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博士论文范文精选

本文作者：王世练张炜雷菁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科研研究

（一）培养理念和目标

“诚信、正直、责任、尊敬、同情、自律”这一教育理念贯穿着美国教育的各个阶段，美国高校也不例外。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做学问最讲究的是“诚信”，极少有人会为了而为之，更不用说去伪造数据、抄袭论文，当然相关机构对学术欺骗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美国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较为关注学生职业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则更关注哲学方法、探索能力、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后一般进入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智囊团等学术研究机构，从事高层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二）科研训练

科研注重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鉴于一些大公司和科研机构雄厚的实力，美国高校基本上不承担工程类课题研究，而是注重本学科理论创新和学科交叉研究，鼓励申请专利和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学生的选题紧跟相关领域的前沿，文献资料的阅读基本上是最近2年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博士生研究生一入学便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注重培养科研能力和动手能力，往往与学科带头人、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教师一起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逐步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题目上，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传统热点，如莎士比亚、乔叟、《贝奥武甫》、斯宾塞、马洛等，得到了持续的和更加全面的关注;与此同时，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继续开拓深入。大概由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从前少有人问津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变得格外“吃香”。不仅相关论文集中出现②，而且莎翁历史剧成为2006年清华大学“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通识课的教材(赵晓力、吴飞，《国文》，2006，4)。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乔叟的其余作品;不唯乔叟(沈弘，《文评》，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语文学作品(陈才宇，《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③、《忍耐》、《净洁》(刘乃银，《文研》，2004，6;《论丛》第7辑)、《珍珠》(王继辉，《国文》，2004，1)、《克蕾丝德的遗言》等;不唯《贝奥武甫》(王继辉，《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语作品，如《十字架之梦》(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专文讨论(参见杨开泛)。许多文章都可圈可点，如陈才宇的执著，刘乃银的温和，沈弘的敏锐，王继辉的沉着，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宾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峦，《欧美文学论丛》第2辑;刘立辉，《文评》，2006，3;《文研》，2007，3)等诗作外，鲜为人知的散文作品《爱尔兰之现状》中的民族意识也被提请注意(李成坚，《文评》，2011，2)。马洛方面，除了常见的关于戏剧和诗歌的作品研究外，邓亚雄综述了国外的马洛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冯伟探讨了马洛的传记建构问题(《国文》，2010，4)。在文艺复兴时期诗歌方面④，胡家峦的园林诗歌研究(《国文》，2002，4;2004，3;2006，2;《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等)、蒋显睸的小史诗研究(《论丛》第9辑;《国文》，2010，2)、朱宾忠的爱情诗研究(《文研》，2002，2)、赵元为西方文论关键词系列撰写的“十四行诗”(《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峦的文章论及了像盖斯科因、西尔维斯特、兰多尔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当重要但几乎无人讨论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具有填补空白、开启来者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戏剧方面，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赵亚麟粗线条勾勒了莎翁与同时代剧作家的关系(《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剧》(程倩，《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2;耿幼壮，《文评》，2005，3)、韦伯斯特《玛尔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莱彻《少女的悲剧》(龚蓉，《文评》，2008，2;2011，1)、托马斯•海伍德的《伦敦四学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点关注。其中，耿幼壮总结了伊丽莎白时期复仇剧兴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剧》为例分析了复杂的复仇观，指出死亡问题与复仇、正义相比，是复仇剧更为内在的主题。这篇论文实际上回应了张隆溪20世纪80年代关于悲剧和死亡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1982，3)，是接着讲的。

