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博士论文范文精选

关于美国大学培养史学专业研究生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相当难写的题目。因为美国有几千所大学，能授予史学博士学位的至少上百，能授予硕士学位的更是数不胜数，虽然研究生训练的过程大致相同，但全国并无统一的规则，一概而论显然不合适。此外，我虽然先后在美国东西部5所大学的历史系（所）或读学位或做研究或当教授，但我的观察和经历毕竟有限，加上我学的和教的是美国史，对历史系其他专业的情况并不了解，以偏概全更可能造成误导。因此我希望事先提醒读者，本文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对美国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描述和观察。

与国内史学研究生的培养一样，美国的史学研究生也有硕士与博士两种学位之分。从训练模式来看，两者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不同的是，在美国，博士训练的过程更长，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将“Ph.D.”戏称为“PiledhigherandDeeper”（“垒得更高、专得更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读学位的时间而言，硕士学位一般在两年内可以完成，博士学位的完成则至少需要5－7年，有时甚至更长。与国内的硕博士培养时间相比，美国的史学硕士训练时间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训练则要比国内长一倍以上。就训练目的而言，美国的史学硕士学位基本上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进修学位，强调学生在某一领域内史学知识的积累和熟练，培养学生从事有限规模的史学研究的能力。博士学位以培养大学教师和专业史学家为目标，课程训练时间更长（如从本科直接读博士，一般要选3年的课），外语要求更高（至少两门），选课结束后，要通过资格考试，然后才能开始写论文。理论上，一个史学博士不仅要系统、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前沿研究，还要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知识面。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具备独立进行原创性史学研究的能力。同是学习美国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识面和研究能力的训练在深度和广度上要非常明显地远远超过硕士生。

史学博士研究生的训练过程包括这样几个过程：（1）申请与录取；（2）课程训练；（3）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4）论文的写作与答辩；（5）获取就业和出版博士论文的机会。严格地说，最后一项不应算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之中，但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找到称心如意、学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论文能否最终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与学生、导师、系和学校都有关系，直接关系到系研究生培训项目的质量和名声。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讨论前面四个过程的内容，并以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为主。

一、申请与录取

在美国申请读史学研究生，手续和过程要比国内简单。除GRE外，无需经过其他形式的全国性考试。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自由度也比较大，只要不惜报名费，一个人可同时申请多所大学。按时将要求的材料寄达学校，申请过程就算完成。近年来网络的发展更加简化了申请手续。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本科学历的成绩单、硕士学历证书和成绩单、GRE成绩和推荐信（3封）。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人要寄TOEFL成绩。个别学校要求附上写作样本。与国内报考研究生相比，申请材料要多一些，但这些材料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请人的教育经历、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和接受深造的潜力。

申请材料到齐后，先经研究生院初审，合格者转至历史系，由历史系的录取委员会来做录取决定。录取委员会由本系教授轮流组成，其职责是负责阅读每位申请人的材料，逐个讨论，决定一个初步录取的名单。录取决定以集体讨论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如遇有争议的人选，则通过投票来裁决。初步录取名单确定之后，有的学校会邀请申请人到学校面试，然后再做出正式录取的决定。接到录取通知后，申请人有2－4个星期的时间决定是否接受录取。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目前世界范围内，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大学改革的主旋律。与过去单一因素主导的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相比，今天的大学制度改革更多的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除此之外，大学制度改革模式还呈现出了从单一化到多样化，从依附到自主，从消极到积极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大学制度；制度改革；改革模式

大学制度改革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纵观纷繁复杂的大学制度改革，有哪些一般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呢?又有哪些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呢?

一、目前世界范围内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大学改革的主旋律

检阅现有高等教育文献，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制度”开始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在大学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大学制度问题并非一直是大学发展中的重点。相反，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制度本身并不成其为问题。早期对于大学的研究甚至很难上升到组织层面，而是更多地局限于“机构”内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并非高等教育研究所独有。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制度的关注也只是晚近的事情。以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经济学为例，其早期的研究通常以为土地、能源等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其后人力资本的盛行，使人们开始重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直到1973年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才郑重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所在。此后，经济学研究才开始重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诺斯之后，以科斯、德姆塞兹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制度分析”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框架。以至于在今天“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主义”，即所谓新制度主义。

