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犯罪论文范文精选

一、针对环境犯罪刑法内容进行适合延伸

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环境犯罪法，然而，现有的环境犯罪刑法仍然不够健全，刑法内容不够全面，保护范围较小，保护力度不足，虽然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但是站在环境犯罪的角度上看，相当一部分环境犯罪仍然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很难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所以，我国的环境犯罪刑法应综合分析本国实际发展状况，对刑法内容进行科学补充，尽量完善环境犯罪刑法，保证环境犯罪刑法覆盖环境犯罪各个阶段以及环节，我们可以针对环境犯罪罪名实施细化处理，适当增加环境犯罪罪名。举个例子，我们可以针对破坏保护区环境的行为增加“破坏自然保护区罪”；此外，我们还可以针对噪声污染行为增设“噪声污染罪”。

二、针对环境犯罪刑法另外增设危险犯

对于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是不是需要另外设置危险犯这个问题，部分人员认为，从环境犯罪的特征上看，人如果出现破坏环境行为，就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不良影响。这种威胁是否已经开始实施，或者仍然处于潜伏状况，均会给生态平衡带来危害。如果我们仅仅重视结果，很难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预防。所以，要想充分发挥环境犯罪预防作用，我们必须要在环境犯罪行为发生前制定有效措施进行预防，例如，针对环境破坏现象提出警告或者针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另外，也有部分领域对于增设危险犯这一建议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在环境刑法中另外设置危险犯，就很容易造成刑法触角发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法律的公正性，很难彻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综合以上分析，要想避免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和毁损，避免对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就一定要加强犯罪行为发生前的预防，针对即将危害到自然生态环境的现象实施有效惩治。所以，仍然建议另外设置危险犯，对环境刑法的内容进行延伸和完善，充分发挥环境犯罪预防作用。

三、针对环境犯罪行为，采用财产惩罚方法并加强力度

从理论角度上看，财产刑法是用于剥夺犯罪人财产法益的刑法措施之一。财产刑通常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中一种属于罚金，另一种方式为对其财产作没收处理。要想充分发挥惩罚作用，建议不断加强环境犯罪财产惩罚力度，对于那些犯罪事实具有一定特殊性，并且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情况，建议采用财产刑。之所以推荐财产刑主要是因为：首先，大多数犯罪均是因为追求利益而引发的，环境犯罪同时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造成，如果针对环境破坏等不法行为加强财产惩罚力度，就能够有效发挥威慑性，警醒犯罪人吸取教训，切勿再犯，促进环境犯罪现象的大幅度减少；其次，财产型通常具备明显的经济性，跟别的刑法不同，国家无需投入过多的资源对其进行改善，仍然能够获得较好效果。

作者：梅象华单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量的违反治安管理而行政处罚的案件则雷同于犯罪行为，如盗窃中小偷小摸的治安处罚案件，如果变成大偷大摸（数额达到了犯罪程度）则构成了犯罪。行为性质在类别上无法区分，都有社会危害性，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为什么前者有行政法调整而后者则由刑法调整呢？于改之博士从大陆法系社会相当性理论为理论依托，提出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概念即“所谓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是指行为脱逸社会相当性（违法性）的程度危及到了社会共同体的存续，从而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程度的质与量的违法性”[1]P223。论者借助于社会相当性理论把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内涵进一步明晰化，而且通过“社会相当性”概念把行为在手段、目的和行为样态上等脱逸相当性的行为纳入犯罪的范畴内能够在解释论上犯罪的独特性。日本学者指出：“所谓社会相当性，就是从一般承认的、健全的社会通念出发，不具有不法性，也不会唤起处罚的感觉的行为的性质。”[5]P76社会相当性概念能够很好地把民众认同的日常性、惯常性的事态或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正当化，也表明立法尊重人民的感觉和意志且充分考量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在内容上与笔者提出的刑法不得已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刑法不得已原则将行为不得已作为犯罪且用刑罚惩罚，其一个基本前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之上，“不得已”的内涵必须要考量社会基本客观事实，分别以“宪法层面、主流价值和民众认同和社会危害性的特点”几个方面从外延来界定社会危害性，实质上也是对社会危害性内涵的说明。可见，立法上规定某种行为为犯罪，不仅充分考虑民众认同，而且还有主流价值评价和宪法规范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利益等。因此，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似乎仅强调了人民的感觉而没有很好兼顾政治国家上的因素。一般违法到犯罪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对行为的评价究竟是行政法调整还是刑法调整则来自于社会的道德对该行为现象的评价，这种评价又受到主流价值和民众认同双重约束。首先是主流价值不容忍（因其是不法行为）且不能容忍该行为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敌视、蔑视和轻视、漠视的态度；其次是该行为现象超出民众心理容忍度（而这种容忍度在一国地域内某些地区又表现出差异性，例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对全国范围内刑法的变通适用）或者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与道德调整范围的边界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伦理观念传统的国度里，法律与伦理道德始终纠结着，谈及刑法与道德的边界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对此，笔者以南京马尧海聚众淫乱罪案为例来论证二者的边界，从而论证该命题不是伪命题。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尧海主要通过建立“夫妻交换”、“走错房间”、“南京派对”等QQ群，吸引有换偶倾向的人群进行集中淫乱，“公开交流性体验”，其本人组织或者参加聚众淫乱活动十八起之多。该案发生后引起网民和专家热议：否定构成犯罪以中国社科院李银河教授为代表，认为本案没有被害人，法律不能过分干预道德，特别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多元价值观逐步形成，不能用刑法强制调整公民对性取向的自决权以维护主流单一的性道德观念。她曾发文指出：“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他拥有按自己的意愿使用、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国家法律干涉这种私人场所的活动，就好像当事人的身体不归当事人自己所有,而是归国家所有。

