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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次级债;次级债危机;金融投资
【论文摘要】2007年7月,美国爆发的次级债危机引发了全球关注,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全球经济受到波及。本文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从我国金融投资环境的现状出发,探讨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方向。认为我们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
一、次级债危机及影响
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全球港口业并购历程回顾;全球港口业并购的特点;DPW并购案例剖析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港口产业与港口运营商的成长、港口业并购历程、并购的国际化程度高、政府介入程度深、在并购主体中,投资类企业及金融资本比重高、收购CSX、收购P&O、并购绩效分析、跨国并购是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超常规扩张的有效手段等,具体资料请见:
2009年11月25日,迪拜世界(DubaiWorld)宣布重组,并要求延期偿付债务,“迪拜债务危机”爆发。尽管迪拜环球港口(DPworld,以下简称“DPW”)不在债务重组之列,但其作为迪拜系重要组成部分,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2005年到2006年间,DPW实施的两起天价并购曾轰动业界,将当年港口并购活动推向高潮,对全球港口并购走势及行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迪拜债务危机的爆发,也许是反思当年并购功过的一个契机。在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潮中,包括港口行业在内的大型企业均在酝酿或已经开始实施海外并购战略,以DPW为切入点,回顾港口业并购历史及其绩效,也许可以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全球港口业并购历程回顾
(一)港口产业与港口运营商的成长
港口作为一个行业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但长期以来,鉴于其基础设施的特性,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港口作为非盈利性行业,由政府机构直接管制和运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自由化和民营化浪潮的兴起,港口民营化才逐渐开始,私人部门在港口业的投资与经营才逐渐增加,港口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才形成。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伴随着港口民营化的浪潮,一批大型的独立港口营运商应运而生并迅速壮大起来。如今全球主要的港口运营商大多发端于1970年代以后,如全球最大的港口运营商和记黄埔(HPH)成立于1977年,第二大港口运营商新加坡港务集团(PSA)自1970年代开始在新加坡起家,第四大港口运营商迪拜环球港口(DPW)1979年才开始建设自己的第一个码头项目。
论文关键词:金融风险;财政风险
论文提要:当前金融风险逐渐加大,金融风险以各种途径转化为财政风险。本文在论述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其转化的负效应,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可操作性的防范对策。
潜在债务是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而在整个潜在债务链条中,金融业又占了很大比重,所以控制金融风险就成了防范和化解我国财政风险重要的一环。
一、当前金融风险逐渐加大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过货币危机或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其经营与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1、自有资本不足。金融机构自有资本的数量决定其弥补经营损失的能力,通常用资本充足率来反映。该指标是指资本净额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由于计算资本充足率需要对金融机构的资产按风险等级进行加权,而这方面可用的数据很少,因此我们只能用相近指标来替代。2001年国有银行的所有者权益仅占总资产的3.97%,信贷类金融机构为4.94%,均远低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要求。由于我国金融业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再加上自身的积累能力相对较弱,这将使得资本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一、何谓“能测量”?
众所周知,科学知识的表达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文字语言,另一种是数学语言。这两种语言都必须遵循起码的最低表达要求。文字语言的最低表达要求,就是要遵守“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有四大定律,即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和理由充足律。同一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同一论证过程中,概念和判断必须保持同一性,亦即确定性。同一律可用公式表示为:A是A。矛盾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同一论证过程中,对同一对象的两个相互矛盾(对立)的判断,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不可能全是真的。矛盾律可用公式表示为:A是B,A不是B;这两个命题不会同时成立,也不会同时不成立。排中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同一论证过程中,对同一对象的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这两个相矛盾的判断必有一个是真的。排中律可用公式表示为:A或者一A。理由充足律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判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充足理由律可用公式表示为:因为B真,且B能推出A,所以A真,也可以说,B是A成立的充足理由。Is]形式逻辑这四条规律要求人的思维必须具备确定性、无矛盾性、一贯性和论证性。数学语言也有逻辑要求,那就是要遵守“数理逻辑”。数理逻辑包括两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所谓命题演算,是研究关于命题如何通过一些逻辑连接词构成更复杂的命题以及逻辑推理的方法。所谓谓词演算,也叫做命题涵项演算。
