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刑法论文范文精选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刑法》，自1997年10月l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专设“破坏环境资源罪’，，规定了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的犯罪，第338条规定厂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处置有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在我国刑法首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推动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运用刑罚手段，打击污染环境的犯罪活动，使之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修订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而废除了1979年《刑法》第79条规定的类推制度。由于1979年《刑法》未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因而在现行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保护法规，分别对违反规定，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违反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固体废物，造成重大污染事故以及违反规定，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均比照1979年《刑法》第115条规定的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或比照第187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论处，依此分别类推为重大大气污染事故罪，非法收集、贮存、处置固体危险废物罪，重大水污染事故罪等。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自修订后《刑法》生效起，将废除上述比照类推的三个罪名，并依照修订后《刑法》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定罪处罚。

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概念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即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害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并且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该犯罪的行为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l)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所造成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不是一般环境污染事故而是重大污染事故。(2)该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38条规定，只有当行为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具有刑事违法性时，才能认定为犯罪。(3)本罪应是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因此，违反国家规定，所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性，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刑事违法和应受惩罚性的基础。

3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构成特征

【论文关键词】贪污罪立法漏洞贪污罪主体

【论文摘要】由于贪污罪本身的复杂性，贪污罪的概念不仅要全面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之规定，还要考虑到我国刑法理论对贪污罪的理论界定，但目前的规定与表述存在着许多不准确的地方。笔者提出，对于我国刑法中关于贪污罪的规定进行重新认定，尤其是有关教科书、司法参考书或论文一定要加强对贪污罪的研究，真正彻底完善贪污罪的法律认定。

一、贪污罪定义认定

我国刑法中涉及贪污罪的条文比较多，计有5个条文规定着贪污罪，即分别是第382条、第383条、第183条第2款、第271条第2款和第394条，上述条款之间存在着互相交叉的内容，由此导致了对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的定义表达的困难。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应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但是，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而窃取财物的除外。

二、贪污罪主体认定

贪污罪主体的本质属性是什么，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笔者认为，贪污罪主体的包括三个部分：即从事纯粹的国家事务的人员，也就是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中的事务人员；参与管理的社会事务的管理人员，即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事务管理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单位对国有财产的经营管理人员。贪污罪的本质要求主体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人员。也就是说，从事公务活动人员必须是职业责任的履行行为人，而非权利行为人。仅仅从事劳务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比如，直接从事生产、运输、服务性劳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勤杂人员、个体劳动者、部队战士等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现状；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缺陷；相关发达国家反商业贿赂立法；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几点建议等进行讲述，包括了经济方面的反商业贿赂立法、行政方面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刑事方面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国际法方面的反商业贿赂立法、规定抽象、体系分散、处罚轻缓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关键词：反商业贿赂；立法完善；处罚机制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作为一种普遍商务潜规则的商业贿赂呈高发趋势，已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文章分析了我国目前反商业贿赂法的立法较为滞后、轻缓和混乱的现状及其缺陷，参照德日等发达国家关于反商业贿赂的立法，提出了完善反商业贿立法的建议。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全国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共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9963件，涉案金额达34.2亿多元。我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它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的交易秩序，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至今并不完善。

一、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现状

1．经济方面的反商业贿赂立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晶。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同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我国《公司法》、《土地管理法》等经济法律法规也从不同角度对禁止商业贿赂行为作了规定。

论文关键词：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行政性控辩审三方辩护权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分析，说明这种四要件理论的行政性太大，行政的宗旨是效率，而不是司法所追求的正义，所以四要件理论需要改进，从而得出犯罪构成即定罪的过程应该是在控辩审三方的共同参与下，在程序性的互动过程中达成的结论，并通过保留被告人的辩护权来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一、引言

对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认识和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建议采用二要件论（即去掉客体、主体和主观合并成主观构成要件），也有人建议采用大陆法系的三阶层论，还有人认为还是四要件论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对于以上各家之言，笔者都不作多的评论，只想从当前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四要件论来阐述我国现在采用的四要件对于人权保障、社会保护和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二、我国犯罪构成的要件

我国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认为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包括四个方面：

【内容提要】堵截构成要件是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表现为“或者其他型”。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对非法经营罪做出修改，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个罪构成。限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成立犯罪之范围的同时，有必要对司法解释与单行刑法明确的非法出版行为、非法买卖外汇行为和扰乱电信市场秩……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在分解投机倒把罪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增罪名。1997年刑法采纳学者建议，(注：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263、264页；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5页。)分解投机倒把罪、增设非法经营罪。单行刑法与刑法修正案相继对非法经营进一步做出现定，司法解释不断丰富非法经营罪的“其他”行为方式的内容，形成非法经营罪构成的繁复局面，导致非法经营罪认定的诸多困难。本文正基于此，根据相关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作进一步阐述，以求廓清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并在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非法经营罪。

一、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