聚众淫乱行为能否作为犯罪，从形式上看是立法上的一项制度设计，但本质上则反应了立法对该类行为的价值选择，故争议的焦点为：刑法在何等程度上介入私人道德领域？公民身体自决权是无限的吗？而对于聚众淫乱罪而言，就是法律（刑法）与道德的关系。从价值选择角度上看,对聚众淫乱行为中公民性行为自由应否受到刑法规制，或者如何规制，宏观上有古典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古典自由主义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前期代表人物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提出“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理论等；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事情的权利”[7]P154。后期代表人物如边沁、密尔等把功利主义作为自由的基础，认为国家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国家对公民个人自由遵守不干涉主义。行为人行为只要不对他人造成损害，国家和社会就没有必要干预，公民个人有权作出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国家和社会只有出于防止对他人造成客观损害时才出手干预甚至用刑法干预才具有正当化。密尔说过，“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8]P10《法国国民公会宣言》指出：“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公民在充分享受自由阳光时候，不能侵犯他人自由，这是起码的道德要求，因而自由是有限度和边界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有限的物质世界不可能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求。聚众淫乱行为中不符合主流性道德观念，真的可以将私密的性行为与多数人分享且没有所谓“无被害人之说”（或者密尔所说法律的正当化根据仅仅在于“防止对他人的危害”）的淫乱行为排除在法律特别是刑法规制范围外吗？道德主义则“主张通过立法强制实施预定的道德秩序,确认并保护社会的基本价值。因为公共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之一，社会可以使用刑罚维护公共道德”[9]P107。该观点站在国家伦理价值观的立场上，国家用法律强制推行道德，惩治其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为社会秩序稳定和道德观念培养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就有权利提供法律的强行规定来保护这种伦理道德。彻底的道德主义也可能出现道德法律化或者法律的泛道德化倾向。就聚众淫乱罪而言，若坚持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个人只要不冒犯他人就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包括自己非正统的性行为），聚众淫乱行为人皆出于自愿没有侵害他人利益，没有被害人，那么，连参加聚众淫乱首要分子也不应该受到刑法惩处；若坚持道德主义观点，国家有权利用法律推行社会基本道德观念，聚众淫乱行为违背了主流或者我国传统的性道德观念，那么所有参加聚众淫乱行为人都应该被作为犯罪处理。然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见，我国刑法只对首要分子和多次参加聚众淫乱行为才构成聚众淫乱罪。即没有按照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也没有遵循纯粹的道德主义。为什么我国刑法会这么规定呢？主张道德与法律分离的凯尔森、哈特等分析实证主义虽认为：“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10]P5但实证主义法学派后来也不得不承认道德对法律的影响，诚如哈特所言：“不容认真争辩的是,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道德批评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

