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论文范文精选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音乐和其它世界各国音乐，在不同时期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及其产生的影响，辨证地论叙了音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中国音乐如何走向世界的几点观点和看法。

何谓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指文化的地域性、独特性、阶段性，同时又是一种局限性，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条件制约的心理素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民族音乐(指音乐风格)是以民族性为主要特征的，它因其独特性而使别的国家和民族无法参与其中，至多对其只作一般观赏和了解而并不能真正去欣赏理解它们并与它们全面沟通和交流，它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所谓民族音乐，就是指那些各民族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其情感生活的音乐。从具体形式上讲这个独特性包括乐器构成和曲调风格两个方面，后者更是主要方面。它指用民族乐器或者西洋管弦乐器演奏的民族民间曲调风格的音乐。民族音乐又包括民族民间音乐和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音乐两部分。

一、战国音乐的民族性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国家民族仍未消亡的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的民族音乐是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资塬中的一元物种，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作用与价值，有其生存的土壤和一定时期内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是中国人民自己所喜闻乐见的音乐种类，人民离不开它。民族音乐还可以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总之，它就象成千上万的物种使得世界多姿多彩一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资源，从而使得世界文化缤纷多姿、光辉灿烂。今天由于信息与交通快速发展，当世界朝着各民族趋同的方向愈来愈快速发展的时候，人类也确有责任为保留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做出应有的努力，使其独特的价值免于消亡。从长远来看，它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多元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象征，美国向宇宙空间发射的太空船上载有一张措放给外星人听的金唱片，其中就有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名曲《流水》，这是我们的骄傲，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族音乐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我国音乐的世界性

世界性就是开放性、互通性、融合性、持久发展性和世界各民族广泛的参与性这样几个方面，它使各族人民真正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平等对话。它是人类未来共同的发展方向，具有光明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一种历史潮流．正如人类愈来愈需要世界语(英语实际已成为一种世界语)来相互沟通一样，在音乐上同样需要一种世界语做为相互沟通的桥梁。世界音乐的硬件是管弦乐队，软件就是世界各民族普遍能够欣赏和理解的音乐风格。它应该概括和升华各民族的音乐语言，并将之提升到一个不属于任何民族音乐语言的高度。它是作曲家的倾心创造，这种创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既包括技术上的也包含音乐风格方面的。世界音乐是相对于民族音乐而言的。它在音乐技法、音乐风格上应远离任何民族音乐的特征，或者源于某个民族，但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提炼和再创造从而使世界各民族普遍都能够欣赏它、接受它。前者如德彪西，勋伯格，后者如肖邦以及民族乐派等。它是音乐领域中的世界语。当然，并不就是说凡是全新的音乐就一定是世界的，它如果不能普遍的为大家理解和接受那就不是世界音乐，甚至连音乐恐怕也不能算。我们目前迫切的任务是必须寻找到一种能与世界相沟通的音乐语言，只有用这种世界语表达我们自己，才能够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象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这些得到全球范围一致认同的音乐就属于世界音乐。它们首先是全世界令人类的，其次才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民族音乐因其民族性，也就是地域性、独特性而难以与世界相互沟通，客观上阻碍了别人对我们的了解。这种事与愿违造成我们目前事实上被动与尴尬的局面。只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能真正找准音乐发展的方向。解放后，我国在严肃音乐领域里尽管有长足的发展，出现过一批优秀的作品，但均因我们太注重和过分强调民族性而使其远离了世界性，导致最终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内容提要：介绍电脑音乐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它在音乐各种中的地位，本文立足于叙述电脑音乐的基本情况和基础知识，诸如：MIDI、合成器、音序器、鼓机、效果器等。最后介绍了电脑音乐的应用领域，它所带来的便利及其自身价值。

人类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音乐,已无法查考,人类传述历史始于有语言、文字之后。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利用声创造出语言,而且能讲出自己的思维,同时也能把内心所感化为音乐。它是难于捉摸其实体的东西,也是一切艺术中最容易被理解的艺术。音乐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由两千年至五六千年前的古代音乐到中世纪时期的音乐;文艺复兴以后的巴洛克、古典乐派和浪漫主义音乐到逐步脱离了注重形式的纯音乐领域的印象主义音乐;随着音乐国界的逐渐消失,又由此发展到了现代音乐。纵观人类音乐文化艺术的演进和发展,无不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如,15世纪左右音乐印刷术的发明,使五线谱记谱法得到广泛传播;16世纪意大利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查里诺借助物理学与数学原理,从泛音列中探求三和弦的音响学基础,由此诞生了和声学;19世纪末,留声机的诞生,改变了音乐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人们欣赏音乐的传统方式。一百多年来,录音技术已经历了由最初的钢丝录音机发展到模拟盒带录音机、数字盒带录音机、激光唱盘刻录机、微型磁光盘录音机、数字音频磁带录音机等发展阶段。高保真的录音技术为音响世界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

