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一、基础知识目标：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标志；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及基本内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巴黎和会对中国问题的无理决定；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

二、思想教育目标：

1.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它促使人们追求民主与科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2.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三、能力培养目标：

论文摘要:曾以诗言志“不因政治忘学术,不因学术忘政治”的张君劢先生,在中国宪政史上被誉为中国的宪政专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当代新儒学大师之称,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前者基于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和宪政活动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影响,后者基于张君劢在中国当代学术上的贡献。

“立身儒行,期于民主”的张君劢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矢志于中国宪政事业的着名宪政专家,也是以学术为业对儒家义理作了悉心抉发的新儒学大师。在政治和学术两大领域里,张君劢倍尝艰辛建树卓着。张君劢的一生,不论是在政治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奔波劳作,还是在学术独立王国的强探力索,他所做的都是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都是致力于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学术与政治比起来,学术是张君劢的第一生命,而作为第二生命的政治则置于学术的理境中。或者说,学术是张君劢赖以安心立命的根基,而政治活动则是张君劢对自己学术思想的身体力行。

190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20岁的张君劢,在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约翰穆勒议院政治论》,这篇关于宪政的基本见解,贯穿于他一生追求宪政的活动中。1907年张君劢与立宪巨子梁启超共同发起推动清立宪的政闻社,第二年即回国奔走于宪政活动。1912年在外蒙独立的问题上,张君劢在《少年中国》上发文抨击袁政府,历数政府十大罪状,并推政府袖手旁观于外蒙分裂之原因在于:“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碍,虽牺牲政策在所不顾。一若国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从而得罪政府。为避免遭到可能的政治迫害,去了德国。1916年,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共和,张君劢千里迢迢回到国内。继之而来的诡谲的政治风云,将张君劢及其立宪派的努力化为一段不堪回忆的经历。尽管如此,张君劢对宪政的追求仍然矢志不渝。1922年他起草了《国是会议宪草》并作说明书《国宪议》,1924年他创办国立政治大学,该大学于1927年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关闭后,他着手翻译拉斯基的《政治典范》。1929年张君劢在上海行知学院义务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因曾着文批评国民党的,遭政治绑票。1932年张君劢与二张中的东荪一起发起成立国社党,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1938年《立国之道》发表,张君劢再次阐述了他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即以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协调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为目标,对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作修正。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宪政运动潮,张君劢是历次宪政活动中真诚而又活跃的人物。他组党、参政、斡旋、再次起草宪法草案。这段时期发表的对后世有影响的宪政文字有《现代宪政之背景》、《人民基本权利的三项保障》、《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等。张君劢为中国的宪政事业呕心沥血,但他没有看到他理想中的宪政在中国的建立。

自青年时代即有志于中国的制宪事业、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对西方的政治典籍耳熟能详的张君劢,可以说是中国宪政进程一败再败、再再失败的参与者担当者和清醒的认识者,他经历多次的失败之后,在1946年最后一次起草宪法草案时,曾这样述说心中的沉重:“我从二十岁左右起,热心宪法问题,中间也从事过宪法草案,隔了四十年后,所从事的还是一部宪草。对于自己,这是一件伤心事,对于国家又是一个大不幸。”[1]尽管民初以来的制宪活动屡屡失败,张君劢还是希望从1946年起,这次起草的宪法草案能造成国家统一、奠定国家和平、促成国家法治。而不要象天坛宪草、曹锟宪草、中华民国约法那样,成为一纸空文,陷于同一命运。在草案起草完毕后,张君劢还以绝痛的笔调这样写到:“我自己是参加宪草的人,有的时候自己身当其境不能不负起责任,但是回顾民国初年以来的历史,几乎自己没有勇气来执笔,替字纸篓再加上一堆废纸。”[2]但他毕竟以绝望中的希望再次执笔宪草,因为他“一生的志愿在此,自难舍此而他求。”[3]况且,不论前景是多么暗淡,“又不能不作姑存一线希望之想”。当现实将这绝望中的最后希望粉碎之后,63岁的张君劢讲学于海外。

