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范文精选

一、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学术生涯及其《宫廷社会》的出版

1933年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一篇名《宫廷人物：宫廷社会学、宫廷社会和专制君主的构建》的职称论文，使他获得了在德国大学任教的资格。但因纳粹上台而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先是逃到法国，随后奔赴英国。1954年他成为英国莱斯特大学讲师，在其57岁高龄时才开始其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1962~1964年，在他正式退休后，他到西非成为加纳大学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收集了大量非洲艺术品。在1960年代中期，他在德国和荷兰担任客座教授。1978年到1984年他成为德国比勒费尔德跨学科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1990年死于阿姆斯特丹，享年93岁。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职称论文最初写的并不是关于宫廷社会的题目，而是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指导下写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谱系》。这篇论文的写作提纲是在他死后在阿尔弗雷德的文件中发现的，主要探讨的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他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着力尤多。在他以后关于知识、科学和艺术的著述中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但这篇论文却并未完成。在1930年他成为卡尔•曼海曼的助手时，他中断了与阿尔弗雷德职称论文的合作计划，改变了他的研究主题，转而开始写作关于宫廷社会的职称论文。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这篇关于宫廷社会的论文后便开始了流亡生涯，因此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60年代他退休后他才发现了这篇论文的打印稿，并在此稿基础上于1969年出版了德文版《宫廷社会》一书。那篇德文的职称论文现已遗失，它与该书的异同难以考究，不过该书的第一章《社会学与历史学》是为1969年出版该书而专门写的；关于散见书中的对社会学的批判和附录1等内容都是后来才写的。

二、诺贝特•埃利亚斯主要的社会学观点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反映了他在后来的一些著述中表达的社会学观点，即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长时段的历史观。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集中在《个体的社会》一书中，在书中他将个体的人置于社会与历史中来认识，认为人是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他认为“单个的人，从他出生之日起就被置于某种具有完全特定结构的职能序列中，他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个职能序列，根据它来塑造自己，并且以它为出发点适时地发展自己”，而否定“天地初开，惟有一人，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已成年之人”，这样，人的本质便是社会关系的构成和历史的构成。埃利亚斯不同于同时代多数社会学家，他主张在长时段中考察社会发展，反对社会的静态研究；同时又反对社会发展的目的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很大，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的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存在着某种规律，人的自然特性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对此，埃利亚斯一方面采取了社会进化论的长时段研究传统，反对静态的社会研究，例如他反对他的主要竞争理论帕森斯的共时功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了社会进化论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社会发展是能够走向倒退的。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其长时段历史观使他提出了“构型”的概念，并在分析宫廷社会时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埃利亚斯的“构型”，是指“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中的权力均衡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首先强调人是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即社会关系之中的，网络由人构成，一旦形成便无法离开它；其次，强调了网络内部的不稳定性、变化性，因此网络或社会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动的结构，需要对此进行动态和历史的研究。这样，“构型”这个概念便整合了他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学观点。他在《宫廷社会》一书中最早应用了这个概念来研究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宫廷社会。

