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传播论文范文精选

论文关键词：方言影像消费文化娱乐文化“小众化”

论文摘要：方言影像是在现代语境中生长、发展的，是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结果和表征。现代语境中，文化艺术凸显消费化和娱乐化的特征。区域性受众对方言的情感和地域文化地位的自我确认上的诉求给方言影像提供了消费市场。方言文艺的娱乐性和轻松的平民叙事反映出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娱乐化转向。无论从文化价值、传播理论还是国家语言政策层面观照，方言影像都会长期存在，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大量存在。

影像艺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影像也成为了人们对生活感受的来源。电视、电影、录象、影碟、广告等等无不用影像来吸引人们，有人惊呼我们已经进人了一个影像文化的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影像艺术中呈现出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方言影像作品的勃然兴起。巩俐演的“秋菊”用陕西话打起官司；张国立在《手机》中用四川话表达了教授的无奈；赵有亮用沪语吐诉着“孽债”的痛苦。当电影和电视剧用方言火了一把以后，方言栏目剧也火热开了。湖南、重庆、四川、云南、江西、陕西、天津、北京、东北三省、河南、上海等地区省市级电视台都有方言短剧。就湖南而言，本土笑星奇志和大兵的方言相声家喻户晓，在湖南受众中其地位完全超越北方相声名家。湖南经视的方言短剧《一家老小向前冲》创全国电视综艺栏目白天档收视率之最。2002年，娱乐脱口秀节目《越策越开心》横空出世，成功地创造了电视娱乐方言类节目的典范。

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在文化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社会，发轫于交通闭塞交往隔绝、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方言，为何会成为大众传媒中的文艺的一种令人注目的工具?在现代性语境中方言影像为何会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方言影像艺术的勃兴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又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从一个全面的全新的学术视野予以剖析。

一、消费文化与地域文化自我确认的诉求

如果我们将自己所置身的生活与过去相比，不难发现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向。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水平大幅度提高了，社会进入到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在消费社会里，人们消费物质，也消费文化。伴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适应社会大众趣味的大众文化迅速兴起，并不断挤压着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实现了文化的转向。这种文化转向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从审美的文化向消费的文化转变。

【摘要】电影电视艺术融合了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影视艺术的发展。在影视生产中不断加大了对数字技术的运用，这改变了影视艺术的生产工艺、表现空间、审美取向等，并同时存在着诸多的困惑，如在本位认知、创作倾向、发展方向等方面。为使影视艺术在数字技术时代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影像表达、人文关怀、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数字技术影响影视艺术

影视作为一门技术化的艺术，对最新的科技成果总是源源不断地进行使用。影视作品经历了无声到有声、黑色到彩色、小屏幕到宽屏幕，这些发展变化.数字技术的运用为影视艺术开创一片新天地，它使影视艺术在审美取向、生产工艺、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都发生的巨大的改变，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这场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影视变革必定会给带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人文思考。目前，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到了影视艺术制作的前期准备、现场拍摄、后期剪辑、宣传推广以及发行放映全过程之中。同时，通过网络、卫星等数字技术手段，人们对于影视作品的观看形式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可以选择在电影院观看，也可以选择在有线电视以及网络上观看，同时大大地提升了影视作品的感染力。

1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影视艺术的影响

1.1使影视艺术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影视艺术的生产效率，这主要是由于其能够为影视艺术的生产提供新的创作手法和思路，使其拥有全新的创作空间，使其能够挑战传统影视的表现极限，并具有突破性的进展。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到影视生产的整个过程之中，数字高清摄像机可以对人眼无法观察到的视角进行拍摄，使人们能够欣赏到更多奇妙的景观，而且数字技术使影视作品的后期制作更简单，不仅能够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和压力，还能够制作出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画面。影视艺术非常注重对影像时空的呈现和构建，数字技术则为其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为影视艺术多维空间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传统摄影机只能完成现实画面的再现和重组，在应用了数字技术后，影视创作不仅能够模拟真实，还能够建造真实空间，甚至可以超越真实，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视听奇观，从而使影视作品更具吸引和欣赏价值。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纪实美学的影像与客观现实的统一论，拓展了影视作品的功能性，使其不仅能够记录现实、复原现实，还能够完成对现实的虚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虚拟美学论，从而成为影视艺术的审美拥有了新的取向。

摘要世纪之交,数字技术迅速介入影视领域,网络不断对影视媒体产生冲击,如何在新的形势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以求得更好的发展,是电影工作者面临的课题之一。

要害词电影传播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介入电影领域,不仅意味着制作方式和传播方式上的革命,更带来了电影理论与电影美学观念的更新;而网络等媒体的快速发展,也给电影带来了挑战与新的变化。