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张君劢拒绝台湾国民党的重金拉拢,坚持独立不倚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坚持宪政理想的追求,但他的全幅生命更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学术事业中,这是对他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学术价值取向的回归。实际上,“受到理论和实际双重刺激”的张君劢,自从在青年时代决心师从一代哲人倭伊铿以学术为业的时候起,就从未疏离过学术,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不论是在为民主宪政奔走的年代里还是在被国民党软禁的日子里,不论是在为抗日为国难而四处演讲的时期还是在流亡海外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张君劢的学术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中一以贯之的祈向则在于会通中西文化,并通过儒学的复兴以复兴民族文化,通过儒学的复兴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

以年代为序,张君劢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探索留下的有代表性的着述有: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的系列文字,《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30年代的《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立国之道》、《中国与欧洲之文化比较》,40年代的《科学与道德》、《现代文化之危机》。50年代之后的《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等等。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0）03—0023—04

在述评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下简称“两用”）这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时，理论界一般只是将“两用”方针与其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以下简称“二为”）简单地分开解释、论证，以至没有阐明“两用”方针与“二为”方向事实上的内在联系。这就使人觉得不够严谨，不够充分。本文试图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以求有助于文化思想研究的深化。

一

“两用”方针与“二为”方向，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形成的。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由于深受其师杨昌济“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和“经世致用”治学方法的熏陶，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就比较注意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洋文化，来发展中国的新文化。1915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说，“观往迹制今宜”；“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1]。表明实际上萌生了“两用”思维。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工业设计的文化属性；工业设计参与文化认同的构筑；设计创造力与创新文化的相互演化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工业设计是一种文化事业、工业设计只是企业內部的“私事”、设计创造力是指工业设计的核心专业活动、创新文化大多是个人与团体以往和现在的创造行为所积累而成的、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全球化已演变成一场文化危机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工业设计常被视为经济活动的一环，其专业价值侧重于为企业服务的个体经济行为和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总体经济行为，但工业设计与构成整体国力不可或缺的文化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反而被忽略了。本文从若干涉及文化层面的内容切入，阐述了工业设计属文化生产专业、工业设计积极参与了文化认同的建筑过程、设计创造力与创新文化因素相互演化三个命题。

[关键词]工业设计创造力文化竞争力

一、工业设计的文化属性

工业设计是一种文化事业，这是中国提升产品文化竞争力过程中一个重要命题。过去中国工业设计主流论述是往经济与工程的靠拢，将新产品设计开发视为其核心专业活动，並以“形式—机能”、“技术—市场”等二元对立来理解产品。前者大多是遵循现代主义“形式追随功能”的教条，后者则不外是强调技术创新主导消费市场的生产导向派和注重消费者需求引导产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派。这两者过去很少受到质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情况才大有改变。“存在”的问题是工业设计发展最根本的哲学基础。不论有多少种可能的答案，忽略了产品象征意义的层面，就根本无法掌握当今工业设计专业的基本性质。上述的问题或多或少都牵扯到文化层面，要掌握工业设计的本质就不能无视于文化课题。其次，过去的技术与市场观点一方面偏执于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与好用、可用、实用的设计考虑，忽略了较高心理层面上的需求、渴望与身份认同。结果一些善意的老师得出几条过度简化的公式来教导学生，例如“工业设计=工程十市场十人体工学”。然而，德制高级汽车的技术与舒适感未必比日制同等级汽车优越，但是所谓“德国双B”的Benz与BMW仍然是众多亚洲消费者的最爱，这类消费行为很难单凭传统的技术与市场层面来理解。

在消费文化兴起之际，大家逐渐意识到在后现代社会脈络中，所谓消费其实就是消费符号，所以产品就是提供消费者塑造自我形象和风格的符号，而且代表符征的产品与服务形式可以和代表符旨的所诠释的象征意义脱钩。以上的例子说明了工业设计总是涉及象征意义、价值与认同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工业设计师所从事的是一种远比仅涉及技术与市场问题或形式与机能问题还要高深莫测的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