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干部培训范文精选

乡村干部培训中心首期培训班上的致辞

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中国—欧盟豫南乡村干部培训中心首期培训班在我县开班了。值此机会，我代表新野县委、县政府，向莅临新野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参加培训的各地市县的学员们、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问候!

新野县是豫西南的门户，历史文化悠久，人杰地灵，历史上是光武中兴的策源地和蜀汉政权的发祥地，因“三请诸葛”、“决策草庐”、“火烧新野”等典故而驰名中外。全县总面积1062平方公里，耕地98万亩，人口73万，辖9镇5乡。县城建成区面积16平方公里，城区人口15万，城镇化率30%。新野是全国对外开放县、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和全省26个城镇化重点县、全省4个绿色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之一。近年来，新野县按照“县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规模化、规模经济外向化”的发展思路，以建设“全国棉纺织基地县”、“全国优质蔬菜基地县”、“全国皮埃蒙特优质肉牛基地县”为目标，通过强力实施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和开放带动战略，县域经济形成了棉纺织、蔬菜、畜牧三大支柱产业，保持了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2004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728亿元，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54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12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3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810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县自1992年开展村民自治活动以来，通过精心组织，上下联动，强力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逐步建立健全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和“民主监督小组”，普遍开展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活动，较好地落实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村社会大局稳定，我县在1995年、1999年、2003年连续三次被命名为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全县14个乡镇全部被市政府命名为全市村民自治模范乡镇。

中国—欧盟乡村干部培训项目的启动，对于提高我国乡村干部的组织管理水平，推动村民自治活动深入开展，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欧盟乡村干部培训项目在我县设立培训中心，是对我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更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借鉴学习兄弟市县区先进经验，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我县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使我县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村民自治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绥化是一个农业大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始终是全市党建工作的重头戏。近年来，我们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从全面提升“三级联创”活动水平出发，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载体，着力构建“让干部受教育、让农民得实惠”的长效机制，推行了以“产业示范服务基地+农户”、“股份合作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协会）+农户”、“经济联合体+农户”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党建“四个工作模式”。目前，全市以乡镇干部为主体创办产业示范服务基地1254个，以村组干部和各类能人为主体创办股份合作公司、专业合作社、产业协会3896个，以农民党员为主体建立党员服务区和经济联合体4.7万个，引带农户55.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66.8%。“四个工作模式”为党员干部发挥带民致富作用提供了有效载体，找到了新形势下乡村党组织的领导实现形式，促进了工作职能转变，提高了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使“三级联创”活动得到不断深化完善。2001年以来有4个县（市）区委被省委命名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委，目前有360多个乡村党组织达到“五个好”标准。