电脑音乐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发展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模拟技术”和九十年代以来的“数字技术”两个阶段。电脑音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短短二、三十年时间,电脑音乐已在专业音乐创作、录制领域广泛运用于广播、电影、电视、舞蹈音乐、多媒体以及流行音乐等各类现代音乐中,并已起着不可或却的作用。今天,电脑音乐的各项设备、设施的不断完善,即使是庞大复杂的交响音乐的创作和演奏,也能由一个人在个人电脑音乐系统中轻松自如地完成。

电脑音乐是运用现代电子计算机数字传送的原理,采用国际MIDI技术标准,提高异步串行方式连接若干电子乐器而组成的电子音乐系统,它包含有两个方面:MIDI创作和音频处理。MIDI的全称就是音乐设备数字化接口，是英文中“MusicInstrumentDigitalInterface”的缩写。其中音频信号是由一些二进制信息组成的，它不会表示音乐各方面的特性，而是准确的记录下声音在空气中振动而产生声波的形状，简称波形。电脑音乐系统从硬件上讲，是计算机系统和电子乐器的结合。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一个完整的电脑音乐系统应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电脑系统，包括电脑主机、相关软件、MIDI接口和打印机。电脑音乐系统的工作能力来源于应用程序软件。电脑音乐软件主要包括四类，即：音序软件、乐谱软件、声音软件和智能作曲软件。音序软件就是在我国一般人们所说的作曲软件。因为从电脑的观点来看，所谓音乐的进行，就是乐音的有次序的运动，简称音序。音序软件只是一个为人们作曲提供方便的程序，他本身并不能创造音乐，一个用纸和笔完全不会作曲的人，同样不会凭借音序软件创造出美妙的音乐来；乐谱软件主要功能是显示和打印五线谱，常常也具有相当出色的音序功能。在电脑看来，作为音序的音乐和作为图形的乐谱是很不相同的两件东西。它们可以相互转换，但是工作原理、显示方法、速度、容量都不同；声音软件主要是针对两方面事情，一是声音设计和修改，这是在七十年代以前的电脑音乐最热衷的事情，在八十年代以后主要在合成器上操作，现在通过声音软件来做，就更为方便了；二是硬盘录音，严格说来硬盘录音不完全属于电脑音乐范围，但是它通常总是要和电脑音乐结合，而且只有和电脑音乐后，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智能作曲软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曲软件，虽然还是离不开作曲家输入的某些规则和命令，作出许多合乎规定的或者随机的音序，最后由作曲家选择，编排和确定。

接着是电脑音乐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源系统，包括MIDI控制器和合成音源，采样音源及鼓机。电脑音乐系统中输入MIDI信息的方法有好多种，最重要的是通过MIDI控制器来输入。MIDI键盘是最常见的MIDI控制器，而电子合成器的键盘又是最常用的MIDI键盘。我们可以把电子合成器简单的看作是MIDI键盘和音源的组合；从产生声音的方法来看，音源大体都是采用“合成”和“采用”两种路子。最早引入我国的影响较大的电子合成器是雅玛哈的DX7，就是采用“合成”的方法，称作为FM音源，在当时以其音色的丰富多彩而风靡世界。合成方式虽然能产生十分丰富的音色，但是在操作上很难有目的的去模仿某种音色，继而有关专家又设想从传统的、现实的乐器声音中获得电子乐器的音色音源，发明了“采样”方式，创造了PCM音源；打击乐的音色差不多都是采样得来的，本质上同其他音色没有什么不同，一般的合成器和音源里都有不少打击乐音色。但在应用中常把打击乐音色集合在一个乐器里，加上“鼓垫”以后就叫做鼓机，与音序器装在一起并提供一些预置的节奏样板。还有一类能够直接采集传统乐器声音和自然音响的，我们把它们叫做采样合成器或者采样音源。我们可以用它们来采集各种我们喜欢的音响，经过整理，加工后在音乐创作中使用，特别是用它们来采集民族乐器的音色，应用在民族风格浓郁的音乐作品中。最后是电脑音乐系统的第三个组成部分：音响和录音系统。在电子音乐中，音响和录音系统技术逐渐介入音乐的传播，演奏乃至创作，成为“音乐”家族中的不可缺成员。体现在硬件配置上，就是音响和录音系统，主要包括调音台，效果器，均衡器，功率放大器，监听音箱和双轨，多轨录音机等。

