣；另一方面，学生对这类知识的掌握深度较浅，完全依赖学生的复习，当学生疏于复习时，就会在短时间内遗忘学到的知识。

一、问题教学模式的应用原理和方法

（一）应用原理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时，在与他的英文教师亚丹进行的一番中国教育现状的谈话中，亚丹所说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的一席话对胡适启发颇深①，让胡适领悟到大学教育对之于一种新型文学创造的支撑作用。事实上，从中国新文学生成史来看，大学海纳百川的文化集成和引领社会文化风尚的特征，以及文化创造的精神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对文学写作无疑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采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延揽人才让大量的新文化倡导者进入北大校园为新文学提供生长的土壤关系甚大。蔡元培的举措不仅使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新文学的创始人借助校（北京大学）刊（《新青年》）结合所开创的文化空间具备了新文学创造的可能性，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下大学校园文学写作的新生阵容也得以萌生，如北大学生组成的新文化团体“新潮社”及其创办的刊物成为新文学草创时期的一支主要力量，“新潮社”的小说创造与同时期鲁迅的小说创作相映成辉，展示了新文学最初的实绩。

从某种意义来讲，在新文学初始阶段，大学校园的师生充任了新文学创作的主力。发出“文学革命”先声和最早进行新文学写作尝试的是北大的师生，“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冰心，以“问题小说”引起文坛瞩目时还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作为舶来品的“文明戏”之所以能在中国形成气候，南开的戏剧活动开展的活跃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20世纪20年代初期女性写作中非常活跃的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等都与她们接受的新式教育有关。据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介绍，20年代中国的文学社团绝大多数为在校的青年大学生组成，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地区如此，文化边远地区同样是在校接受教育的学生扮演了当地文学写作的主要角色。恰是新式教育所培植的富有现代意义的思想、价值理念，勇于开风气之先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白话作为“国语”的身份确立所带来的教育革新都为运用现代文体表现现代人情感的新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现代教育之于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从事教学活动，特别是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大学讲台上传播新文学，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这实际上就是在为新文学写作不断地挖掘活水源头。1928年，沈从文在中国公学讲授中国现代文艺，1929年春，朱自清首次将《中国新文学研究》引进清华大学的课堂，其他如周作人、闻一多也都有在大学讲授新文学的经历。他们以新文学知名作家的身份直接面对学子，其价值或许主要不在用“知识”的品格与占据着当时大学文学教育主流的传统文学课程相抗衡，而在于以现身说法和言传身教的方式展示了新文学的魅力，培植了学生对新文学的兴趣并进而影响他们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从上述简要描述与分析中，不难看出现代文学写作的发生发展与现代教育体制的血肉关联，正是现代教育培植的精神特质、文化品格、开阔视野，以及薪火传承的文学思想和技能，促使校园不断地生长着推动文学发展的原始动力。