一、发挥“四个工作模式”的导向作用，加快“创业型”乡村班子建设，抓牢“联创”关键

深入推进“三级联创”活动，关键在于建设一个能够带领群众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增收步伐的乡村班子。农村党建“四个工作模式”以带民增收致富为出发点，突出“创办一个新经济组织、带起一个产业、拉动一方经济”的主题，适应了乡村班子建设的新要求。为此，我们把“四个工作模式”作为乡村党组织领导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大力倡导抓“四个工作模式”就是抓发展、抓创业的理念，采取配套措施，全方位推进“创业型”乡村班子建设。一是明确用人标准，选优配强乡村班子。我们坚持“围绕产业选人、根据需要用人、按照项目定人”的导向，叫响“谁能发展经济就提拔谁、谁能带民致富就重用谁”的口号，把那些专业型、产业型、市场型的致富带头人特别是创办“四个工作模式”的各类能人选拔到乡村班子。以能否带民致富作为评价标准，对不称职的乡村党组织书记进行必要调整，明确提出连续两年在实绩考核中处于末位的必调、财政收入（集体积累）和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达不到要求的必调、集体债务有增无减的必调、未创办“四个工作模式”的必调、民主测评群众满意率达不到80%的必调。依据“五必调”要求，三年来全市共调整乡村班子670个，调整乡村党组织书记537人，在领办创办“四个工作模式”的农民党员和各类能人中选拔村干部800多人，使乡村班子的创业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二是改进领导方式，加快乡村班子创业进程。我们围绕推进“四个工作模式”，加快发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推动乡村党组织的工作职能和领导方式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在乡村班子中建立了“四个一”工作机制，做到发展一个新经济组织、拉动一个优势产业、确定一名包抓领导、乡村班子一抓到底，从而把乡村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带民致富的实践中，加快创业进程。几年来，全市已形成801个专业化生产村和3180个专业化生产屯，培养了一批以商兴村、以企兴村、以粮兴村、以牧兴村的经济发展模式村，促进了全市以玉米、水稻、大豆、奶肉牛、瘦肉型猪为主的五大主导产业快速升级。三是严格实绩考核，激发乡村班子创业动力。以发展“四个工作模式”和服务群众效果为衡量尺度，扎实开展乡村班子实绩考核。各县（市）区委分别建立健全了“创业型”乡村班子实绩考核评价体系，制定了“五看”考核标准：一看领办创办“四个工作模式”的规模效益；二看主导产业发展状况；三看引带群众致富效果；四看制约群众增收的问题是否解决；五看群众满意程度。并逐一细化量化了考核指标。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每年对乡村班子进行一次全面考核，按照加快发展型、实干兴业型、看摊守业型和涣散贻业型划分评价档次，严格兑现奖惩。依据考核结果，全市先后表彰“创业型”乡村班子460个，集中整顿后进乡村班子310个，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发挥“四个工作模式”的阵地优势，培养造就“五型”乡村干部队伍，夯实“联创”基础

“四个工作模式”为乡村干部进市场、学科技提供了最直接的阵地。我们在认真组织开展乡村干部大规模培训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对乡村干部进行新经验、新技术、新项目培训，加快培养小康领路人、产业带头人、科技明白人、市场经纪人和群众贴心人“五型”乡村干部队伍。一是依托“四个工作模式”的组织体系，实行乡村干部挂职锻炼。在积极鼓励支持乡村干部领办创办“四个工作模式”的同时，每年选派三分之一左右的乡村干部到产业示范服务基地、农民股份公司、专业合作社和协会中兼任副经理或副会长，通过亲身参与生产、管理和销售，不断丰富领导农村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几年来，我们先后选派2300多名乡村干部在各类新经济组织中挂职锻炼，使一大批乡村干部成为科技骨干、营销能手。安达市中本镇党政班子成员和部分镇干部入股组建了中兴农业开发股份公司，定期组织镇村干部到公司中挂职，全程参与生产、管理和销售环节，使70%以上的镇村干部掌握了中草药的种植技术，在他们的指导下，全镇中草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由2002年的几十亩猛增到现在的4000多亩。二是依托“四个工作模式”的示范功能，建立乡村干部培训基地。随着“四个工作模式”的发展壮大，农村党员干部学习科技、交流经验的空间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出现了许多“没有围墙的学校、不挂黑板的课堂”。抓住这一契机，我们在每个乡镇建立了4个以上培训基地，定期组织乡村干部到基地参观学习、现场培训，发挥基地“进门是课堂、出门是现场”的培训效应。去年我们依托基地举办培训班780个，培训乡村干部4万多人次。肇东市宋站镇创办了4个奶牛养殖示范培训基地，定期对乡村党员干部进行防疫灭病、繁育改良、科学饲养和饲草饲料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在基地的拉动下，全镇奶牛养殖量达2.3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760元。三是依托“四个工作模式”的人才技术优势，发挥典型“帮带”作用。针对转型时期乡村干部不会干、不敢干的问题，我们在率先领办创办“四个工作模式”的致富带头人中培养树立了一大批典型，让他们与乡村干部、大学生志愿者组成“帮带”对子，通过言传身教，带动乡村干部进一步开阔视野、解放思想、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三年来全市每年采取“传帮带”方式培训乡村干部8000多人次，使近50%的乡村干部达到了“五型”标准。

