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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布兰顿发表了正文厚达741页的代表作《清晰阐释》（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贝马斯发表长篇评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罗伯特·布兰顿的语用学语言哲学”[1]，高度评价了布兰顿的贡献，称这部著作为“理论哲学中的里程碑，正如《正义论》在1970年代早期成为实践哲学的里程碑一样”。如今，布兰顿关于推论实践的推理主义观点（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誉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折。[2]在人才济济的匹兹堡大学哲学系，这位美髯公与麦克道尔（JohnMcDowell）一道堪称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样于1994年出版的《心灵与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誉为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罗蒂的指导下，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实践与对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兰顿一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间曾担任哲学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还担任多家哲学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也是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3年，布兰顿荣获梅隆杰出成就大奖，奖金150万美元，以表彰他“对人文学术的典范性贡献”。

布兰顿的第一部著作是与尼古拉·里彻合著的《矛盾的逻辑》（1980）[3]，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的还是14年后发表的《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4]。就语言哲学而言，此书试图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基于两个主要思想：（1）意义是不可还原的规范性意义；（2）意义由用法确定和说明。在这两个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踪迹，但在布兰顿手中，它们发展为全面而有力的意义理论，可以取代现在广泛接受的自然主义的和因果论的意义解释。

此后，他编辑了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97）和著名文选《罗蒂及其批评者》（2000）[5]。也许是因为《清晰阐释》篇幅太大，内容过于艰涩，2000年他又将其改写为一部较为简明的《清晰地说出理由：推理主义导论》[6]。但此书与其说是《清晰阐释》的导论，不如说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简明地阐发了他的几个重要论题。

布兰顿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关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论文集》[7]。该书收集了布兰顿自1977－2000年的论文，考察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弗雷格、海德格尔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隐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阐释》中，布兰顿就从“表象主义的”与“推理主义的”语言观出发，透视近代哲学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远比通常理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纠葛更为基础。他试图表明，那些逝去的伟大哲学家都有一项共同的事业，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义所刻画的特定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都坚信，语言的表象性能力服从如下事实：语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说出的”。这部历史性散论可以视为他的推理主义构架在哲学史中的应用，因此也为《清晰阐释》所构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维度。

理解布兰顿的主要困难在于，除了文笔和表述方式的独特性之外，无论在方法、思路和风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双重影响。按照他的导师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学的一次轮回，不啻为分析哲学百年历史的一种反讽。[8]实际上，布兰顿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按照布兰顿自己的说法，他的立场异于那些塑造和推动20世纪英美哲学的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理论的、解释的和策略性的承诺。他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这一思想与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布兰顿又将其视为理性主义的当代形态。因此，有人把这些彼此相连的立场统称为“IHFPR传统”（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论文关键词：体验经济产品设计体验设计思维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体验经济及其产品设计的概念，分析了体验经济时代产品设计思维的重要性，并对新经济时代下产品设计的主要原则进行了探讨．对其设计思维的研究将帮助设计者更好地处理人一产品—环境—-社会一自然之间的关系。

一、导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运动的社会中，生活在一个时刻变化的环境中，我们的思维内容和方式，也是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尤其当今社会的经济形态已经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人们渴望生活中的多种体验。经济形态的转变必将会引导设计思维的变化。物质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造物能力的不断强大，给产品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计思维这一重要内容和规律将会有更新的概念需要我们认识和研究。

二、新经济时代的产品设计趋势

1．体验经济

论文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向心力；企业管理；值观

论文摘要:介绍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及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总结国内外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方面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的实践经验；探讨企业文化的发展趋势；剖析我国企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论述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对企业文化进行变革的必要性，以及变革的思路等。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

企业文化也称企业精神，也有人称之为组织文化或公司文化，一般指企业经营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共同理想、经营理念、经营行为、社会责任、经营形象、价值观念、工作作风、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企业个性化的根本体现，它是企业生存、竞争、发展的灵魂，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企业文化是个复合概念，由“外显文化”与“内隐文化”两个部分组成。“外显”指的是文化设施、文化教育、技术培训和文娱活动等；“内隐”是总目标的倡导，是要求遵循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或指这些内容融汇而成的风貌或企业精神，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精神风格。[1]

过去人们常常把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文体活动，这是需要纠正的一种片面的观点。它只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内容，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不在这里。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经营实践中所凝结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境界和广大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独特管理思想，它包括了有效实施文化管理所形成的一系列管理工具、方法和手段。这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质和根本内涵。另外，许多企业的企业精神常常用求实、创新、开拓、进取或加上拼搏这些词语加以概括。应当说这些词语都是好字眼，都很重要，但大家都用这些词语表达，就失去了企业精神的鲜明个性和特色，变成了所谓工业企业中标准件的组合。这也就使某个企业的企业精神变成了所有企业共有的“企业界精神”。北京同仁堂的“济世养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一听就知道是同仁堂所独有的；杭州胡庆余堂“戒欺”，大家都知道这是胡庆余堂的企业精神；还有，宁波雅戈尔集团的“装点人生，服务社会”，既有行业特点，又有独具的文化底蕴；大连燃料总公司的“燃烧自己，温暖他人”；许昌农行的“存入一缕阳光，还您一个太阳”等都提炼得很好，好就好在既有行业特点，又体现了员工的奉献精神。从企业精神的概括和提炼上，将会越来越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突出个性，不求齐其全，但求其特，求其有独具的文化魅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所共同具有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外显于厂风貌、内显于员工心灵中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一种意识形态。企业文化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导向作用，即把企业员工引导到确定的目标上来；约束作用，即成文的或约定俗成的厂规厂风对每个员工的思想、行为都起很大的约束作用；凝聚作用，即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信念使得整个企业上下团结，具有团对精神；融合作用，即对员工潜移默化，使之自然地融合到群体中去；辐射作用，指企业文化不但对本企业，还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2]

论文关键词：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环节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已在我国初步确立。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尤其要求政府职能有相应的转变。目前政府职能的行使中存在着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因此必须使政府职能归位，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提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他强调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相适应。他说：“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1]

在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进行2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侧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策略使经济改革能够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起步和推行，避免了大的社会震动。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需要政治体制相配合，仅有经济体制单方面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进行下去了。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加快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我国改革能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2]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费用、最简单的形式把资源配置的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的决策者。它能够使消费品得到最佳分配，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让动态的经济发展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但市场却不是万能的，它会在某些环节上失灵。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责应是弥补市场缺陷。[3]

摘要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是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浪潮中的重要实践和理论。由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构成，学者们围绕这三个层次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90年代以来的治理（governance）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进行了超越与替代。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核心价值操作规则治理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含义

开始于30年代的政府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扩张，长期奉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进入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1](p46)

为此，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很快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很快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序p4）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理论，从实践上讲，他是一组政府针对现实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临的危机、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从理论上讲，他是基于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考量，对行政（administration）与管理(management)概念的再认识，对公共部门的抨击的回应，对经济理论的变革、对私营部门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再审视，[3]（pp1-23）以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过程、模式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新时代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事务问题为宗旨，以经济、效率和效能为基本价值的管理理论和心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