一、传统电影艺术的变化作为一种伴随着技术发展而诞生的艺术,电影与文学、绘画、戏剧、音乐等艺术相比更容易受到科技革新的影响,这种革新使传统电影理论遭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能颠覆既有的美学基础。1.传统电影美学的解体经典电影理论认为,电影影像具有照相的本性,通过摄像机和胶片捕捉现实世界中物体的运动,经由艺术家不同风格的创造呈现在观众面前。多年以来巴赞的影像本体论观点一直是人们理解评析电影的起点,然而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如《阿甘正传》中来自阿拉巴写作论文马的年轻人与已故总统握手言欢,《角斗士》中恢宏的古罗马城,《变相怪杰》里的百变超人,更不要说《玩具总动员》和《最终幻想》等抛开摄影机、胶片和演员,而由计算机直接生成画面的影片了。科技的无穷威力使得数字技术成了“影像造物主”,影像与物质、影像与现实的联系变得越来越脆弱,影像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数字技术模糊了时间与空间、现实和虚拟的界线,让观众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使电影这个“真实的神话”变成了“真实的谎言”,巴赞的影像本体论也宣告解体。除了影像,数字技术还使电影的传播性质发生了转变,巴赞曾认为作为电影唯一载体的胶片是“现实的一面永恒的镜子”,《星战前传》、《女巫布莱尔》等数码电影的诞生和数字影院、网吧院线等的建造,使这一论断显得过时。2.电影语言系统的裂变视听语言是电影艺术的表意手段,影像的创造需要依赖编剧、演员、摄像师、剪辑师、美工师、化妆师等人的共同努力,而“合成影像技术不但使创作者拥有着自由处理空间关系、运用速度和明暗效果的能力,甚至也把握着对人物型貌与表情的控制手段,从而使电影书写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电影美学在这种变革面前不能不重新思索自身的位置和使命。”①据调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美国有90%以上的特技演员面临失业的危险,因为以前表演人物从150英尺高空跃入水中的场面需要1.5到2万英镑,现在只需花2009英镑让演员从50英尺的高度跳下,计算机会完成后续的工作。许多主人公在银幕上大展身手的场景不过是数字化处理的结果,不用演员、灯光照明师、美工师、摄影师的纯数字电影照样拥有很好的票房成绩。

3.艺术审美价值的迷失数字技术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但过度的炫耀崇拜技术、追求感官刺激,影片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制作精良的电影当然更能吸引观众,非凡是数字技术营造的视听盛宴带给观众极大的感官刺激,使电影越来越具有愉悦性和消费性,但高科技、大投资的制作并不等同于优秀的电影作品。今天的银幕上充斥着很多模式化、平面化、世俗化的产品以适应观众的大众娱乐消费心理;另一方面,电影的图像化语言表情形态消解了观众的想象力,尤其好莱坞电影用流畅曲折的故事给大众提供消遣,看他们的影片只须要投入影像而不须要费心思索,“在这图像的盛宴之中,合理的压抑的阀门被打开,非理性的感官的享乐左冲右突”,而无法沉下心来思索社会及人性的价值与意义。我们须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呈现内心期盼却难以实现的画面,来表达一定的真情实感和精神内涵,一旦电影失去了这种最宝贵的艺术品质,即使画面喧嚣华丽、美轮美奂,也只是一具缺乏生命力的躯壳。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强盛的物质支持与保证,电影艺术对真实与美的追求反过来又刺激了数字技术的不断开辟。数字技术开发了人类创造影像的无穷潜力,造就了新的电影时空。今天,艺术家们可以突破限制天马行空,过去认为无法实现的、匪夷所思的想法都可以变幻成银幕上的生动影像,也难怪詹姆斯·卡梅隆不无得意地说:电影的困难不再是能否拍摄,而在于能否想象。数字技术更新了电影语言,带来创作手法和创作观念的变化。计算机控制的摄影机能够以人无法到达的角度和动感进行拍摄;数字化的灯光照明、布景道具、色彩声音、服装化妆等电影表现元素可以创造出更为精美的画面;镜头组接剪辑更加灵活自如;数字高清晰摄影机使电影离开胶片制作的年代;计算机三维动画、计算机生成图像等技术更让摄影机毫无用武之地……这一切意味着传统电影创作观念的变革。对于观众来说,数字技术不仅能够让人经历惊心动魄的视听刺激,也能传达人类的美好情感,让观众在视听和心灵上感触电影的魅力,同时形成新的观影方式和观影习惯。例如像《罗拉快跑》这样的影片,震撼的音乐、快节奏的剪接、鲜活的三段式叙事结构、Flash与动画的结合等等,共同制造出一个有着无穷答案的游戏模仿世界。电影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也改变了在电影院群体看片的观影习惯,电视、电脑、网络、手机等载体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三、技术与艺术的双面性特征科学技术只是电影表现的工具和方法,艺术家的思想性和创造力才是电影艺术和科技发展的源泉,前苏联电影理论家B.日丹进行过精辟的论述:“无论技术元素对扩大和加深我们对生活的认识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这一元素本身却不是也不可能是形成艺术形象的独特形式和决定因素。艺术与技术、诗学与材料之间的关系不可简朴化对待。不管超感光度的胶片对于银幕多么重要,还是艺术家超敏感的目光和思想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艺术中起决定作用的,开辟通向观众道路的,是艺术家的目光和思想,而不论胶片的质量和规格如何。”②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拓展加强影视艺术的表现力,也可以在感官刺激的同时降低艺术表现的深度。假如忽视艺术创作,只能使自己迷失在数字技术的虚荣之下。电影艺术家们应该把技术与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强化电影的叙述内容,提升思想性和艺术性,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用那支高科技的万能笔描绘出感动人们灵魂的电影艺术精品。四、多媒体时代的电影传播现代科技的发展引发了电影从本质、形态到内容的一系列变化,使电影可以从制作工艺、制作方法到传输、发行及播映形式实现全面数字化,也影响着电视以录像磁带采集、处理、传递信息的方式,这种以计算机为交互中央,以数字为共识符号的新系统的出现加速改变着影视技术和影视观念,促进电影、电视与网络等传播媒体不断融合与渗透,形成一个信息共有、共享、共同前进的多媒体环境。电影开创的数字特技、三维动画等制作手段,正在电视中推广使用,高清晰数字摄像机已是不少影视工作者的共同选择,这种从前期摄录到后期制作过程的趋同,使二者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一、台湾纪录片的写实情结是如何建立的？