三、发挥“四个工作模式”的载体功能，拓宽党群互动空间，激活“联创”主体

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与对策

农村基层干部是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骨干，是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这一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关键。当前，农村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成份呈现多样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粮食生产滑坡和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社会矛盾复杂多变，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税费改革对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既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1目前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些年来，广西各级党组织通过大力加强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抓好配备选拔工作，优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积极建章立制，扎实推进农村基层干部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方式，为充分发挥基层干部作用提供有效载体，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数量上得到了精简，年龄上趋向年轻化，知识和专业结构有了改善。全区现有乡镇干部中，年龄45岁以下的占85％，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0％；村干部年龄在45岁以下的占54％，46至55岁之间的占42％，具有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的占45.4％。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目前农村基层干部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干部队伍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思想观念保守陈旧，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相当多的村级干部任职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知识培训，缺乏岗位所需的法律、科技、经济等基本理论知识，缺乏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乡镇干部受师资、资金、场地等条件限制，也很难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培训。由于文化基础较弱，知识更新不及时，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驾驭全局的能力不强，与农村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缺乏农村实用技术以及市场经济、金融、法律、现代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不能为群众提供迫切需要的信息、技术、项目、市场和销售等方面的服务；依法行政的能力依然偏低，面对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力不从心。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加强领导，强化考核，确保奖惩到位；宣传发动，营造氛围，确保思想认识到位；明查暗访，动态管理，确保监督督查到位；落实政策，建立机制，确保制度管控到位这几个方面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区委、区政府把治理耕地抛荒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制止耕地抛荒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通过机关学习日、法制讲座等形式，组织公务员、部门工作人员、乡村干部认真学习中央、省市关于严格制止耕地抛荒的一系列文件、法规；通过各级信息员例会、乡村干部培训班等形式强化耕地保护教育；结合“六五”普法，广泛进行耕地法律法规宣传；利用6.25土地日宣传；认真落实《关于加强耕地耕作管理的若干规定》；结合抛荒地流转方式，将无种植能力农户的耕地向种田大户转包；坚持“谁耕种，补给谁”的原则，下发国家种粮补贴和良种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补贴资金等，具体材料请详见下文：

我区共有68个行政村，涉及农户总数3.4552万户，农村人口9万余人，劳动力6.58万人，其中外输劳动力占20%，全区总面积139.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5.888万亩。近年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治理耕地抛荒的文件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立足保障国家粮食生产能力，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结合本区实际，在本辖区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治理耕地抛荒活动。全区耕地抛荒情况大有好转。今年初，我区又把治理耕地抛荒作为“四帮”活动的主要内容来抓。截止目前，全区耕地抛荒面积仅为48.5亩，且呈零星状分布，没有集中连片的抛荒耕地。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做法：

一、加强领导，强化考核，确保奖惩到位

为切实保护耕地，控制耕地抛荒，稳定耕地面积，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全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区委、区政府把治理耕地抛荒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制止耕地抛荒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2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区关于制止耕地抛荒的若干规定》。严肃耕地抛荒责任追究制：由区人民政府与乡政府签定耕地抛荒责任书，其工作成效纳入全区年度文明目标考核，对辖区内出现连片抛荒3亩以上的乡镇，给予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党纪、政纪处分；乡镇人民政府则根据制止耕地抛荒责任书的要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签定制止耕地抛荒责任书，并定期组织乡镇干部深入村组，逐村逐户摸清抛荒耕地底子，登记抛荒情况，逐丘逐块提出解决办法；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制止耕地抛荒管理，加强耕地地力建设、生态建设和地力监测，并实行经常性监督检查。我们把治理耕地抛荒纳入村规民约的内容，作为五好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的重要评比条件，村规民约中制止耕地抛荒的专门条款，规定农户不准在农保区内抛荒、闲置良田；不准在农保区内随意取土、建房、办厂、葬坟、挖鱼池等，在这“六不准”中，农户如违反其中任何一项，一律不得评为文明户或五好家庭。我们制止耕地抛荒的做法得到了省农业厅的肯定，并在全省予以推广。20*年，区纪委、区委政府督查室对全区六个乡镇耕地抛荒情况进行了两次督查，*桥镇*村11组共有八块耕地抛荒，由南朝北呈带状分布，总面积为3.85亩。针对这一现象，及时向区委常委会汇报，常委会根据邵市农字［20*］71号文件给予镇长、分管副镇长党内警告处分并在全区通报批评。