MIDI能够传递的信息包括作曲家的信息，如音高、节奏、音色等；演奏家的信息，如力度强弱、演奏方法等；指挥家的信息，如统一的节拍变化、声部平衡等；录音师的信息，如声象、音量控制、音响效果控制等。所有这些信息，都能在电脑音乐系统中得到充分、完美的控制。在MIDI音乐的制作方法或创作方式上，大体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演奏家”方式，一种是“作曲家”方式。这两种方式各有所长，而且可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流行音乐更多地用前一种方式，而在音乐上比较讲究的、更加专业化的、艺术水准比较高和规模比较大的，则离不开后一种方式。音乐的本质特征是运用音乐来表达与传递情感，是诉诸于人们听觉的艺术。电脑音乐的产生，改变了作曲家创作的作品是“半成品”的状况。一首乐曲的一、二度创作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度是作曲者。传统的作曲过程是作曲家将出现于他的“内心听觉”的一个个“乐思”用乐谱的方式记录下来的，但迄今为止，所有的乐谱记录方式其实都是非常简略的和不够精确的，而且内心听觉必然具有的模糊性，使得它和实际发出的音乐声音总是有距离。作曲家在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中所能完成的工作其实极为有限，他所留下的只是作为视觉符号的乐谱而不是音乐本身。因此必须有演奏家和指挥家的参与，才能“还原”成为真正入耳，可以感知的音乐，但是对于作曲家来说，是不是能真正“还原”成他所想象，他所创作的那样则很难说。二度创作是一度创作的体现，他力图最完美的表现出音乐的丰富内容，把音乐作品的内涵展示出来。而一度创作所面临的问题随着电脑音乐的出现则发生了根本改变。它可置创作、表演、制作于一炉，融作曲、演奏、指挥、录音为一体，能够真正实现作曲家的想象。演奏家的技巧和欣赏者实际聆听的音响的重合和统一，对提高音乐创作和演奏的数量，简化音乐制作的过程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电脑软件中能把每个乐器最基本的演奏效果通过音响或耳机不失真的播放出来，从而解决了在短时间内难以系统的学习每种乐器的音域和演奏方法的难题，方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我们了解乐器的音域和熟悉乐器的演奏法。电脑软件还可提供一定的图片资料，把每件的乐器的构造和名称通过图片方式展示出来。运用数字存储技术及数字音频处理技术可以把真实乐器的音乐毫发无损地记录下来并应用，也可以对乐器的音色加以修饰和创新，按个人的要求调整音域、音色等。音序器软件还为创作者提供了许多的合唱和自然效果，让从前只能在录音棚完成的事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电脑为音乐创作者带来了一种全新和便捷的操作手法。它把音乐作品从构思到最终完成所花费的时间缩减至最短，这样创作者无需花费过多的时间精力在乐队的排练上，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来构思作品内涵和表现形式。电脑音乐的出现，令作者的构思与乐队演奏需经二度创作才能解决的矛盾将不复存在。当作者的音乐构思在电脑音乐系统中形成乐谱时，在以前须乐队演奏的实际音响已蕴藏其中，作曲者可根据实际音响效果，利用电脑具有人机交互性的原理，控制界面，检索问题，增删内容，随时更改，充实。最后完整的展示出作者所期望的最佳理想效果。从而达到抽象构思与音乐形象，乐谱符号与实际音响，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完满统一。在电子乐器从模仿传统乐器开始后，出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电子乐器的主要价值在于能够模仿以至取代某些传统乐器，甚至认为会由此带来传统乐器和演奏家的消亡。事实上，电脑音乐和乐队演奏的最大差别，并不是在于音色，而是在于演奏过程中的细微变化，包括演奏方法和情感力度的变化，总是不能象表演者演奏时那样丰富、细腻，并且变幻无穷和随心所欲。所以，电脑音乐并不会替代“活人”演奏，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超级秘书网

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苏州道教艺术集》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扬州道教音乐介绍》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载《音乐研究》1991(4)，页65～66）。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苏州道教艺术集》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扬州道教音乐介绍》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载《音乐研究》1991(4)，页65～66）。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摘要：音乐的网络传播已成为当下音乐艺术传播的全新手段，并对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接受等带来深刻的影响。文章探讨了音乐网络传播对音乐创作观念的影响和变化，旨在使人们能正确认识网络传播与当下音乐艺术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音乐艺术网络传播创作观念

一

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原动力，也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音乐的网络传播已成为当下音乐艺术传播的全新手段。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传播具有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综合性传播手段、整合传播模式、多元化传播者以及跨国传播等重要特征，并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传播模式和文化理念。作为网络传播子系统的音乐网络传播，在传播实践中除了传播音乐作品外，还传播音乐的创作、演奏、制作技术，传播各种音乐新闻、音乐学术论文、音乐思想,以及提供各类音乐软件的共享性服务等。这种音乐的传播方式，把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计算机世界，变成了一个音乐的虚拟大社区。

音乐的网络传播，既具有上述传播共性，也具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即：“即时性、反复性、时差性、主动性、交流性、自由性”（曾遂今语）。此外，我们认为，基于网络传播的强大效应，以及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艺术的审美深度、个性价值、历史感等“经典”标准逐渐“削平”，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大大加强。再者，由于传播技术、使用环境、欣赏心理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音乐网络传播只能以在线获取(pull)为主，而非在线欣赏(take)，如曾遂今所讲的只不过是“音乐复制的自来水效应”罢了。由此必然带给人们音乐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并最终使得整个音乐艺术范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给当代和未来人类的音乐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