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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家庭”概念的特点

首先，适用范围广。虽然我们是在对农村政治的研究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但是社会当中的许多现象，尤其是与政治和利益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甚至日常用语都适用“类家庭”解释方法。比如我们经常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拜把子”的情况，就是把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等转化成类似家庭中的兄弟关系，从而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并构建利益同盟。一般来说，无血缘的同龄男性之间称得上“兄弟”关系的，较之朋友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或者可以说在人际关系序列中，兄弟是朋友的高级阶段。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把老师称为“师父”，也就是称老师还不足以体现人们的尊重，只有用父亲来加重砝码，即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学生的称呼则是“弟子”，家庭伦理色彩完全取代了师生之间教与学关系的本来面目。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被称为“佛陀”的释迦牟尼就被类家庭化为“佛祖”，言外之意是佛教的人物排列也是遵循家庭关系当中“祖—父—孙”谱系展开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核心范畴“仁”、“义”等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类家庭”关系的推演结论。在社会交往中，仁和义是主体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自身行为准则，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助互爱。中国理想状态的家庭遵循“孝、慈、悌”等原则，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做到了这些，再把它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价值准则推演到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他也就做到了仁和义，全社会的人都能恪守仁义的价值准则，那么整个国家也就实现了政治上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小到日常用语，大到国家政治都能够用“类家庭”概念和方法来进行解释。其次，具有伸缩性。类家庭概念使用的伸缩性很强，以个体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为出发点，最大可至于泛泛意义上的“自家人”，也就是没有明确的边缘界限；最小可至于家庭以外的寥寥数人，甚至仅仅主体自身的孤家寡人。甚至在家庭内部，类家庭关系的作用力也是存在的，其伸缩性在血亲和姻亲之间、近亲和远亲之间的交往中也遵循类家庭关系运行规律。当前，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由于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和夫妻关系边界较为清晰，使得向夫妻关系转化的阻力比较大。亲子关系就较少的存在这些问题，转化的力度也就大得多，所以非亲子关系向类亲子关系的转化是许多家庭追求的理想生活目标。比如在家庭迎娶儿媳妇的时候，公婆最为典型的善意表示就是“我们不是娶了一个媳妇，而是多了一个女儿”，这样，这个家庭中的任何人都会觉得安全、满意，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新家庭结构和生活模式的最佳心理预期。同理，“一个女婿半个儿”的民谚也根源于此。这就是“类家庭”关系在家庭内部当中发挥作用力的基本表现。又比如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通过诸如“认干亲”的形式，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具有同样姓氏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也可以被叫做“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说，这种转化具有伸缩性，是可大可小的。最后，工具性。为了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一些必要的可操作性方式应运而生，当然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活动和内容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类家庭”的工具性运用已经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吃饭比开会能够沟通感情、搞好关系正是因为吃饭是家庭中的基本活动，而开会不是；中国人喜欢用吃饭的方式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用日常家庭活动把人际关系类家庭化。吃饭只是一个形式或信号，最终解决的还是关系转化的问题。其他例如喝茶、送礼等等拉近关系的手段既是物质利益上的给予，又是“类家庭”关系转化信号的加强。一般情况下所谓的能力强，除了专业技术、业务等能力之外，主要就是指这种“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和驾驭能力。“类家庭”形成习惯就带有心理惯性的意味，人们习惯性地在日常生活中把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相对人类家庭化，所以出现了所谓“应酬”，可能应酬各方都不喜欢应酬的过程，并且清楚地知道大吃大喝等应酬形式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出于强化类家庭信号的心理习惯，只有勉为其难，于是出现了中国特有的诸如喝酒双方都不愿喝，而又不得不喝，同时尽力使对方多喝的奇怪现象。“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工具性特征虽然带有心理惯性，但也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关系对象所进行的关系转化过程，也就是说利益是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动力所在。那么，随着利益关系或是潜在利益可能的消失，类家庭关系转化也可能随之消减，甚至消失。这就是表面不言利益而基于情感进行社会交往，把利益的追求掩蔽在脉脉温情之下，一旦利益不在，则温情顿消，所以世态炎凉的虚假性也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该特征用我们的理论进行解释就是类家庭关系转化过程的停止。

二、“类家庭”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

我们是在考察农村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而俗话说“往上倒三代，中国人都是农民”，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目前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其祖辈也是农民或者生活于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通过家庭的传承而具有一定的农民意识，所以类家庭概念是产生于农民而辐射于全体国民的概念，其解释力和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产生的原因，我们从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家庭自身的特点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