二、宣传发动，营造氛围，确保思想认识到位

我区注重采取多种方法、方式开展各种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一是通过机关学习日、法制讲座等形式，组织公务员、部门工作人员、乡村干部认真学习中央、省市关于严格制止耕地抛荒的一系列文件、法规；二是通过各级信息员例会、乡村干部培训班等形式强化耕地保护教育；三是结合“六五”普法，广泛进行耕地法律法规宣传；四是利用6.25土地日宣传，通过张贴标语、广播讲座、出动宣传车巡回宣传等途径，大张旗鼓地宣讲制止耕地抛荒的内容、范围、要求，从而有效保护耕地，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在全区上下逐步形成了坚决制止耕地抛荒，大打耕地保护战的共识。

在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尤其是“一免两补”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快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作风，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最近，围绕破解这一课题，探索新形势下转变工作职能、加强农村工作的对策，县委办、组织部、农委抽调人员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到祯祥、永丰等五个乡镇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问题及成因

在调查中我们深深地感到，通过近几年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市场经济的锻炼，全县乡村干部在转变工作职能、驾驭市场经济、服务群众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但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一免两补”政策的过程中，农村乡镇党政组织职能、乡村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等显现出诸多的不适应，影响农村经济加快发展。对此，应给予高度重视。

1、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形势缺乏准备，思想观念不适应。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大部分乡村干部面对农村形势因政策调整而突如其来的新变化，缺少足够的应对准备，思想观念一时还很难适应。主要体现，一是存在畏难情绪，工作积极性不高。谈到新形势下农村工作，许多干部总是“难”字当头，感叹乡村经费缺口难解决，历史债务难化解，人地矛盾难处理，农民难组织，农村公益事业难开展。在调查中时常能听到“现在的农村工作没抓手、没法干”、“当基层干部没权了，没意思”、“过去当干部扬眉吐气，现在当干部忍气吞声”等消极言论，畏难情绪十分严重，迎难而上、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主动性不高。二是陷于传统工作方式不能自拔，缺乏转变作风的主动意识。大多数乡村干部从事基层工作时间比较长，摸索出了一套对过去农村工作来说比较适用的工作经验，但一遇到新形势、新情况就不灵验了。有些年岁稍大、思想保守的乡村干部对计划经济时期以催、管、要为主的工作方法念念不忘，谈到如何管理农民振振有词，而一谈到如何服务农民则束手无策，有的甚至一个劲抱怨群众素质太低，缺乏转变工作作风的自觉性。三是观念保守，思想不够解放。在调查中我们感到，部分乡村干部仍用老观念、老眼光去分析和应对新形势下农村工作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对开创工作新局面没有创新意识，又不善于学习借鉴外地的先进经验，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的问题尤为突出。四是“等、靠、要”思想严重，感到无事可干或有事难干。有些干部认为在新形势下税费收缴等硬任务少了，担子轻了，事少了，压力减轻了，工作自然好干了。也有的认为当前农村改革任务一项接一项，人地矛盾化解、历史债务处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一件比一件难办，只好一味等上边定框框、出政策、给扶持，没有攻坚克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招数。在很多乡村干部思想认识中存在着新形势下农村工作无事可干和有事难干两个极端。