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兴起于二战以后，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高等教育研究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多学科研究领域。回顾这几十年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史，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注点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首先以国内为例，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科“草创”的结束，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意识日益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制度主义思潮的盛行，高等教育研究中关于制度的讨论开始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风气。通过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从1994年起(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截止到2005年底，以“大学制度”为检索词检索“篇名”可得相关文献607篇，以“现代大学制度”进行检索可得138篇，以“教育制度”进行检索可得相关文献2146篇，以“高等教育制度”进行检索可得327篇，以学校制度进行检索可得635篇，以“现代学校制度”进行检索可得86篇。如果不以“篇名”而以“关键词”进行相关检索，相关文献还会更多。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尤其是近几年里还产生了大量与此相关的硕博士论文与专著。仅博士论文就有很多。如高桂娟的博士论文《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文化逻辑》(华中科技大学，2003)，张俊宗的博士论文《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回应》(华中科技大学，2003)，马廷奇的博士论文《大学的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华中科技大学，2004)，胡赤弟的博士论文《教育产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造的相关性》(厦门大学，2004)，崔玉平的博士论文《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分析》(北京师范大学，1997)，王建华的博士论文《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厦门大学，2005)等。与这种研究的热潮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也始终是围绕着大学制度改革在进行。从早期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到后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初步完成；从条块分割的取消到高校大合并的启动；从《高等教育法》的出台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诞生；从早期的“211工程”到今天的“985计划”等等，可以说大学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摘要]目前世界范围内，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大学改革的主旋律。与过去单一因素主导的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相比，今天的大学制度改革更多的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除此之外，大学制度改革模式还呈现出了从单一化到多样化，从依附到自主，从消极到积极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大学制度；制度改革；改革模式

大学制度改革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纵观纷繁复杂的大学制度改革，有哪些一般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呢?又有哪些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呢?

一、目前世界范围内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大学改革的主旋律

检阅现有高等教育文献，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制度”开始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在大学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大学制度问题并非一直是大学发展中的重点。相反，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制度本身并不成其为问题。早期对于大学的研究甚至很难上升到组织层面，而是更多地局限于“机构”内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并非高等教育研究所独有。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制度的关注也只是晚近的事情。以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经济学为例，其早期的研究通常以为土地、能源等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其后人力资本的盛行，使人们开始重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直到1973年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才郑重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所在。此后，经济学研究才开始重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诺斯之后，以科斯、德姆塞兹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制度分析”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框架。以至于在今天“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主义”，即所谓新制度主义。

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兴起于二战以后，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高等教育研究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多学科研究领域。回顾这几十年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史，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注点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首先以国内为例，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科“草创”的结束，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意识日益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制度主义思潮的盛行，高等教育研究中关于制度的讨论开始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风气。通过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从1994年起(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截止到2005年底，以“大学制度”为检索词检索“篇名”可得相关文献607篇，以“现代大学制度”进行检索可得138篇，以“教育制度”进行检索可得相关文献2146篇，以“高等教育制度”进行检索可得327篇，以学校制度进行检索可得635篇，以“现代学校制度”进行检索可得86篇。如果不以“篇名”而以“关键词”进行相关检索，相关文献还会更多。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尤其是近几年里还产生了大量与此相关的硕博士论文与专著。仅博士论文就有很多。如高桂娟的博士论文《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文化逻辑》(华中科技大学，2003)，张俊宗的博士论文《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回应》(华中科技大学，2003)，马廷奇的博士论文《大学的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华中科技大学，2004)，胡赤弟的博士论文《教育产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造的相关性》(厦门大学，2004)，崔玉平的博士论文《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分析》(北京师范大学，1997)，王建华的博士论文《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厦门大学，2005)等。与这种研究的热潮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也始终是围绕着大学制度改革在进行。从早期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到后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初步完成；从条块分割的取消到高校大合并的启动；从《高等教育法》的出台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诞生；从早期的“211工程”到今天的“985计划”等等，可以说大学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如何选择问题；如何做文献综述；如何撰写开题报告，对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我一起萦绕于怀的，是在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一年多时间里，导师薛澜教授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你的puzzle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薛老师问题以其特有的储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恼火又懊丧：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答案，到底哪儿不对了、首先需要将“文献综述（LiteratureReview)”与“背景描述(BackupgroundDescription)”区分开来、问题清楚了，文献综述也做过了，开题报告便呼之欲出。事实也是如此，一个清晰的问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对现有文献的缺点的评论，也基本暗含着改进的方向，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如何选择问题

我一起萦绕于怀的，是在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一年多时间里，导师薛澜教授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你的puzzle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薛老师问题以其特有的储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恼火又懊丧：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答案，到底哪儿不对了？！

奥妙就在于提出问题的“层次”。不同于政策研究报告，学术文章聚集理论层面、解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够发展。极少有硕博论文是创造新理论的，能这样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我们多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审视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仅仅是对现象的探询，而非有待求证的理论命题。我的理论命题是：“中国产业政策过程是精英主导的共识过程吗？”在这个命题中，“政策过程”、“精英政治”、“共识诉求”三个术语勾勒出研究的理论大体范围和视角。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过初学者也不必望而却步，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如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农村医疗、高等教育体制等，广泛浏览相关的媒体报道、政府文献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如公共财政的视角、社会冲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论是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不过还要注意我们研究在规定的一到两年时间内，是否可能完成？资料获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观点应当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动态的、丰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出来呢？雄心勃勃的初学者往往提出宏伟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从而理清对象的内存逻辑，保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范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