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论文范文精选

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尤其是劳动异化理论，我国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次规模空前的讨论，讨论始于周扬先生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问题和与之相关的人道主义问题引起了激烈讨论，讨论主要内容是（劳动）异化理论是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成熟的表现，人道主义的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次讨论作为“”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人的价值的反思，作为对国外学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讨论的回应，它的发生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但以今人视角看来，由于当时“将学术问题政治化”，[1]这次讨论多少带有“情绪宣泄的特征”。[2]（P314）对于这次讨论的是非曲直，以及讨论的深层问题——“两个马克思”——这个被俞吾金先生称为“迄今为止尚未平息的世纪之争”，本文无力指点。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否以人道主义为旨归；如果以人道主义为旨归，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人本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有何提示。

一

马克思以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开始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异化劳动理论则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为有力的武器。与此前局限于思辨领域的其他异化理论相比，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转向了人的生活世界，以人的基本实践活动——劳动作为切入点。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反应了人的类特性，就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生命活动反倒成了工人维持生命的手段。[3]（P57）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颠倒，是因为此时的劳动目的仅仅在于财富的增加，致使人的生命活动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以财富为目的。因此马克思才有了这样深刻的剖析：“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3]（P13）之所以说劳动是有害的，我们可以从工人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中窥见端倪：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所创造的异己力量就越强大，同时也就越危及他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成了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这种有害的劳动所导致的后果是，人同自己的类生活相背离，人的现实存在与他的本质发生了对立。同时，这种人与自身的对立也造就了人与他人的对立，造成了人与人的异化。以上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但必须强调的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没有将异化现象局限于工人阶级。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也处在异化状态下，“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3]（P64）在批判蒲鲁东所提出的以工资平等来改良资本主义时马克思指出，这“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3]（P62）也就是说，提高工人工资或保持工资平等本质上只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只要劳动不是生活的目的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资本家对劳动的关系与工人对劳动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致的。这正如埃·弗洛姆所指出的：“他（马克思）对收入平等的关心不是第一位的。他关心的是使人从一种毁坏他的个性、把他化为物、化为物的奴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4]（P188）不难看出，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时，不是以实现工人物质享乐的粗俗唯物主义为目标，而是以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在内的人的生存、人自身的价值作为现实依据，这不能不说，其中蕴涵着人道主义思想。

如果说劳动异化理论内含着人道主义思想，那么共产主义作为对异化的扬弃，以及人的本质的实现，则直接与人道主义相关联。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P81）这即是说，异化的扬弃、私有财产的消灭这一共产主义运动过程，①也同时是人向自己本质的复归和占有的过程。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合一，此时，劳动产品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表现，实现了人的自我确证。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就是人摆脱外物牵制的自然主义，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不仅以人的生存为现实依据，还要以人的生存为终极指向。实际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离开过人的生存和人的价值。他在《资本论》中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是：“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5]（P649）

马克思以劳动作为其异化理论的切入点，原因在于劳动是人的基本生存活动，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构成一切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构成了宗教异化、经济异化、政治异化等等异化表现的基础。《手稿》在谈到工人解放关乎整个社会的解放时指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3]（P62-63）因此“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3]（P82）马克思也沿着这一思路，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分析了异化的其他表现形式，如《论犹太人问题》中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异化、《手稿》和《资本论》中的货币异化及商品拜物教、《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的社会观念的异化，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意识对个人的异化等等。可以说，异化理论不仅是马克思早期研究的关注要点，也是贯穿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线索，而人道主义正是理解这一线索的合理角度。关于这个问题，复旦大学的俞吾金先生认为，异化是马克思一生都在思考的一个基本概念。[6]北京大学的赵敦华先生认为，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即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发展，人本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他整个思想的导向原则和价值标准，并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本也就是新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的学说。[7]

二

摘要: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确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对于提高翻译作品质量和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几种处理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方法,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或兼并使用,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完美的翻译作品——既充分体现原文的风格、内涵又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sourcelanguage);目的语(targetlanguage)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operation(跨文化合作)”、“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或“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P277)。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Iseeasilver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handsmakelight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timidasa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论文关键词:文化批判;理性;价值取向;技术理性

