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范文精选

[内容]

小学语文教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它具有工具性和思想性。无论从学科性质还是教学目标，语文教学本身就应当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教学目标在于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质体能、个性心理及其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素质，促进学生主动、全面、活泼地成长，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初步具有听说读写能力是小学语文学科的“特定目标”，是衡量小学生学习语文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也是评价小学生语文是否过关的主要标志。要在语文教学中落实“素质教育”，就必须转变观念，紧紧围绕落实听说读写训练来组织教学，具体做法是：

1．克服语文教学中的思想品德课倾向。

叶圣陶先生早年就说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的只在灌输固有的道德——而竟忘了语文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特有的任务”就是指语言文字训练。在现实中，有些小学语文教师以为语文教学不增加思想教育的份量和时间就是不重视德育。尤其是对一些思想教育内容明显的课文，更是以思想教育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如教《我的战友》这一课文时，有的教师着重围绕“身上是如何着火的？他是怎样牺牲的？烈士有哪些高贵品质？我们怎样向他学习？”等问题来组织教学。殊不知语文课有其自身的特点，语文学科的思想教育，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思想感情去实现，要重在熏陶感染，潜移默化。

2．要突出听说写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小学语文课文中涉及到的许多专业知识和科学常识，应该向学生传授，但不能以传授这些知识作为教学目标来组织教学，要把专业知识的教学重点放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培养学生的兴趣上。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也就是通过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训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语言基本功。如《太阳》一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有关太阳的知识，培养他们热爱科学的兴趣和认识自然的能力。这里的“一些有关太阳的知识”仅局限于课文内容的知识。实现这个目标，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更重要的是理解课文是怎样叙述的。

一语言规划

长期以来，在讨论语言规划（languageplanning）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对于语言规划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往往见仁见智，造成学术交流的混乱和困难。本文试图针对这个问题，结合国内外语言规划工作的实践，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

从本质上说，语言学是一门描写性的科学，而不是一门限定性的学科。在语言学的研究史上，从限定主义（prescriptivism）到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语言学，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义。语言规划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义，不过，这种限定主义是对现代语言学描写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要在对语言现象描写的基础之上来制定语言限定的规范，因此，语言规划不是单纯的限定，而是在描写的基础上的限定，语言规划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语言规划的限定主义绝对不同于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对古希腊限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

根据对语言规划的这种界说，我们认为，语言规划具有如下的性质：

第一，社会性语言规划首先应该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的行为，一般不能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时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组织、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对语言规划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的作用比个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语言规划又叫语言计划，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个部门来制定，通过这样的计划，官方的语言政策可以得到确立或执行。语言政策体现了政府或社会团体对语言的根本态度。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有清一代，满族语言文字曾经盛行于东北各地，在黑龙江地区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关于东北地区“心尚清文”的历史情况，由于清朝官书“别无记载”[1]，几乎湮没无闻。本文拟就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满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颜希尹曾参照汉字创制女真文。金亡后，在东北地区仍有少数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叶终被废弃。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征讨尼堪外兰为名开始其统一的事业。战争的胜利使努尔哈赤的属民越来越多，与明朝官员及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而此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厄儿得溺和刚盖两人创制满文。据史载：

“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儿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文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儿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2]

努尔哈赤时期创制的满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语音，因无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

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而且对满族共同体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满文创制20年后，“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3]。“同一音语”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条件，满文的出现更增强了满族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保存到今天的《满文老档》一书，就是用无圈点满文写成的。该书既记录了1607年至1636年间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又是满文创制后即成为后金和清政权官方文字并得到广泛使用的最好说明。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有清一代，满族语言文字曾经盛行于东北各地，在黑龙江地区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关于东北地区“心尚清文”的历史情况，由于清朝官书“别无记载”[1]，几乎湮没无闻。本文拟就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满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颜希尹曾参照汉字创制女真文。金亡后，在东北地区仍有少数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叶终被废弃。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征讨尼堪外兰为名开始其统一的事业。战争的胜利使努尔哈赤的属民越来越多，与明朝官员及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而此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厄儿得溺和刚盖两人创制满文。据史载：

“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儿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文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儿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2]

努尔哈赤时期创制的满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语音，因无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

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而且对满族共同体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满文创制20年后，“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3]。“同一音语”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条件，满文的出现更增强了满族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保存到今天的《满文老档》一书，就是用无圈点满文写成的。该书既记录了1607年至1636年间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又是满文创制后即成为后金和清政权官方文字并得到广泛使用的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