三、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比较诺贝特•埃利亚斯

在《宫廷社会》中对宫廷社会的论述首先是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比开始的。作为社会学家的他研究的宫廷社会并不是他所处时代的宫廷社会，而是旧制度下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宫廷社会，因此他的研究既是社会学的研究，也是历史学的考察，两者区别明显却也密不可分。他首先认识到了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他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并非像普通社会学家那样对其作横切面的研究，而是将其放入较长历史时段中来考察，“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考察如果离开许多国家宫廷社会的长期发展将是无任何意义的，”惟有如此才能解释“在构型中相互依赖的人们如何使统治者在少数人帮助下维持他们对压倒多数臣民的长期统治”这个问题。历史学的研究对此的解释是诸如路易十四之类的君主采取某些策略而维持了自己的权位，社会学的研究则将君主和臣民置于某种相互关联的网络中来考察，认为他们的地位是由某种社会结构决定的，但这种社会结构却正是个别君主策略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样，离开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是目光短浅的、狭隘的。他对历史学研究的局限性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认为历史学研究通常更强调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传统历史学（实证历史学）的研究将孤立的不可复制的资料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缺乏系统的或可作证的架构。”即历史学的个别研究不能说明问题，而只是资料的堆积。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反问：“文献之类的原始资料难道就是历史的本质？”对他来说，没有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历史人物是很难评判的，只有将人物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理解他们的价值和意义，这才是历史的本质。即缺乏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研究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因此，他认为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必须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即用“构型”理论来解释宫廷社会。他认为，“宫廷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于构建它的个人之外的现象；个人一旦构造了它，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人都不能独立于他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之外。”因此法国宫廷社会这个“构型”由路易十四等君主构建后，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维持着稳定，少数人长期维持着对多数人的统治。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看来，个人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构型却是可以复制的，这就是构型形成后个人不能脱离它的原因。但构型并不是一个永远稳定的结构，其内部力量对比常有变化，一旦内部力量对比失衡构型便被打破；法国宫廷社会的终结便是构型内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税收筹划是企业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复杂决策过程，是依据国家法律选择最优纳税方案的过程。它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的筹资、投资、经营等各项活动，还与国家、政府、税务机关及相关组织有很大的关系。税收筹划论文就税收筹划的含义、特点、方法、作用以及应当注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税收筹划论文分析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企业的客观理财环境之一，如何依法纳税并能动地利用税收杠杆，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成为企业理财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出发点。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税收筹划，不能有效地安排税务事项，就谈不上有效的财务管理，也无法达到理想的企业财务目标。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如何在税法许可下，实现税负最低或最适宜，也就成为企业税收筹划的重心所在。因此，税收筹划论文深入探讨企业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和筹划思想，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税收筹划论文税收筹划的含义与特点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税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通过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节约税款，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税收筹划必将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论文提到它具有以下几个显着的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符合税法的规定，而且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这是税收筹划区别于偷税避税的根本点。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国家在制定税法及有关制度时，对税收筹划行为早有预期，并希望通过税收筹划行为引导全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税收的合理分配，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因此，提到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企业负有纳税义务。一旦经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税收筹划就是要将税收作为影响纳税人最终收益的重要因素，对投资、理财、经营活动做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

药学论文是药品科研成果的文字体现，其内容必须具有科学性、首创性、逻辑性和有效性，而且还应遵循一定的写作格式和要求，要做到结构严谨，层次清楚，语句通顺，合乎文字修辞要求。而许多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不能兼顾这些方面，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以致影响论文的质量和可读性，影响论文投稿的命中率，同时也增加了编辑工作难度和工作量。笔者结合本刊论著类文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一分析，意在对作者的写作有所帮助。

论著类论文种类较多，包括基础性实验研究、临床药学及临床应用方面的研究，回顾性临床评价等。文稿的基本结构除文题、作者、摘要、参考文献外，其正文部分又分为引言、材料和方法、结果、讨论和结论四部分。

1文题

又称题目、标题、篇名，是一篇论文内容的窗口，它集中表达最重要最中心的信息，是文章精髓的聚光镜。正确的命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拟文题时应简洁、确切、醒目，能反映论文的特定内容，避免冗长，20字内为宜。但不少作者往往不够重视。从大量来稿中发现，约有50%的文题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需要加工修改。主要问题有：

1.1冗长繁杂如“健脾生血冲剂治疗成人血虚证及缺铁性贫血的临床观察——169例临床观察报告”长达34个字，文题不够精炼；且血虚证及缺铁性贫血概念不清，应改为“健脾生血冲剂治疗成人缺铁性贫血169例”。又如“国产尼莫地平注射液与德国尼莫地平注射液稳定性的对照研究”中药名重复，改为国产与进口尼莫地平注射液稳定性的对照研究。“曲美他嗪(Vasorel)治疗稳定劳累型心绞痛的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一般双盲对照、自身对照、平行对照等统计对比方法，正文中出现即可，药品通用名和商品名也不必全列在文题中。所以可改为“曲美他嗪治疗稳定劳累型心绞痛的疗效”。

1.2文题不符如“新药研究开发中的专利策略”一文，全文没有谈及新药研制开发中的专利策略问题，而主要论述新药专利申请策略，内容与题不相符，应改为“新药专利申请的策略”。