在谓词演算里,把命题的内部结构分析成具有主词和谓词的逻辑形式,由命题涵项、逻辑连接词和量词构成命题,然后研究这样的命题之间的逻辑推理关系。数理逻辑也称为“符号逻辑”,其体系主要包括:逻辑演算(包括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模型论、证明论、递归论和公理化集合论[6]。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有许多重合之处,两者都属于模拟人类认知机理的科学。数理逻辑其实就是形式逻辑的现代表达方式。简而言之,数理逻辑就是精确化、数学化的形式逻辑,它不仅是数学计算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上述两种逻辑之外,从更高境界的维度上讲,科学知识的表达方式还应当遵循辩证逻辑——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于辩证逻辑,这里不谈(辩证逻辑有三条原则,即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今天,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中,数学几乎成了理论思想的唯一表达方式。这种情形,也被称为经济学的“形式化”。说到经济学的“形式化”,笔者有必要提及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馆的正面,刻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不能测量的知识就是贫乏和不能令人满意的-E73~。所谓“能测量”是什么意思?就是“形式化”。换言之,经济学的“能测量”就是指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经济学“能实证”、“能量化”,或者说“能计量”。请注意,这个“能测量”不是刻在自然科学研究馆,而是刻在社会科学研究馆!由此可见,实证的精神,不仅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追求的目标。至于这个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仅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那么科学的起码要求,就是必须“能测量”。所以,对于理工科来说,“能测量”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问题是对于社会科学之一的经济学来说,“能测量”有什么意义呢?在经济学界,这个问题应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对于“能测量”的意义,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挪威经济学家哈维尔莫(TrygveHaavel—too),曾经这样说:“许多经济学家有许多深刻的思想,但是缺少数量概念。例如说某一个经济指标受到惟一原因的影响,但是如果对影响的强度一无所知,即使知道这个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也是没有多少实际的科学意义”[8]。马克思也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现在高校的经济学研究生和博士生,基本上都开了“三中”课程(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计量经济学)和“三高”课程(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就是在学“能测量”。尤其是计量经济学,作为“能测量”的有效手段,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且也是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基本表达方式。计量经济学模型,就是要解决“如何测量”这个问题;而回答“影响强度”这个定量问题的,正是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结构参数估计量。
二、“能测量”异化为“能忽悠”
今天,在社会科学当中,大概只有经济学才敢称这个所谓的“能测量”。具体而言,对于经济行为的“因果关系”来说,所谓“能测量”有两个基本要求:(1)这个问题可以建立数学模型来解释,比如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2)得出的结论可以用精确的统计来检验,比如“t检验”。请大家注意,正是这个“t检验”,让经济学的“能测量”变为科学。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个“能测量”已经被神话了,这种情况导致很多学术论文的“能测量”,异化成为“能忽悠”。有一幅漫画《公鸡的自我总结》(我是怎么克服困难,天天把太阳叫起来的)。在经济学中,“公鸡打鸣”与“太阳升起”,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并建立如下函数关系:Y—a+ZX+U“公鸡打鸣”是自变量(X),“太阳升起”是因变量(Y),a是截距项,u是随机变量。然后做计量回归分析,求出回归系数(8)之后,进行“t检验”,检验结果肯定非常显著。也就是说:“公鸡打鸣”之后“太阳就升起来了”,这个关系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也就是说,“公鸡打鸣”100次,“太阳升起”也是1O0次。于是,数学模型“科学”地证明:“公鸡打鸣”是“太阳升起”的原因。那么,公鸡为什么会打鸣呢?科学研究证明,在公鸡的大脑与小脑之间,有一个内分泌器官叫松果腺,这是公鸡打鸣的基础,或者说,公鸡打鸣的“生物钟”就生长在这里。经过长时间的进化,早上打鸣已成为公鸡的一种习性保存下来。即使将公鸡放到黑暗的地方,让它看不到光线,到了清晨,它还是一样要打鸣的。由此可见,虽然从表面来看,“公鸡打鸣”与“太阳升起”存在着“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仅仅是这两种“现象”外在的联系,并不是这两种“现象”内在的“因果联系”。严格说,公鸡打鸣是由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生物钟决定的,而太阳升起是由太阳系甚至银河系的运动规律决定的。
论文关键词:国家债务国家债务重组集体行动条款家债务重组机制
论文摘要:国家债务重组泛指债务国与其债权人之间就该国现存债务支付所作的重新安排。国家债务重组目前面临着集体行动困难、少数债权人不合作、债权人间待遇不明确、新融资提供不足以及重组程序不透明等问题。国际上为解决这些难题、促进国家债务重组有两种方案,即合同方法与法定方法。合同方法主要适用于国家债券的重组,其核心是在国家债券合同中引进集体行动条款;法定方法的核心是通过修改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或缔结新的国际条约,建立一个关于国家债务重组的法律体制。二者都有助于促进国家债务重组,化解国家债务危机,但也存在重大区别:法定方法在适用范围、涵盖内容、程序效力等方面更有优势,合同方法在现阶段则更具可行性。
一、国家债务重组的意义及面临的难题
国家债务(SovereignDebt)又称主权债务,是指一国政府或其授权部门以该国的名义举借的、以国家信誉保证偿还的债务。在现代社会,国家在金融市场上通过贷款或发行债券的形式筹措资金并非罕见。但是,当一国因负债过重而难以为继时,情况就非同寻常了。20世纪80年代初曾爆发举世震惊的国际债务危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墨西哥、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等国先后发生债务危机;2001年12月,阿根廷宣布停止偿还其1320亿美元巨额外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倒账国[1]。实践表明,当债务危机发生时,债务国往往无力偿还其到期债务,不得不暂停偿付,而这可能对该国的经济金融造成重大破坏,甚至带来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而一国的债务危机,可能进一步蔓延至周边国家和地区,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健康发展,进而威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所谓国家债务重组(SovereignDebtRestructuring),泛指债务国与其债权人之间就该国现存债务支付所作的重新安排。这一概念来源于各国国内法上的公司重整。在各国国内法上,公司重整是对有生存价值的公司进行重新整治,以保全公司资产价值,使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类似地,国家债务重组的目的就是要使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暂时解除或减少偿债负担,为其经济复兴和发展赢得时间,最终恢复支付能力,重新回到资本市场,从而确保该国乃至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当一国债务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时,进行债务重组,对于债务国、私人债权人、主要债权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官方金融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债务国来说,通过债务重组,可以缓解资金压力,甚至获得债务的减免,从而有助于迅速恢复支付能力,恢复经济发展以及恢复国际资本市场准入。其次,对公私债权人来说,参与债务重组,承担债务减免责任,实际上也是承担自己的投资风险,从而有助于减少道德风险,增强市场约束,而且重组后债务的偿还更有保障,对债权人最有利。再次,对于国际官方金融机构来说,债务国与债权人自主谈判减免债务,可以减少对国际救助资金的需要,并使国际救助资金得到更有效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