985年第22届金马奖评审委员决议该年的最佳纪录片从缺，因为参加的影片不是产业宣传片(industrialfilm)就是资讯简报片(informationfilm)。（注二）此次决议在台湾电影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弹，因为它直接批评了过去以政府、军方或国民党经营的制片机构为主所拍摄的「纪录片」，在认知上有严重的问题，也否决了他们获得奖座与奖金的机会。当年曾出现几篇支持的文章，如黄建业说：『国内大部分简报片取镜毫无观点，更严重的是不断以极繁琐之旁白干扰映像的客观陈述能力和现场感，再加上与电影毫不相干的音乐，在缺乏现场收音的状况下，即变成一部没有观点，没有创作力，而映像真实性全被音乐旁白干扰的简报电影。这些作品只能「说明」一个工程或事件的资料重点，却缺乏纪录观点与真实的映像力量。与纪录片的精神，完全违背。』（注三）纪录片应该讲求写实的呼声，制此之後已逐渐成为台湾纪录片作者的共识。

严格说起来，在1985年以前台湾纪录片并非没有写实的纪录片作品。1960年代中期陈耀圻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就读电影研究所时，即曾在台湾拍摄一部以参与东部开发的退伍军人刘必稼为纪录对象的「真实电影」式的纪录片《刘必稼》，在当时台北的知识界获得好评。陈耀圻也在当时将「真实电影」的理念引进台湾（注四），曾对60年代少数有机会拍摄纪录片的台湾青年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在70年代末期台湾的电视纪录片时期出现一些写实风格的纪录片，纪录台湾乡土民俗与庶民生活。但由於当时台湾电影同步录音的技术相当落後，因此除了以ENG纪录的作品外，大都数作品仍类似30年代英国纪录片，以充满「感情」的旁白，配上罐头音乐与音效，去搭配捕捉到的真实影像。这些纪录片普遍以个人的观点抒发对乡土文化的感怀或思念，因此多半以一种浪漫或怀旧的态度来处理镜头中的人事物，较少探触真实台湾人生活中的悲欢哀喜或社会中的不公不义。这或许可说是采取一种尼可斯所称的「诗意的」纪录片模式。当时的纪录片工作者之所以如此做法，当然是由於戒严体制带来人心的桎梏，使得纪录片制作者不敢轻易触碰政治禁忌或社会敏感的议题。大家都在「安全」的题目里表达自己的一点不犯禁的意见。