一、崇凤文化演变研究

(一)“凤”形象及名称的演变

“凤”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就定型了的，而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对于“凤”的形象的演变研究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地方。徐华铛在其所著的《中国凤凰》一书中对典型的凤形象特点概括为:“锦鸡首，鹦鹉嘴，孔雀脖，鸳鸯身，大鹏翅，仙鹤足，孔雀毛，如意胜冠。”钟金贵《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对各个时期的凤形象作了梳理，指出上述形象特点的形成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认为:“人们在保留鸡形的主要特征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对鸡的各个部位逐步进行了改造，以突出凤的神性。”文章首先指出史前遗址中出土的陶罐、象牙雕刻、彩陶等等文物上的鸟图案特点已经初步具有了“凤”的一些的形象特征，如弯嘴(鸡喙)、有羽毛、有冠、有尾翎等。到了商周时期，从“凤”形象大量出现的青铜器装饰及甲骨文象形文字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凤”形象:尚未定型、多为侧面形象，头部有一束羽毛、尾部伸展夸张，线条刚柔并济，体现出一种庄重、神秘之感。而且青铜器中的一足的“夔凤”形象尤为突出。春秋战国时期，“凤”形象开始有了更加仔细的刻画，在气势和造型上更显奔放流畅、秀丽洒脱，尾翎长度增加。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凤”的形象也开始与云雾结合在一起，其作为神鸟的神性与代表祥瑞的云彩结合在一起，“凤”作为祥瑞象征的意蕴随着其形象的丰富也渐渐丰富起来。秦汉时期，随着神仙之说的盛行，作为神鸟的“凤”的形象更加普遍地被运用到帛画、壁画、砖刻、瓦当、石雕、漆器绘画上，“凤”形象也融入了许多动物的特征，鸡(雉)的头和冠、鹤一样的足、鳞状的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起，“凤”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凤”的形象富丽雍容、多姿多彩。凤纹之外的装饰多为佛教中常见的忍冬草、莲花和各种缠枝花纹等。宋元时期，随着绘画艺术的快速发展，“凤”形象较多地出现在绘画作品中，更为细腻写实，凤眼更加细长，显示出今天所谓的“凤眼”的特征。明清时期，“凤”形象较之宋元时期基本形象没有大的变化，在绘画技艺上更为成熟，出现了一整套画凤的口诀:“首如锦鸡，冠似如意，喙似鹦鹉，身似鸳鸯，翅似大鹏，足似仙鹤，羽似孔雀，体呈五色”，“凤有三长:眼长、腿长、尾长。”我们今天出现的凤形象基本沿袭明清时代而没有多大变化。这篇文章对“凤”形象演变的归纳与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庞进在其《中国凤文化》一书中对“凤”形象演变情况的概括也很有意思，即史前的“原凤期”、夏商周的“夔凤期”、春秋战国及秦汉的“美凤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瑞凤期”、宋元明清的“金凤期”、现当代的“新凤期”。还有学者从汉字文化学角度来分析“凤”形象的演变，如黄交军、唐亮合著的《从＜山海经＞到＜说文解字＞———论“凤”在中国先民文化中的形象流变》一文。“凤”的形象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演变才以今天的多彩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和“凤”的形象演变一样，“凤”的名称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今天所称的“凤”一般指的就是凤凰，“凤”与“凤凰”在今天看来所指一致，而在神话传说中，“凤”和“凰”其实并不是同一种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这样的记载:“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学术界对于“凤”名称的演变尚少有人单独去研究，在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凤”的名称演变一般多作为“凤”文化整体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如上文所提到的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一文，在谈到“凤”的形象演变过程的同时也指出了“凤”的名称的演变过程，文章从《山海经》、《尚书》、《尔雅•释鸟》、《左传》等文献资料中的“凤”的不同指称出发，得出“在舜之前原本称为凤鸟，到了有关舜的记载中改称凤皇”，并从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分析认为“皇(凰)”和舜的部族有虞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位于长江下游的有虞氏(属东夷族)首领祭祀时插戴在头上的带有羽毛的王冠。有虞氏与位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中以“凤”为神鸟的少皞氏融合而使得“凤凰”连接为一词，在这之后，“凰字”又渐渐失去了自身原有的意思而成为了“凤鸟”的同义别称。王维堤在其所著的《龙凤文化》中也表达了这种认识，同时在书中他还对因原始方言、后代语言发展等原因影响而产生的“凤”的各类别称进行了大致的总结，如“鸑鷟”、“鶤鸡”、“皇鸟”、“鹏”、“朱鸟”、“鹓雏”、“鸾鸟”等等。