其一、经济原因。家庭是个人的经济生活载体和首要利益承担者，当前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是经济生活当中的主体，农村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并使用土地，城市是由于消费支出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共同生活。农村从生产方面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享有农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虽然土地农业收入在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中占较小比重，但是土地作为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较之市场化改革之前已经大大提高。因为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农民打工收入起伏的高风险性和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巨大价值升值等原因促使土地已经成为农民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而土地所有权恰恰是以家庭为主体实现的，那么，农民家庭的经济主体地位也就随之确立起来。城市从消费方面看，由于经济迅速的市场化改革、较低的工资标准和消费水平、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等原因，导致家庭消费需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负担，也就是当前法律上成家但是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年青人的“啃老”现象，由此共同的家庭支出整合了一对夫妻、他们已婚的子女和孙辈孩子共同组成的主干家庭。农村和城市中家庭成为事实上最理想的经济生活共同体，家庭之于个人的经济主体地位使得个人经济利益在家庭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个人通过家庭满足经济利益的普遍社会生活状况是促进类家庭关系转化成为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生活带给个人的安全感也使得个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具有进行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倾向。

其二，历史原因。中国历来的社会组织制度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本位是社会硬性制度规范的基本方向，造就了中国人以家庭作为思考问题出发点的普遍心理。自从西周以来，凭借血缘关系纽带维系的家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组织制度，虽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乡亭制、乡里制、村社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不同的制度形态，但是家庭作为农业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改变，实质上，农民家庭是被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赋予了相关的政治职能。家庭作为国家与社会确定边界的单位，实际上是被制度化地继承下来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被西方的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文化破坏，社会思想体系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但是，在基层农村社区农民组织仍旧没有摆脱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是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和政治组织制度的直接历史根据。民国之初，受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把个人作为社会权利主体思想的影响一度废除了保甲制，但是，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剿共”和加强国家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重新实行保甲制度。在具体实施的组织形式上和清代保甲制相近，保甲以户为单位，户有户长，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挨甲编保，编余之户（甲），不满一甲（保）者，六户（甲）以上得成立一甲（保），五户（甲）以下，则并入邻近之甲（保）；基本内容包括，保长覆查本保户口统计报告，督练壮丁辅助军警；甲长受保长指挥，编查户口抽选壮丁，盘查奸宄，报告户口异动等。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是国家权威主导下，以家庭作为农村社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载体，使行政权下沉到整个基层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虽然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上，家庭是被国家行政权强行提到主体位置之上的，但是国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受到了历史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要充分尊重家庭在农村社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保甲制主要强调各个家庭之间的相互联保的政治义务，国家通过连坐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也即是说，国家在进行乡村整合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对家庭的控制。

一、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关系

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致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由社会来主导的，在教化内容上都体现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即合格的政治人。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献身祖国建设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之“机理”机理

是指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要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机理，我们必须要探究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要素及其工作环节。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生态结构

我们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包括人的因素、环境因素、思想因素的各个方面，他们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生态系统。首先，是人的因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涉及的人有：一是政策和课程的制定者，他们属于政治社会生态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负责制定课程标准和计划，选择课程内容，将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知识化、教材化、课程化；二是课程的实施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语言体系，他们是政治体系中的中坚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施的具体执行者；三是课程的受教者，即大学生，他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对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教化”，而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客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实践，依赖于受教者对政治价值的主体性选择和构建。其次，是环境的因素。按照在政治生态中影响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环境，是指影响个体思想行为的社会环境或国际环境，即国内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中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体；中观环境介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中，中观环境是“影响具体个人思想行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与其重要背景，包括人们必然经历的家庭、同辈人团体、学校、企业等因素和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等因素”。微观环境又称小环境，是和人的思想行为直接相关的局部环境因素，或者说是受教育主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也包括受教者自身内部的小环境。要说明的是，这三个环境层面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社会化功能的过程中，都对功能实施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影响。再次，是思想性的因素。即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所要“传递”的具体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也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因素，也是“链接”各类主体、贯穿各个层面环境的“主线”。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我们只能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体系做相对的描述，一个人思想行为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也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种影响因素，还受到其他课程、其他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系统地、动态地对大学生个体的思想行为产生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也和其他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环节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最终目标是让大学生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应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从过程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分为：功能预设、功能输入、功能转化、功能输出、功能反馈等五个相互衔接、相互统一的环节。第一步骤是功能预设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是以课程化、体系化的形式向大学生正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大学生实施直接的影响。而对于课程开设的意义阐述、目标设定、计划制定、内容选择以及实施方案的规定，体现的是作为国家级课程明确的计划性和预设性。这一环节预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内容和实施步骤。是其社会化功能实现的始端。第二步骤是功能输入环节。即把预设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造性“再生”，按照课程的要求，融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环节中，使受大学生们在教学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价值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经过这一环节，由施教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创生环境”、“感情渲染”、“价值彰显”。第三步骤是功能转化环节。即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转化为自身思想体系的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说输入和转化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几乎是同时进行，但这两个环节并不等同，输入是转化的前提，转化是输入的升华，是受教者思想体系的解构和重构。通过这一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了由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的程度和效果必须遵循受教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规律，受到接受者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接受能力、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第四步骤是功能输出环节。即大学生按照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价值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开展行为实践，使课程的功能、价值得到外显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自己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并自觉的应用到实践中。如果说转化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化”，那么输出环节就是这一功能的“外显”。第五个步骤是反馈环节。大学生思想的提升，行为的改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化目标，但其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课程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的被接受的程度、效果还要经过检验，并通过反馈环节反馈给前面的几个环节，并对前面几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通过以上环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从社会意识到个体意识，从思想形态到实践形态的转变，完成了其政治社会化实现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教———学———知———行”的循环往返的过程，也是从“应然”经历“实然”到“必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作出了回答。而对于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社会政治权力，为什么会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君权是不是神授的，社会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才是合理的，如何才能建立一套完善协调的社会制度以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等一系列问题，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一书给出了一个全新的阐释，追溯着社会政治的基础。