论文摘要:文章以20世纪的西方批判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了生活世界理论派、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和后现代主义派各自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发现文化危机，认真反思各派在面临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是如何发现危机的潜在，并怎样提出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中的。

文化批判是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人一种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知识精英们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范，而这种理性反思就被称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代表着特定时期人类精神的一种觉醒，是对当时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审视和反省，不同时代的文化批判所信奉的价值取向和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观点完全相悖的不同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它们都各自代表着人类文化在重大的转折期不同学派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

虽然在具体的价值取向上存有差异性，但是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在框架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特定的价值视角对现实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本质、问题和后果做出一定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大胆的可行性的建议，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根据各自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不同，20世纪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生活世界理论派，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前现代的视角出发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二是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是从捍卫现代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批判技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异化;三是后现代主义派，他们主要是从否定现代性的后现代视角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激进的否定和批判。要对这三个派别的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深人的透析，主要是从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出路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一、生活世界理论派的文化批判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殊途同归，两个人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生活世界回归，开辟了一条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前现代视角。他们都意识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抽象的科学世界和实证主义思潮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被遗忘。另外，前科学的、前逻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自然的日常生活语言是重要的语言形式，它是显示生活形式的代表。

论文关键词：文学翻译；归化；异化

论文摘要：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简单回顾了归化、异化理论的生成及其演变。指出归化和异化都是重要的翻译策略，两者相辅相成，对文学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引言

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策略.本文简单回顾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文学翻译中应用的历史,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百年归化为主调，20世纪最后20年对异化、归化的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归化和异化的继续发展。并指出归化和异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译者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进行取舍，创造高品质的译品。

1归化和异化概述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八十年代初，张培基等学者所编的《英汉翻译教程》中解释直译（literaltranslation）为：“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但直译不是死译或硬译。”……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译教程阐释直译：“直译指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范仲英1994：90）。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翻译的归化/异化概念直接来源于1813年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方法》一文，文章指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引导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引导作者靠近读者。但并未授以具体名称。1995年美国学者L.Venuti的《译者的隐形》定义这两种方法为异化/归化。Venuti是异化派翻译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译”的概念。指出翻译的风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语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异”。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1999：192-193）在讨论异化翻译时，他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美国翻译家奈达（Nida）是“归化”理论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在各种不同场合，他重复“最切近的自然对等”概念这一观点，既“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贴近的自然对等”。“归化派”认为，不应该将源语中的语言体系和文化现象强加在译文读者身上；文化差异必然带来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碍，既然翻译的主要任务是文化交流和传播，就应该避免文化障碍，而“异化”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这种障碍；对译文读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应该有过高要求，而是应该将源语以最贴近目的语的形式呈现给译文读者，使之理解起来更容易。

1异化劳动理论的内容

1．1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

在《手稿》中，马克思正确指出了异化劳动是私有制运动的结果。正是由私有制造成的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裂，才使劳动者和他的产品、劳动本身、类本质以及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异化。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由分工产生的，分工本身又造成了劳动的异化，所以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缺乏劳动条件的人，为了生活，就得把自己的劳动能力交给拥有劳动条件的人去支配，同时把自己劳动的成果也一并交给人家去占有。因此，劳动本身也就越来越脱离劳动者，成为反对劳动者的异己力量。这样，私有制的产生就进一步加剧了由分工造成的异化劳动，反过来也成了异化劳动形成的动力。异化只是短暂的历史现象．它必然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而灭亡。事实上，无论是分工还是私有制，都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才最终决定了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异化，只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

1．2异化劳动的内容

<手稿)中对于异化劳动理论主要表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1)劳动对象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劳动产品成了不依赖于生产者工人的异己力量，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按一般经验，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内在本性，劳动产品是劳动主体的对象化，主体应该在劳动产品中实现自己并理所当然地将其占有。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类劳动这一创造性活动反而变成了非人的外在力量，劳动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劳动对他而言，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外在的、脱离了人的本性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人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