从刑法不得已原则的功利性取向上，可以看出刑法一方面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一方面也维护社会秩序，使得刑法既具有人权保障机能又有社会保护机能。文明社会的发展必须兼顾这两种功能的平衡。有学者指出：“我们必须在国家的伦理与市民社会的伦理之间做出权衡,必须在国家的目的和形形色色的个人需求之间做出权衡。”[9]P108从社会保护角度讲，“换偶”虽然是个人私事，或许是个别人“开明的性道德”的行为，还或许是没有直接的被害人，但毕竟背离我国传统文化和主流的性道德观念，而“所谓性道德，一般是指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性的一些习惯或道德规范。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国家，性道德还被称为风化，违背性道德的行为往往被概括为妨害风化。”[12]P59任由伤害风化的性道德泛滥发展必然会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模式和形态，破坏婚姻家庭制度和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稳定，从而威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我国社会主流价值和主流性道德观念所不容许。周光权教授从刑法保护目的角度上也指出：“聚众淫乱罪、赌博罪等,都是出于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的考虑才在刑法上加以规定的。这些犯罪的本质是对社会规范关系、起码的社会伦理的违反。”[13]P34从人权保障角度而言，聚众淫乱罪也从充分考量了公民的性自由，那怕是如“换偶”般的性取向和非主流的性道德，刑法也仅仅处罚首要分子和多次参加者，为警示该类行为的传播，还是为非首要分子和次数较少的参加者提供了自由的出口。反观马尧海聚众淫乱案，其组织或者参加聚众淫乱活动十八起之多，而且通过建立“夫妻交换”、“走错房间”、“南京派对”等QQ群网络为更多人加入提供了平台，也具备犯罪的衍射性和不特定性的特点，形式上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实质上也对我国传统性道德观念带来了破坏性冲击。笔者认为法院判决还是比较妥当的：李银河教授主张公民有身体支配权，或者说无被害人的行为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观点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有些道理，刑法不得已原则考虑现实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而该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立法也就应该是个动态行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法律会给予公民更多的自由，或许如同在没有设定聚众淫乱罪国家一样，不把马尧海“换偶”行为作为犯罪。但我国现实国情还要将此种行为纳入犯罪管辖，不是没有直接被害人就不被国家干预，国家在必要时候还是要动用刑法来维持主流价值观。如我国《刑法》第434条战时自伤罪的规定表明行为人自己也不能在负有军事义务时，通过伤残自己身体的方式逃避履行义务，这种同样有违背我国传统和主流价值观念的行为也必须作为犯罪处理。对于马尧海案而言，法院既兼顾了法律规定又考虑了社会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在本案中即为公民个人性取向或者性道德，从而准确定罪处刑，尊重犯罪了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

关于犯罪构成的属性，刑法学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1）法定说；（2）理论说；（3）理论与法定兼有说⑴。笔者认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之法定”的视角来看，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类型化的犯罪规格和标准。因此，笔者赞同“法定说”。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个要件。但是，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对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批判，甚至有学者对传统的犯罪构成进行全盘否定，并提出以德、日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取代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目前，批判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主张主要有：（1）犯罪客体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犯罪构成仅包括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⑵；（2）犯罪主体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犯罪构成仅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⑶；（3）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均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犯罪构成仅包括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⑷；（4）传统犯罪构成不科学，应采取德、日大陆法系的犯罪成立要件，以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取代传统的犯罪构成要件⑸。面对猛烈的批判声浪，我国一些学者竭力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辩护，并论证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科学性⑹。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我国刑法的规定已蕴含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犯罪构成。但是，哪一种犯罪构成属于我国刑法的规定里所蕴含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犯罪构成呢？为此，有必要研究犯罪构成的种种模型，并追寻真正的科学犯罪构成模型。

一、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犯罪构成和犯罪的概念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高度概括和浓缩，是犯罪构成的基础和范围，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它们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为此，应从犯罪概念出发来探讨犯罪构成真实模型。

（一）对现行犯罪概念的质疑。

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明文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据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触犯刑律而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犯罪有三个基本特征：（一）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二）具有刑事违法性；（三）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笔者认为，《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概念是不科学的。该犯罪概念违反了“定义必须相应相称原则”。

该概念将“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属性作为“犯罪”的本质属性之一。这里所说的“应当受刑罚处罚”并不是说“必须受刑罚处罚”，因为在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下，虽然行为没有被给予刑罚，但是，该行为也被认定为犯罪。因此，这里所说的“应当受刑罚处罚”是指原则上应受刑罚处罚，但是，没有受刑罚处罚也可以。既然没有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那么，“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属性就不是犯罪概念必须具备的属性。其实，“应当受刑罚处罚”本来就不应成为犯罪概念的本质属性，因为“应当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犯罪是因，“应当受刑罚处罚”是果。作为原因的犯罪自有其自身的本质属性，无需借助作为结果的“应当受刑罚处罚”作为本质属性来加以说明。

