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考察报告范文精选

浦江县小学教育考察团赴温州学习考察报告

浦江县研培中心于锡阳

10月13日~15日,浦江县教育局组织全县小学校长及部分教办主任一行共30余人,赴温州市实验小学和温州市蒲鞋市小学进行教育考察.本次考察的重点是校本教研和学生评价问题.考察团实地考察了两所学校,听取了有关专题介绍,在以下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校园充满朝气和人文气息

温州实验小学的办学理念:"创设适合每一个学生发展的教育",体现在办学目标上是"办学品位化,校园生态化,教研特色化,管理人性化".确实,一走进温州市实验小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关注世界,关爱生命"八字校训.半天的参观访问,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学校处处洋溢着一种蓬勃的朝气,到处充满着人文气息.校园里绿草茵茵,小桥流水,典雅宁静;校园一角的儿童乐园,充满童真童趣,情趣盎然;别致的教学长廊,新颖的餐厅设计,分明可以看出他们的匠心独运.图书馆,科学馆成了同学们遨游书海,探索科学的好去处.每到下午第三节课,音乐室里琴声缭绕,舞蹈室里舞姿婀娜,书画室里挥毫泼墨,电脑室里畅游网络,篮球场上龙腾虎跃,游泳馆里蛟龙出水,校园真正成了孩子们向往的学园,花园,乐园.特别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里到处体现出对学生的关爱:别致新颖的课桌设计,五彩缤纷的餐桌颜色,充满温馨和睿智的提示语言等等.如:食堂里的"小主人,别忘了带我回家","你爱干净,我也是",操场边的"来学,来玩,来创造",体育室的"我运动,我快乐,我成长",棋室的"后为棋之最,兵也不逊色",电脑室的"遨游在信息乐园,我就是快乐的",美术室的"欣赏美,感悟美,创造美"等等.真可谓是于细微处见真情,时时处处体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二,校本教研工作做得扎扎实实

为学习先进经验，积极探索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新路子，10月10日，区文教局组织各中小学校长、支部书记及分管教育教学工作的副校长赴宝应参观考察。这次学习考察组织严密，内容丰富，我们跟随考察团边看边议，深感受益匪浅，体会良多。现将学习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考察概述

1、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宝应中、小学教育教学管理的实施情况，学习其先进经验。

2、此次考察的学校有：山阳中心小学、山阳初级中学、范水镇中心小学、郭桥初级中学。

3、此次考察的形式主要是：参观校园，听取校领导在教学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并与他们就学校管理方面的困惑进行面对面交流。

4、对宝应教育的总体印象：无论是聆听几所学校校长的讲话还是深入参观他们学校，都能感觉到他们“以人为本，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人本发展理念，有明确的“规范化——特色化——品牌化”办学目标。不管办学条件如何，都努力在学校现有的条件基础上追求独树一帜的办学特色。坚持从小事做起，精细化管理，重视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鞍山市教育局组织台安县、岫岩县部分中小学书记和党务工作者15人，于2004年4月20--26日，考察了华东(沪苏浙)五市部分学校，围绕学校“三个文明”建设、基层党建的主题，通过看资料、听经验介绍、观摩课堂教学、实地参观等形式学习考察，进行教育文化交流，与考察学校建立了友好关系。尽管这些学校性质、学历教育层次等各不相同，且我们的考察还带有“走马观花”性质，但我们从中还是能强烈地感受到华东沿江地区教育的优势，感受到学校党建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综合我们的所见所闻，华东当地学校教育有着以下一些主要特点和成功经验：

一、立足实际，开展德育工作德育工作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德育工作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灵魂。近年来，当地学校德育工作以当地教育局制定的学校德育工作实施意见为指导，以《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以“让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为主题，以“改陋习、树新风、争创文明校园”活动为切入点，以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为目标，全面推进学校德育工作，并取得了可喜成绩。

1、强化一个理念——良好的思想品质是最重要的素质

上海复旦长新中学戴校长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和能力素质不合格是次品，身体素质不合格是残品，思想品质不合格则是危险品。”因此，各学校在工作中强化了“良好的思想品质是最重要的素质”的理念，确立了“不重视德育的校长是不称职的校长、德育工作抓不出实效的校长是不合格的校长，转化一个后进生与培养一个优等生同样光荣”的观念。

2、围绕一个中心——三级道德教育试点工作

为贯彻浙教工委[2003]32号精神，根据市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遂昌县制定了以“让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为主题的三级道德教育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向全县中小学教师征集“课堂教学如何渗透道德教育”为主题的德育论文，开展了对全县中小学学生道德品质问卷调查，以及百名“教子有方”优秀家长的评选活动。各校结合实际确定了学校道德教育的子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如：学生搜集诚信小故事，编成小故事小册子;诚信小卫士签名活动，并将道德教育试点工作延伸村一级;开展了“3211”活动(寻找中国人三件了不起的事，寻找遂昌人二件了不起的事，发现学校一件了不起的事，自己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市区第三批中小学校长赴上海学习考察报告

潍坊市教育局学习考察团

一,基本情况

200*年4月10日至16日,市教育局组织市区第三批中小学校长一行74人到上海师范大学师资培训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考察培训.期间,全体学员分别听取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景扬,上海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惠贤,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演讲学会会长刘德强,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所教授谢诒范,上海市特级校长,特级教师张锦堂,上海师大师资培训中心高级讲师宋蔚雯,上海格致初级中学校长曹跟林,上海实验小学校长杨荣,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中学校长李文萱,卢湾第一中心小学校长程华,万航渡路小学校长张雪等著名专家,校长的报告,实地考察了上海格致初级中学,上海实验小学,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中学,卢湾第一中心小学,万航渡路小学等名校.学习期间,参训的校长们还进行了两次小组讨论交流,一次全体总结交流活动.

上海之行,使我们对教育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获得了新的启迪.此次考察培训,内容丰富,既具超前性,理论性,又具实践性.通过考察培训,为市区中小学校长提供了与教育专家直接交流,对话的机会,搭建了深入上海名牌学校亲身感受,体验,学习的平台.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专题报告,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学校管理制度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习期间,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认真听课,学习,勤于思考,交流,在与学者,专家的思想碰撞中,学习了新的教育理念,提升了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同时,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进一步加深了认识和了解,为今后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主要收获

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