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现代教育在“现代文学”成为一种知识类型即成为一门研究学科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上面提及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任教，在课堂上引入一些新文学的内容，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开设赏析性的或语文习作示范性质的课程是这一学科建立的契机。事实上，在晚清新政中应运而生的中国新式教育，在注重事功教育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科教育中的“虚文”不可或缺，但绝非在课堂上培养“能工诗赋”的功夫，课堂讲授的应有之义应是“文章流别”与“史”，参照西方学科建制，“文学史”逐渐成为文学教育中最重要的知识类型②。知识在原始的层面上是对经过检验的事实的陈述，文学史原本也应是对文学历史的真实呈现，因此，将文学史视为最理想的文学知识类型倒也情通理顺。正是大学教育机制中重视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促使以史的叙述为基础的新文学的学科建制初现端倪。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分外重视建国前那些力图将新文学史引入课堂的努力与尝试。最早将新文学史进行条贯梳理，将其作为一种“知识”引入大学文学教育体系的是朱自清，他于1929年春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编写了一份作为讲义的“纲要”，试图对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新文学历史进行全景式的勾勒，他从晚清文学的变革入手分析了新文学产生的历史缘由，继而描述了“五四”文学秩序的建构并在此框架中对具体作家创作进行了解读，因为所讲述的文学历史还未经过更长时间的沉淀，他在作判断时尚显拘谨，但结合社会的变革和文化思潮的演进讨论一种新型文学的生成和以文体分类结构史的叙述还是呈现了较为完整的知识形态，竭力靠拢着大学学科设置的基本要求。虽然本课程在清华开设的时间不长，但却筚路蓝缕，为新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和形成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做出了积极的尝试。此后，30年代初，周作人在辅仁大学的讲演对新文学源流的阐释，以及周扬在延安鲁艺将新文学运动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对其发展脉络的勾勒，都可视作是借助教育将“现代文学”学科化的努力，这些工作一方面是在“史”的叙述中突现了新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以大学的课程模式规范着文学知识，使之成为一种有机的具备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知识结构来适应现代教育体制的要求。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真正建立是以50年代初新政权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准则改造大学文科课程设置为契机的。1950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文科课程草案中将“中国新文学史”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目，任务是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新文学的发展史，突出“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的介绍。随后，李何林、老舍、王瑶等人根据教育部精神编写了“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确定教学目的之一为“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③。很显然，成为学生必修课程的“新文学史”责无旁贷地肩负着从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来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使命。紧接着几部用新民主理论阐释新文学运动和作家创作的文学史问世，而这些奠定了学科基础的史著几乎全是顺应大学教学的紧迫要求编写的。因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科调整和急于满足将新文学纳入新的意识形态传播的需要，而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向新文学教学、研究的王瑶，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写恰是因为各大学要推出新文学课程且无蓝本可以依据而纷纷向他索取讲义的缘故，这本第一部全景描述新文学史著作事实上是以教育部的课程设置要求和文学教育的教学要求为内核的。此后，许多对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大学文学教育的教科书的面目相继出版。正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教育机制的保障，新文学学科形成是水到渠成，并且完成了由“新文学”向“现代文学”命名的转换，其作为大学汉文学专业二级学科的身份得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在建立之初受到了其他文科学科无法比拟的礼遇，这一学科所规定的教学目的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虽然从1917年诞生的新文学，短短的30年历史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学相比，既无历史积淀的深邃感，也无审美积累的优势，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同步的，现代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描述的形象历史即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写照。课程按照中国现代革命的线索，把无产阶级文学即20年代出现的早期普罗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的脉络延续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潮，对具体作家的分析、评价也充斥着诸如阶级、革命、进步、反动等价值倾向鲜明的术语。整个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渗透着50年代官方权威的政治革命话语，被严格限定在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图景之中，文学史知识因此丧失了历史的客观性而烙印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痕迹。

文学教育之于“回到现代文学”的意义

一高中语文教学的任务

高中语文教学改革、制订新的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是：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高中学生；使学生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生活的语文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智力，具有较高的语文素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发展个性；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服务。

据此，应确立如下基本原则：

（一）确立适应21世纪社会生活的语文教育目的任务和教学内容，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能力的训练，加强语文应用的实践，发展智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

（二）在读写听说的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品质教育，使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爱国主义精神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

文言文“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而是“本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唐德刚先生语，见《胡适口述自传》汉译本第200页注文）。古今汉语“一脉相承”，“白话和文言的关系千丝万缕割不断”（《吕叔湘语文论集》第327页）。要说汉语特点，这恐怕便是最大的特点了。因为这是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的结果。

文言文是“国货”，不是“洋货”，文言文姓“汉”。文言文教学理所当然地应该体现汉语特点，具有“中国特色”，它也姓“汉”。这是常识。

然而，在实际的文言文教学中往往无视古今汉语“一脉相承”的特点，教学“本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却跟教学英语、俄语一样，让熟悉、使用现代汉语的中学生面对跟现代汉语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文时，如同置身于异国他乡一样地陌生、茫然。这是一个误区。

“误”就误在割断了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误”就误在割断了古今汉语的联系。

文言文和现代文一样，都表现为汉语演变的“过程”，它们“同宗”；所以，文言文教学应该在“白话和文言的关系”上做文章。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并未“全死”的文言文在现代中学生头脑中“复活”，超越时空，化难为易；才能使现代中学生温古而知今，察今以推古，较迅速较扎实地学好文言文；当然，同时也带动、促进现代文的学习，收事半功倍、一箭双雕之效。可以说，在“白话和文言的关系”上做文章，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成语，应该成为文言文教学中通向现代汉语的一座桥梁。因为，成语为中学生所喜闻乐见，而它又充分反映了汉语的所有特点，它是联系古今汉语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