2、对集中显现的各种矛盾化解不力，应对招数不适应。通过深入五个乡镇调查，我们感到当前农村工作，在经济领域中，最尖锐、最突出的矛盾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地矛盾突出。通过调查分析，造成人地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1）政策性矛盾导致。我县在实施二轮土地承包时，主要是遵循当时的《绥化地区延长土地承包期办法（试行）》及相关补充规定，而此政策又与国家现有《土地承包法》有关内容相互抵触。（2）土地分配不均衡。二轮土地承包时，有的乡村在没有充分摸清集体土地资源底数的情况下就划分了土地，而且乡镇与乡镇、村与村、屯与屯之间的分配要求和面积都不尽相同。（3）用土地化解债务留下隐患。2001年实行化解村级债务以来，有些乡村干部钻政策空子，把不能长期发包的预留地和一年一发包的机动地长期发包，大部分发包期限为5至8年，最长的出现在芦河镇平原村，达27年之久，导致农民回来要地无地可划。据统计，全县化解村级债务所用土地达到5.3万亩，其中占用二轮土地承包时预留的“户在人不在”承包田1万多亩。（4）退耕还林占用土地。个别村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占用农民土地，没有及时补给农民。（5）土地权属不清。部分乡镇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划分不清，纳税面积与非纳税面积不能明确到地块，导致“两补”发放对象不清，责任不明，产生矛盾。（6）处理程序不规范。因土地承包纠纷引发上访，一些乡村和部门不能按《土地承包法》的处理程序妥善解决，在涉及具体案件时，不给上访群众出据调解书、仲裁书或是答复意见书。少数村在处理土地纠纷时不能做到全面、公正、公平，往往避重就轻，出现了“压下葫芦起了瓢”的现象。从农委统计的情况看，年初到6月末全县土地纠纷上访案已达242批次，这些纠纷大体可分为8类。（1）一轮土地承包时举家搬走，未参与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现在回来要地，占10%。（2）二轮土地承包时因欠款、超生外逃，未分给承包田的农户回来要地，占25%。（3）二轮土地承包时，部分农户因欠款，所分土地被村上抽回，或当时少分了承包田，占35%。（4）机动地超标准或长期发包引发纠纷，占4%。（5）土地补偿问题引发的占5%。（6）“两工”及欠款计息引发的占6%。（7）土地流转不规范引发的占5%。（8）其它问题引发的占16%。由于人地矛盾引发的上访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从年初到现在，全县信访案件中有85%是由于人地矛盾而引发的。有的干部反映，在那段时间内，每天从早到晚，上访群众络绎不绝，乡村干部被纠缠得焦头烂额。在春种期间，尽管处理了一大批上访问题，但有些问题处理得不到位、不彻底，潜伏着不稳定因素。仅综合调查的这五个乡镇情况看，能够预测到的秋季上访案件就可达到1250起，涉及农户1200多户。其中，建设乡双信村预计秋冬季回来要地的农户大约有200多户，占全村总户数的近1/3。从农委和信访部门提供的情况看，预计全县到秋季返乡要地的农户大约有9.9万人，按政策要求应该划给土地的人有7万人，而可以给予农民的土地只有13.2万亩，土地缺口达30万亩。通过调查分析，大部分乡村干部对人地矛盾的具体状况了解不深不细，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束手无策。有些乡镇虽然对人地矛盾进行了研究和疏理，但还没有成熟的化解招数。因此说，人地矛盾如果不超前研究化解方法，可能会成为年底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二是乡村债务负担沉重。通过调查了解，全县乡镇政府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七种：一是兴办企业直接举债；二是政府担保间接举债；三是互助基金会转嫁举债；四是改建、新建办公用房举债；五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举债；六是为完成税收计划举债；七是发展特色经济作物举债。全县乡镇政府债务总额为2343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3116万元，单位之间借款6937万元，原合作基金会借款2999万元，向个人借款、抬款、集资款等6632万元，基建工程款3752万元。债权16771万元，其中无效债权5298万元，有效债权与债务相抵后，净负债11963万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797.5万元，其中负债最高的乡镇为劳动乡，负债3605万元。全县村集体债务形成大体有六种原因：一是开展达标竞赛举债；二是兴办企业投资举债；三是完成各项急难新任务举债搞优惠补贴；四是乡镇财政包干基数不合理举债；五是为有关部门垫付税费举债；六是村级组织职能弱化、管理混乱造成。全县村级债务总额高达4.3亿多元，其中，银行贷款5515万元，信用社贷款3831万元，单位借款2323万元，合作基金会借款1747万元，抬款8300万元，欠农户款11416万元，其它应付款10426万元。