由于刘建军等人的努力，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认识更清醒、更自觉、更明确了。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一文从宏观角度确立了对中世纪的再认识(《文研》，2003，1)。李晓卫则从文化根源和文学表现两方面，追溯了欧洲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内在联系(《文研》，2003，6)。在中世纪的欧洲，不仅希腊和希伯来传统，还有多种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欧洲中世纪文学不仅具有过渡性质，而且为后来的欧洲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建军，《文评》，2010，4)。文艺复兴运动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文学表现了基督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刘建军，《文研》，2007，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就欧洲中世纪文化、文学、历史、宗教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达成共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时代”的简单片面说法日渐销声匿迹。应该说，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包括英国中世纪文学和文化—的重新发现是新时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学者李耀宗在台北出版的力作《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噢西坦抒情诗》可以说代表着中华学人目前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除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细读、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比较文学、巴赫金等比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相类而不同;许勤超，《国文》，2010，4)、文学达尔文主义(王丽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义(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国文》，2010，2;《江西社会科学》，2011，7)⑤等理论方法也得到(进一步)介绍。伦理学视角开始重新得到重视(如颜学军，《文研》，2006，1;罗益民，《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历史主义。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介绍消化，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更为熟练地运用该方法开展研究，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亚(如胡鹏，《文评》，2011，2)，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如龚蓉)等。而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带来普遍的对于文学中政治议题的格外关注。例如，程朝翔的两篇文章(《国文》，2005，2;《文研》，2005，2)联系现实，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战争对莎剧(如《亨利五世》)和作为文化符号的莎士比亚的利用，对认识文学的本质富有启发意义。沈弘(《文评》，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讨了早期英国文学的写作方法问题: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窃”还是“札记式写作”。

在研究载体上，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是专著的猛增。单就莎士比亚而言，根据笔者的统计，1978—2011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共出版专著(包括论文集，但不包括译著、文学史、选本、传记、辞典等)约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两个时段数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纪十年的专著数量即占整个新时期的一半还多。施咸荣在《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1981)的结尾说:“除大学教材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外，研究、评论莎士比亚的专著还不多。”30年间，增长了近百倍，不可谓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英国文学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专著(王佐良和杨周翰)，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获是文学史。进入新世纪，这一领域的专著才逐渐多起来，主要有:胡家峦，《历史的星空》(2001)、《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2008);沈弘，《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2010)等。在中世纪英国文学方面，台湾1983年就出版了颜元叔的著作《英国文学:中古时期》，1990年以前大陆几乎没有专著。1990年以后，除了鲍屡平《乔叟诗篇研究》(1990)和王继辉《古英语和中国中古文学中的王权理念:〈贝奥武甫〉与〈宣和遗事〉比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还有:李赋宁的《英国文学论述文集》(1997);陈才宇的《英国古代诗歌》(1994)、《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通论》(2007);陆扬的《欧洲中世纪诗学》(2000);肖明翰的《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2005)、《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2009);刘建军的《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末》(2010);丁建宁，《超越的可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2010);刘进，《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2011)等。文学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6年出版。这些沉甸甸的收获中有不少英文书，尤其是博士论文。英文著作的好处是与国外学术界交流方便，但也会限制读者数量，减少影响力，使得本来就小众化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莎士比亚除外)更加成为少数专家学者的智力游戏。而学者之间的对话互动大大促进了学术进步，例如，孟宪强认真对待从丛“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中花大力气重写了“哈姆莱特与蒙田之比较研究”一章，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在译著方面，黄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来在海峡两岸多次重印的诗体译本《坎特伯雷故事》多为学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译本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的中世纪英国文学重要译本包括冯象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和吴芬译《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1999)等。沈弘和陈才宇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主要译者。沈弘厚积薄发，译作除《农夫皮尔斯》(1999)外，还有:伯罗《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2007)和《英国中世纪诗歌选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视，译文像此前的《农夫皮尔斯》一样，节奏整齐，措辞讲究，忠实典雅，清新可诵，有的篇目还填补了空白，如《珍珠》，但因为在台北出版，大陆这边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选择了二手文献伯罗进行翻译，是中世纪文学研究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大有乃师杨周翰、李赋宁之风。陈才宇译作主要有:《英国民间谣曲选》(1989)、《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2007)、《亚瑟王之死》(2008)。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当然译者辈出，莎翁中译研究甚至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次领域”，近年来这方面的专著就有四部(桂扬清等)。王佐良主编的《英国诗选》(1988)有一些早期英国诗歌的译文。除培根外，曹明伦还翻译了伊丽莎白时期三大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1995，2008)、锡德尼(2008)和斯宾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译了莎士比亚、锡德尼和斯宾塞的十四行诗集(2011)。胡家峦是斯宾塞诗歌的重要译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宾塞诗选》(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译令梁实秋望而生畏、终于抱憾没有尝试(序言:2)的《仙后》。梁实秋译有三卷本《英国文学选》(1985)与他的《英国文学史》配套，其中，前两卷是早期英国文学作品的选译。除了散文和诗歌外，梁实秋选译了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8部戏剧，选目精当，加上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独自一人的工作大体反映了英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翻译还有许多处女地有待开垦，戏剧如琼森、博蒙特和弗莱彻、麦辛哲、韦伯斯特等，诗歌如怀亚特、萨里伯爵、伊丽莎白一世、丹尼尔、德雷顿、坎庇恩、巴恩菲尔德、罗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锡德尼《阿卡狄亚》、雷利《世界史》、各种游记等，许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译，以广流布。