作者：苏凯张倩倩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

构成要件要素：刑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成立犯罪所需要的所有要件的有机整体，构成要件是刑法解释的基础。同样，各个要件是由不同的要素所组成的，即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这些要素从不同角度说明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对构成要件的理解适用，有赖于对构成要件要素的正确理解。因此，刑法解释中对于刑法文本解释的首要前提是正确解释构成要件的要素。对于构成要件要素，根据不同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笔者在此不对构成要件的具体分类进行过多的阐述，仅选取对于刑法文本的解释具有类型化意义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分析。（一）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及解释法律由语言表述。构成要件是刑法记载侵害法益的违法类型，在使用语言表述构成要件及其要素时，至少会出现三种情形：第一、只要描述某种客观行为，就能够肯定该行为是侵害法益的违法事实，不会对之产生分歧，比如“故意杀人”等就是纯粹的描述性概念；第二、纯粹描述与价值评价概念相结合，仅有描述概念，容易把侵害法益与不侵害法益的行为同时包含在内，因此需要使用价值评价概念，将没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排除在外；第三、在描述概念的同时使用价值评价概念，使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涵盖在构成要件内。在第二、三种情况下，包含价值评判概念的构成要件要素就是规范构成要件要素，比如“淫秽”、“猥亵”等。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正确的区分可以有利于解释者的理解与判断。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的三分说，将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分为三类，“一是法律的评价要素，即必须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评价的要素；二是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即需要根据经验法则作出评价的要素；三是社会的评价要素，即需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或社会意义作出评价的要素。”[6]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评价以及价值概念，这些主观性较强的概念对解释者提出了考验。不同类型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有所不同，解释者必须根据各自的特征进行妥当解释，力求解释结论合理适当。对于法律的评价要素，法官们进行解释时必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内涵，结合这些法律法规的目的进行把握，避免得出不合理的结论。对于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法官在解释时必须结合案件具体事实，以相应的经验法则做出判断，而且法官在进行经验判断时，要以行为时存在的所有客观情况为基础，根据客观的因果法则进行判断。对于社会的评价要素的解释较为困难，解释者应该注意通过考察案件事实的社会影响，了解一般人的观念，注意用当代的社会标准，做出符合当代的解释，不要过度依赖于自身的观念，要合理地修正自己的前见。(二)整体的评价要素及解释我国刑法分则将“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某些罪的成立要件，例如《刑法》第238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种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整体性规定就是整体的评价要素。之所以会在某些罪中有此类规定，是因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其违法性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却又难以通过增加某个特定的要素使违法性达到值得处罚的程度，或者难以预见具备哪些要素时，行为的违法性能够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或者虽然能预见但不能做简短描述。于是刑法条文作了一个整体性的规定，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就以犯罪论处。”[7]此外，这种概括性的规定还可以保持刑法分则的开放性，以便适应变化的社会事实，有利于刑法的稳定。整体性的评价要件的概括性决定了适用时必须对其进行解释：究竟哪些情节可以算作“情节严重”中的情节。一般认为，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并非特定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任何一个方面的情节，只要某一方面情节严重，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认定为犯罪。然而，如果某一行为本身的违法性并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那么即使主观上再值得处罚，也不应当认定为犯罪，否则便是主观归罪。例如，单纯的卑劣的动机，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此外，该行为人必须具有非难可能性，行为人只能对能够归责于他的违法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因此，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必须解释为能够归责于行为人的客观方面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此外，依据不同标准对构成要件要素所进行的分类，比如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等也有着自身独特的解释规则，在此不一一赘述。笔者只是通过上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构成要件要素类别，以阐明构成要件要素为刑法解释的内容，不同种类的构成要件要素解释方法不同。

在事实与构成之间：犯罪构成的解释方法

虽然犯罪构成是以文字表述的形式规定在成文刑法中，但是对于构成要件的解释并非仅仅根据文字就可以发现其全部真实含义。法律只要适用就必须进行解释，有些国家的刑法制定已逾百年，这种解释一直存在，只要刑法不被废止，就将一直进行下去，原因就在于“一个词的通常的意义是在逐步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8]“活生生的正义还需要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制定法的真实含义不只是隐藏在法条文字中，而且同样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生活事实的变化总是要求新的解释结论解释者应当正视法律文本的开放性，懂得生活事实会不断地填充法律的意义，从而使法律具有生命力。”[9]因此，对于犯罪构成的解释也必然离不开案件事实，解释者必须使目光在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往，使两者彼此对应，一方面将案件事实与犯罪构成拉近，另一方面将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拉近。如果我们将犯罪构成的解释定义为一个事实与构成对应的过程，那么，首先必须回答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究竟是概念还是类型这个问题。在法律方法论层面上，学者们倾向于将法律概括为类型而非定义，以适应法学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需要。“在法律世界中，确定的法律概念在全部法律概念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大多数法律概念或多或少都具有不确定性，内涵不确定，且外延开放的‘概念’大部分就是类型，人们之所以仍称其为概念，只是因其具有高度抽象化之特征而与确定的概念较为接近之缘故”。[10]“虽然法律中适用的大多数概念具有一个稳定的意义内核，但同时也具有一个‘边缘领域’。如何给一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划定界限呢？在‘边缘领域’内部，也只有通过解释才可确定其界限。在很多情况下，法律看上去是给某个概念下了定义，但实际上只是对某种类型进行了限定。”[11]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刑法分则条文并非界定具体犯罪的定义，而是以抽象的、一般性的用语描述具体犯罪类型。把犯罪构成定义为犯罪类型，犯罪构成就具有了开放性，不同于概念的封闭性，类型一直是对事实进行开放的。解释者在解释犯罪构成时要运用归类思维，带着案件事实可能含有的法律意义的“前见”去寻找可能适用的刑法规范并且对关联规范进行挑选、整合，从而形成完整的一个“犯罪类型”。同时，对于小前提法律事实的形成，法官要通过对照可能适用的“犯罪类型”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裁剪”，使之趋近案件规范的规定，并且这两个过程是不断交互进行，直到案件事实被归类到特定的规范类型之下为止。