债权3.7亿元，其中无效债权1.2亿元，有效债权与债务相抵后，净负债1.8亿元。平均每村负债216万元，负债最多的村是建设乡双富村，高达586.5万元。目前全县乡村债务已到了难以化解的严重程度，债务矛盾如果化解不得力、不及时，将会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制约乡村干部干事创业。对于这些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债务问题，一些乡镇被动等待国家出台债务豁免政策，化解债务的思路不开阔，眼光总是盯在土地上，不能拓宽视野，通过上项目、办企业等办法迅速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增强化解债务的实力。我们知道，仅靠乡村集体所有的“一亩三分地”来解决债务问题，根本不现实。况且，目前的土地矛盾问题又非常突出，乡村集体所有的机动地、预留地等大部分要分给农民，再加上过去退耕还林、还草占地，使富余的土地为数不多，通过土地化解债务很难实现。三是大部分村级经济脆弱不堪甚至崩溃。目前，全县资不抵债村已达111个，占全县现有行政村的67%。由于2001年集中力量开展化解村级债务工作，一些村低价出售林地、闲置资产和承包田，使原有的集体资产所剩无几。同时，一些乡村集体创收能力低下，根本没有稳固的收入来源。全县像中和镇四排六村和建设乡新合村这样有实力、有积蓄的村并不多。中央一号文件和“一免两补”政策实施以后，乡村集体的经费缺口加大，全县所有乡村如要满足工作的正常运行，需要办公费、取暖费、燃修费、修缮费等经费1490万元，即使上级给了转移支付，也还存在830万元的经费缺口。这种薄弱甚至已经崩溃的乡村集体经济，不仅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和办社会事业的根本需求，甚至难以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3、对新时期的群众工作特点把握不准，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手段不适应。面对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部分乡村干部还在用逼、卡、压、摊的工作方法，农民根本不吃那一套，导致开会难集中，公益事业难办，好项目难落实。在座谈中，乡村干部普遍反映，在村上“一事一议”办法执行起来难度特别大。尤其是一些诸如兴修水利、改造电网、维修校舍、修路架桥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植树造林、农业综合开发、科技培训等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常常是部分农民顶着不办而无法实施。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前有些乡村的干群关系不是紧密了，而是松懈了；不是融洽了，而是紧张了。个别村干群关系甚至达到了对立对抗状态，有些上访群众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以前都是你们管我们，现在政策好了，也应该到我们治治你们的时候了。”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素质低下所致。应该肯定，经过多年的教育，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素质还不是很高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一些农民无政府主义倾向抬头，不服从基层组织的管理和约束；部分农民小农意识严重，在处理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个人权益与集体权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时，往往只强调民主而忽视法制，只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个人义务，只强调个人权益而忽视集体权益，只强调当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在今年7月份全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中，中和镇一排六村没有一名农民发动起来，村上只好出了7名党员干部自己动手，对全村的道路和排水沟进行整修。另一方面是村干部组织发动群众的方法僵化。在新形势下，一些乡村干部对党的农村政策尤其是新出台的政策掌握不到位，宣传不到位，解释不到位；有的在群众中威信不高，感召力不大，群众反感，不能做到一呼百应。特别是随着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政治参与权的不断扩大，用过去那些罚工罚款、收回承包地等经济手段来管理约束农民实施村级事务和兴办集体公益事业不灵了，就无计可施，束手无策。近两年，很多乡村的环境卫生、村容村貌、道路维修等普遍降低了标准，教育、卫生、文化、敬老院等公益事业的筹资筹劳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