由于《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录，英文论文的发表成为必须，其中一些是关于早期英国文学的，包括中国学者的文章(杨林贵，2006，1)，也包括韩国学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学者(韦尔思，2006，1;布鲁克斯，2006，1)的文章。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像台湾《淡江评论》那样，推出全英文的常规学术期刊。一些书评对国内外新书的评介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文研》，2010，5)、王丽莉评格林布拉特《尘世间的莎士比亚》(《外文》，2006，5)等。许多期刊不重视学术性书评的现状有待改变。各种学术会议的举行逐渐常态化，早期英国文学中最有号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亚。譬如，2004年，复旦大学主办了“莎士比亚与中国”全国研讨会;2008年，武汉大学又一次主办了莎士比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国访问教授对中国学生博士论文的指点已成为常态:康奈尔大学CarolKaske教授帮助了刘睼银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AnneLakePrescott教授帮助了刘立辉的博士论文，等等。近年来，ThomasRendall教授任职于北大英语系，开设乔叟和但丁课程。“洋先生”和“洋学者”对中国早期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值得做专题探讨，应该把他们和晚清至民国的传教士区别开来。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从沈弘1989年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算起，我们目前至少培养了10位中世纪英国文学博士，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三位，李赋宁指导)、华东师范大学(四位)、湖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乔叟为题目的。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博士更多，仅北京大学培养的就超过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黄必康(1998)等。《英美文学论丛》第15辑的专栏“学者笔谈”系中世纪英国诗歌专题，由刘乃银及其门生撰写的三篇论文组成。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中，有关莎士比亚的专栏或专辑屡见不鲜，而有关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专栏大概这是仅有的一次。绵延八百年的中世纪英国文学理应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被埋没的明珠终将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在论及早期英国文学研究时，人们往往欢呼论文数量的增长，以此作为发展繁荣的标志。这种认识有它的道理，但对数量增长也要辩证地看。在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实际情况是，老一代学者的论文产出大都不算多，这大约是因为该领域研究需要长期钻研和深厚的语文学基础，李赋宁厚积薄发的榜样可能也起了作用。与此相对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福克纳的，新世纪以来穿越广袤时空“闯入”该领域，效果上却似乎一鸣惊人，后来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经发表了28篇论文，而且大都发表在《文评》等四大刊物上。这一鲜明对比如何解释?是他天才的发挥和超发挥?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奋努力?是学术期刊对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纪英国文学园地的偏爱?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笔者认为，肖明翰多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为异乎寻常的“闯入者”，语文学基础不够好。他自己承认:他不怎么懂古英语、古法语和拉丁语，中古英语也比较差(上册，前言:7);他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论文中，一再注明他参照了多种现代英语译本。应该说，肖明翰是一个诚实的学者，因为他的诚实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笔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学界另一位异乎寻常的“闯入者”:马丁•贝尔纳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贝尔纳因为他饱受争议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满天下，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来是中国学家，剑桥大学汉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政治，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转移了兴趣，“跨界”从事古希腊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贝尔纳都是在学术成熟期突然转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们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贝尔纳是语言天才，为了《黑色雅典娜》项目，他掌握了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古埃及语等许多种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古代语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时间!把肖明翰和贝尔纳相比也许并不恰当，笔者这样做无意贬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世纪，门槛是比较高的，需要专门的语文学训练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李赋宁一篇介绍中世纪英国文学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时间却在讲英语史，需要热情勇敢的学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由1998年的7.25万增长到2003年的26.89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8.89％，随着在学研究生数量的迅速扩大，教育资源的“稀释”，提高培养质量成为研究生教育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那么，如何处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与规模关系问题，下面结合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教育作一探讨。