我国刑法一直使用的统一犯罪概念应当分立，按照社会危害性性质、程度实行犯罪行为分类，可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犯罪概念分立的价值在于，使社会对犯罪的评价标准更为清楚、明确，使犯罪概念的总标准和犯罪构成具体标准相衔接，为刑罚处罚个别化、多层次化提供基础。

犯罪概念在全部刑法中是指导性的概念，刑法中几乎所有新问题，都是以犯罪概念为基础和前提的。纵观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中犯罪概念五十余年的探究，其主要方向是放在对犯罪本质——阶级性、犯罪的定义和特征上，即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犯罪的精辟论述为基点摘要：“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1)，“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2)，从而彻底摆脱了旧法学的桎梏，实现了刑法理论的根本变革，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犯罪的阶级本质和产生发展消灭的历史规律，确立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三大特征。以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条规定为标志，确立了犯罪的定义和划分罪和非罪界限的总标准。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第12条基本沿用了这一犯罪概念和定义，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也为建立科学的刑法学体系和深入探究犯罪和刑罚的关系，指导司法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状况迅猛变化，各种新的犯罪现象亟待探究，需要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刑法典的修订任务繁重，刑法理论界对犯罪类概念的探究停滞。和此同时，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典后，刑法修订时来不及遐顾和疏漏之处的新问题逐步显现。“假如犯罪的概念要有惩罚，那么实际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3)为了适应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大趋向和国内司法实践的需要，使我国刑罚的尺度更加准确，使罪和刑更加相当，也使刑罚处罚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我们应当对我国刑法犯罪概念的类别划分加强探究，将我国刑法和刑法学中一直使用的统一的犯罪概念分立，即按照社会危害性性质和程度实行犯罪行为分类，设立分立的犯罪类概念。参考国外立法例和结合我国实际，犯罪行为可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三大类。依照刑法可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是重罪；依照刑法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是轻罪；依照刑法可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适用保安处分、免予处罚的是刑事过错。

一、统一的犯罪概念和犯罪分类

犯罪分类，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将犯罪划分为若干种类。在刑法理论上，对犯罪有许多种分类的方法，其中主要的有两种摘要：一是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来分类；二是按照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来分类。作为犯罪概念的分类，是指按犯罪行为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所进行的犯罪分类。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并将其纳入犯罪概念之中，使犯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抽象，而且从社会学、犯罪学的另一高度，使其真正成为划分罪和非罪的界限，成为熟悉和区别各类犯罪、违法和过错行为的性质、程度的总标准。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多将犯罪按行为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的侵害程度分为几类，如重罪、轻罪、治安(违警)罪等。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摘要：“法律以违警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轻罪。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所处罚之犯罪，称重罪。”《英国刑法汇编》第二章犯罪分类和其罚则之普通规范第20条规定摘要：“每一犯罪不为叛逆罪，即为重罪或为轻罪”。1941年《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摘要：“凡法律规定单独处监禁或拘役，或者监禁、拘役任选一种并科罚金，或者监禁和拘役并科罚金的违反刑法的行为，均认为是犯罪；凡法律规定单处拘留或罚金或者两者任选一种，或者拘留并科罚金的违反刑法的行为，均认为是违警罪”。另外，在一些国家实行犯罪分类，采取分立的犯罪概念中，使用了刑事过错或刑事罪错的概念(通常是指可判处剥夺自由刑1年或6个月以下刑罚的行为)用以代替稍微犯罪行为概念，并将其作为犯罪概念分立化——犯罪行为分类的类别之一种，规定在刑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