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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核心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一、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少量刊载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实践活动、分析其新闻作品的文章。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集,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1958年8月出版)。“”期间,国内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1978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等相关文集出版。总的来说,80年代之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的分析梳理,可以说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发展成熟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
进入80年代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教学单位的一批研究者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发展脉络,使之系统化,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学者们所研究的文献中纳入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论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年出版);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年出版);陈力丹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1987年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年出版)等。90年代以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纳入并重视中共各代领导人的新闻观点。同时,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融入研究之中。例如,陈力丹所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出版),“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三、进一步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基本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部分出现。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一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拓展的专著。例如,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05年出版),选编了25篇论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年出版),扩展了原有的研究,并以思想体系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吴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2005年出版)、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2007年出版),则以集中梳理、呈现原文的形式,成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经典文本;此外,还有范敬宜、李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2007年出版)等著作,以不同形式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此外,新世纪以来,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以“马克思”和“新闻”为主题关键词搜索“新闻与传媒”类目下2000年之前的论文,一共有782篇;以同样的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新世纪以来所收录的相关论文,共检索到2001篇(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1日,下文中“新世纪以来”所指区间均为此区间)。单独看这个数据,不到15年里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约是之前51年总和的2.56倍。然而如果以同时间段“新闻传媒”类目下的论文总量比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论文数是之前的4.75倍(新世界前后能检索到的论文分别为103600篇、491218篇),比值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1.85倍之多。可见,虽然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在绝对值上增加了,相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其他课题,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热度并不算高。作为常谈常新的课题,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恒温”的态势。由于论文相对专著更为轻巧,更容易采取新的视角、拓展研究视野。例如,将目光投向以往的研究中论及较少的话题,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新媒体与互联网等等。现有的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主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多是针对当时新闻传播活动遇到的问题而发的。由于经典作者们所身在的具体环境差距不小,对同一话题亦会有不同见解。学者们为求全面性,在呈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就不得不采用较低的概括层次,对其当代意义的追寻亦较为薄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既体现出实际价值又体现出学术价值,这是需要学人继续探讨的问题”。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因此,对于它的未来,大家都十分关心,特别是学习传播学的同学特别关心。为此,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诞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是对传统的广告和营销传播理论的革命性创新。目前,这一理论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论文通过CISSI期刊文献梳理,分析了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尤其是在新闻与传媒领域的研究应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电视媒体及电视节目中的探索与应用。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中国;电视节目;新闻与传媒
1研究背景
1989年,美国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对全国商品广告主进行了营销传播实施现状的调查,唐•舒尔茨等人率先为整合营销传播做出界定:“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概念,它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附加价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接反应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最大化。”随后不同学者也提出不同的整合营销传播定义,连唐•舒尔茨本人也没有完全确定的定义,“整合营销传播”仍然面对理论上的困惑,但“大量的广告公司和营销机构仍在继续他们的‘整合营销’或‘整合营销传播’实践。”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介绍到中国之后,引起了各领域的关注。本文作者简单梳理了CISSI期刊论文,大致得出我国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研究状况:(1)整合营销传播相关文章的数量及时间分布:据统计,CISSI期刊论文中,最早于1998年有3篇整合营销传播相关论文刊登,之后每年都有相应论文刊登。2006年有关整合营销传播的论文达18篇,为论文数最高年,其次为2009年,共11篇。(2)整合营销传播相关文章的主题分布: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各领域具有相应研究,其中企业经济、贸易经济、新闻与传媒、出版及市场研究与信息等领域相应研究较多。本文将主要就新闻与传媒领域有关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期刊及论文进行梳理,并深入探讨中国媒介市场竞争中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2新闻与传媒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研究
CISSI期刊中,《国际新闻界》、《电视研究》、《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界》、《中国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这些期刊刊登了新闻与传媒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研究的相关论文。从期刊看,《电视研究》、《现代传播》、《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刊载论文较多。其中《现代传播》刊登6篇,数量最多;《电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次之,均刊登5篇;《新闻界》则刊登了4篇。其余则都只有1篇。就刊登数量较多的期刊,作者通过梳理总结了其侧重点和特色。《电视研究》5篇刊载论文均为电视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包括电视品牌、电视节目、电视媒体等方面整合营销传播的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较《电视研究》范围较广,除涉及电视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还包括大型晚会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在电视媒介额整合营销传播应用研究方面,《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更注重就节目内容与公信力角度打造进行研究。《新闻界》4篇论文分别设计整合营销传播的媒介实践总体研究,媒介产品中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及电视剧和报纸的整合营销传播问题。《现代传播》则范围最广,不仅涉及整合营销传播在媒介领域的实践,还关注整合营销传播在广告、分众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应用。从内容看,涉及了对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研究,如《解读整合营销传播学》。涉及了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如《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的研究与实践》。还涉及了整合营销传播在媒介中的应用实践,这部分研究又可分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媒介实践总体研究、媒介产品中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新闻媒体整合营销问题等研究,及电视、报纸、新媒体、大型晚会等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作者通过对论文的梳理,对涉及内容的研究做相关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