一、现状与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绝对规模近年不断扩大，由1998年的790人增长到2003年的2591人，增长了2.28倍。整体来说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0年是加速增长时期，1999年比1998年增长20.63％，2000年比1999年增长35.57％。2001－2003年是稳步发展时期，2001比2000年增长33.13％，2002年比2001年增长28.08％，低于2001年比2000年增长比的5个百分点，而2003年与2002年相比仅增长17.61％，低于2002年比2001年增长比的11个百分点，即从2001年起，交大硕士生招生规模由快速发展转入稳步适度发展的阶段。

研究生招生规模由2001前的快速增长转为2001年后的稳步适度发展趋势，这与交大注重研究生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办学思路紧密相关。因为在研究生教育规模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普遍出现了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严重滞后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情况。1995年来，交大的博士生人数增加了8倍，博士生导师仅增加3倍；硕士生规人数加了4倍，硕士生导师人数仅增加2倍。全校师生比达1∶20，师生结构矛盾十分突出，而且，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严重短缺，这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发展。

二、改革举措

要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应该配备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相匹配的师资队伍，并提升师资队伍的质量，加大高水平、重量级学科带头人引进的力度。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从国内外引进一流的师资，致力于建设一支结构合理、高水平、视野开阔、勇于创新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

本文将介绍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情况。由于美国代表了目前全世界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前沿，了解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情况，对于如何参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在世界上是独特的。追溯历史，是在20世纪初从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演变过来的。当时美国主流大学（比如东部的常青藤大学）的教育只重视人文知识，并不强调研究。在美国最先开创现代研究生教育的两所大学是芝加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美国的博士教育模式——这里讲的是经济学——与欧洲的就很不同了。但是欧洲也有特例，比如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它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此外，它的经济学硕士项目亦很有名）。

近年来，欧洲的不少大学在试图改革，向美国模式靠拢。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欧洲大陆两个地方由从美国回去的经济学家办起了“特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传统方式，师资主要招聘美国毕业的博士，用英语教学，移植美国的考试、淘汰方式培养经济学博士。欧洲的其它大学中尽管也有归国的留美学生，但由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数不够多，还谈不上在整体上推行美国的经济学教学模式。

一个是位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欧洲空中客车集团总部所在城市）。拉丰（Jean-JacquesLaffont）教授在70年代末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后回法国。先是在巴黎大学，试图推行改革，但阻力太大。后回到家乡图卢兹，在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内办起一个“特区”，后来发展成为研究所。90年代中，梯若（JeanTirole）教授辞去MIT的教职加盟拉丰的研究所，大大壮大了其实力。目前它们已有一二十名国际知名的教授，它们培养的博士可以角逐美国的经济学学术职位。它已成为一个受到国际承认的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

另一个是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PompeuFapa大学。这所大学1990年才建立，几乎与香港科技大同时建立。马斯可莱尔（AndreuMas-Colell）教授90年代中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后回到故乡主办它的经济系。这个系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学生来自欧洲和拉美各国，用英语教学。这是继图卢兹之后又一个按照美国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办学，并逐渐受到国际经济学界承认的教学研究机构。

一、美国大学中经济学科的设置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