在「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从缺事件」争议落幕之後，台湾纪录片的制作方式也开始发生质变。以我自己的经验与认知，1986年完成并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与最佳纪录片导演奖的《杀戮战场的边缘》成为台湾本地制作的第一部完全同步收音并後制完成的16mm纪录影片。此後台湾的纪录影片即走上完全纪录真实影像与同步声音的写实模式。但真正导致台湾纪录片朝写实方向大幅转向的因素，我认为应该归因於同一时期S-VHS摄录一体机(camcorder)逐渐成为台湾社会运动工作者在街头纪录的工具。较低的技术门槛、较低的制作成本、较轻便的操作方式、较即时的传播效果，使得用摄录一体机拍摄纪录片的人逐渐多起来。其始作庸者就是专门从事社会运动纪录的「绿色小组」。

在美学形式上，「绿色小组」一开始时运用了一种「观察式」的纪录片模式，大量拍摄现场未经「指导」的真实事物，且很少加入旁白，带给观众极新鲜、真实的临场感，造成过往台湾纪录片所少见的感动力。也难怪当年的地方选举，党外异议政治人物在选举中获得空前的胜利。1987年政治的解严祛除了人心的恐惧，除了反对党与政治异议人士勇敢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外，从老兵要求返乡（大陆）、客家人及原住民争取少数族群的权利、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反公害求偿、反核等环境运动、无住屋者运动、妇女运动，甚至同性恋者与性工作者，也都在过去十年间纷纷走上街头。社会力的解放初期使得台湾社会显得秩序混乱但活力十足。这些混乱与活力、矛盾与冲突，都被纪录片的镜头一一捕捉。但令人遗憾的是，影片的美学形式在这些纪录「社会运动」的纪录片中，却重新回到以旁白来引导影像的「解说式」的模式。

由於「绿色小组」的作品深入台湾民间各阶层，因此他们的影像风格就开始影响许多人对纪录影像「真实性」的观念。其实「绿色小组」的影像风格，正是60年代「真实电影」常被提起的影像特徵，如手持摄影机造成的晃动的影像、焦点常会因为寻找被摄者而游移甚至失焦、现场灯光太暗造成的曝光不足、刻意保留现场时空感而不剪辑形成的长拍镜头(longtake)、被摄者与摄影师隔著摄影机互动而被捕捉下来的影像与声音….等等。这些一再被《大卫˙霍兹曼日记》(DavidHoltzman’sDiary)、《没有骗人》(NoLies)、《人咬狗》(ManBitesDog)、《厄夜丛林》(TheBlairWitchProject)等「假纪录片」模拟的「真实电影」的形式元素，台湾观众自「绿色小组」等80年代後期的社会运动纪录片中获得启蒙，把它们与「真实」化上等号，甚至用以作为判定影像是否「真实」「可信」的依据。

【论文关键词】：视觉艺术网络虚拟现实

【论文摘要】：信息数字化后的虚拟世界，将艺术创作带向超越时间、空间、与影像经验的新创作思考领域。在艺术创作的领域里，不管是否运用科技，艺术作品都是用来记录和反映当代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视觉艺术创作者，尝试以计算机、网络、虚拟实等高科技为一个艺术的新形式。在与数字媒体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数字视觉艺术，不仅仅是一个科技与高度文明的产物，更是人类纯化心灵的“高感度”作品。

艺术活动反应时代的现象，且在各种意义上，艺术与时代革新或改造的根本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感情的自发形成占了大部分，但在有些状态下理性的计划性成分亦占有相当的比例，尤其在新媒体、新美学观念、新素材及新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以理性为诉求的创作灵感，已占有绝对的重要性及审美价值。

科技的革新，从计算机、网络到虚拟现实，在艺术创作上产生极大的变化，具有实验精神的先驱艺术家们热衷于新媒体与材料与新艺术形式的探求，从十九世纪末到今天，其中发生了难以计数的艺术运动，一部新媒体艺术史，几乎就是一部近代科技史，而我们仍然活在其中，变化日新月异，很难去归纳风格，或下任何定论。到目前为止，网络艺术、包括虚拟实境的交互式装置，似乎是互动艺术的主流。科学的发明与发现，大量地运用在改善人类生活上，不过是近五十年的事，却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便捷与刺激。改变的不仅是物质的层面，在精神上的意义也相当深远。

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电子媒体与计算机科技开始普及之时，媒体深深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人们视野变宽了，世界变小了。当时，艺术、科技与科学间的关系常受争议。艺术与科技运动吸引许多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业者参与，意图发展出跨领域的合作架构，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系统化的合作模式，仍然只是一个理想。因为科技、艺术都是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原本就不容分割。

运用科技的视觉艺术，一个明显的议题便是科技带来的艺术品复制性与真实性的问题，一切展演都只是以复制品呈现，要观赏者破除原有的观赏习惯，在传统上的艺术价值包含了独创性、唯一性、与真实性，都将被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