(二)崇凤文化内涵及其演变

当历史进入文明社会，先民们原始的信仰和崇拜渐渐褪去了原始的迷狂，开始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精神文明的因素。我国悠久的凤崇拜历史，使得“凤”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对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始终是学术界研究“凤”文化的归宿，而对“凤”文化内涵的演变情况的梳理对于正确把握“凤”的文化内涵是至关重要的工作。目前“凤”文化相关研究成果中也有许多关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文章与著作，学者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凤”的文化内涵的演变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庞进的《中国凤文化》一书将崇凤文化的精髓和所包孕的民族品格的内涵称为“凤之魂”，“凤凰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求明、献身、负任、敬德、尚和、爱美、重情、惜才的精神品格。”而凤文化的精髓则是“和美”，其本身就是中华文化核心理念之一，足见“凤”文化的重要性。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一书中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梳理了龙凤文化内涵的演变轨迹，文章认为“凤”的初始意义与“龙”不同，它并不是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而是与天文历法及农业生产相关，“凤”的产生时代已经是图腾制衰落时期;当巫术取代图腾制之后，“凤”又与巫术发生联系，从而具有了巫术的内涵。王维堤将“龙”的巫术作用归纳为“乘”，“凤”的巫术作用归纳为“至”、“来仪”;商代崇“凤”而使“龙”的神性大大减少。周代崇“龙”抑“凤”，“凤”的神性则大为降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的神性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减。作者认为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提高也是造成“龙”、“凤”走下神坛的原因之一。“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学派，更是不把“龙”、“凤”作为神物，但是民间龙凤崇拜还依然拥有很大市场。与崇尚理性思考的中原地区不同，楚地的巫风盛行、崇尚浪漫的思想，使“凤”崇拜在荆楚地区得到了继续生长的土壤。我们从屈原的楚辞类作品中即可看出端倪。随着战国秦汉之际兴起“瑞应之说”，“凤”和“龙”一起又与“瑞孽之说”联系到了一起，这一学说到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之说渐成体系。董氏认为帝王有德，能“致黄龙凤凰”，将“龙见”、“凤集”看作是祥瑞的象征，是对帝王的德行的肯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步下神坛的龙、凤，到了汉代之后，“龙”成为了历代帝王的专享，皇帝自称真龙天子，“龙”崇拜成为了愚弄民众的政治神学手段。而“凤”虽然也常常为皇帝所用，但是随着龙凤两性分化的发展，到了宋代，“凤”成为了皇后的代称，与代表“真龙天子”的皇帝相对应。关于这一点，黄能馥《谈龙说凤》一文认为:“凤是后妃政治权势的标记。”《龙凤文化》一书在论及龙凤的形别分化时，提到了“凤”的雌化使得“凤”的文化内涵中具融进了女性象征的意味。对于“凤”的女性象征意义这一点，王珏的《凤的文化内涵》一文有较为详细的研究。龙凤形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具有了“人中精英”的涵义。王维堤在书中认为，其渊源或许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神性消褪，成为“役于圣人”的“羽虫、鳞虫”，但其始终是与“圣人”发生关系，所以后世自然把“龙”、“凤”也比作是人中的精英。臧振《论凤鸟在周文化中的地位》一文通过“凤”与周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提出凤鸟不是王权、君权的象征，而是贤人、君子的象征的观点。“凤”和“龙”一样，与宗教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凤”的文化内涵经过神仙家、道教、佛教的影响，其内涵也愈加丰富，尤以佛教对“凤”的影响更大，在佛经故事中经常会见到“凤”的形象，以“凤凰涅槃”最具代表性。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中是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来考察二者的文化内涵的，更侧重的是“凤”在龙凤这一对立统一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相比之下，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则更多地从民俗学的角度来挖掘“凤”的文化内涵，这篇文章从“凤”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出发对“凤”文化的主要内涵进行了归纳:

一、我校藏羌民族文化研究资源现状

1．1缺乏展现丰富成果的平台

我校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展藏羌民族文化研究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积淀了丰富的藏羌民族文化研究学术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展示平台和技术标准。一是载体具有多样性，包括实体的和数字格式的，而数字格式又有文本的、图像的、音频的;二是保存地点分散，或是存于商业数据库，或是存于历史档案，或是存于学校主页，或是存于学校各部门和个人。零散的、分乱的成果没有整体的展现，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特色无依托的统一平台，就难以产生更强的综合效应和更深的学术影响［4］。

1．2缺乏长期、统一的保存机制

大多数历史的学术成果没有数字化，常因年代久远而难以找到，或因实物的损坏和老化而无法长期保存。而年代较近的成果大都存于个人手中，学校没有统一分类保存［4］。学校对于数字资源和科研成果的保存没有统一的规划。

1．3缺乏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