《社会契约论》写作于1762年，其中心思想就是：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而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商的产物，当人民的自由被强权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自然就有革命的权利，用暴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全体人民而不在君主，最好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国。卢梭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开篇即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卢梭看来，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自由是天赋的人权，人类社会所共有的自由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并且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人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自由是一切社会制度得以维护的基石，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后，同时也就失去了这种自由，这是因为人类曾经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经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身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人们不改变这种状态，人类这可能消亡。为了人类社会安全的缘故，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另一些人。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的目标是追求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他指出“如果我们探讨，应该成为一切立法体系的最终目的的全体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我们便会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大主要目标：即自由与平等。自由，是因为一切个人的依附都要削弱国家共同体中同样的一部分力量；平等，是因为没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这一观点成为卢梭构建政治社会价值的出发点。

那么卢梭所说的自由是什么呢？其意义有何在？卢梭认为，人生而具有的自由是一种天然的自由，是人类的一项自然权利。但是如果这种天然的自由不加以适当的限制，同样可能对人类社会予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人类就结合在一起，进入到政治社会。人类进入政治社会后，人类天然的自由就受到损害，丧失了天然的权利。在卢梭看来，人类要重新获得自由，就必须寻找出一种结合方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力的量来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象以往一样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这样虽然会丧失一些天然的权利，但是，人类由于社会契约丧失的仅仅是他天然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则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这种自由是一种契约的自由，是由社会公意所确定、约束和限制的自由。除了天然自由和社会自由外，卢梭认为还应该在社会状态的收益栏内再加上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能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服从了人类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任何人如果拒不服从公意，全体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而这恰恰是人们要强迫他自由。自由是不可侵犯和不可转让，卢梭坚决地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

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考察和论证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发展和基础。当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人们可能通过变革来推翻专制统治，重新订立契约，从而达到新的平等。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再一次对平等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认为平等绝不是指权力与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相等，不是要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平等是法律的平等，是法律保障下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是通过社会契约，通过法律，使人类社会真正确立和实现平等，“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公意（generalwill）和主权在民是《社会契约论》最基础的概念，卢梭试图借助这两个概念，用于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国家的社会根据问题。在卢梭看来社会契约是要根据公意来确定，公意就是社会契约的核心和基础，是公民社会、国家的灵魂，是社会自由的命脉。社会契约要求人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社会；要求这种转让必须是毫无保留的；要求这种转让必须是转让给社会而不是任何个人。因此，公意从本质上来看就是社会契约，体现了政治和国家的意志，每个人通过社会契约成为全体不可侵犯的一部分，每个人既是公意的一部分，又必须服从于公意。卢梭指出，“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公意是社会公理的标准，因而它最根本的精神是正义。因此，社会契约构成了主权者。政权权力的源泉是人民，而不是所谓神授君权的封建专制的君主。社会政治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的公意，只有人民才有权制定法律。公意产生主权，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卢梭始终认为，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因为主权是国家的灵魂，是集体的生命，由此批判了格劳秀斯、霍布斯提出的主权可以转让给君主的论调；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公意是一个整体，由此否定了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主张；主权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个人、政党、团体都不能凌驾其上，一旦出现僭越、凌驾、篡夺主权的行为，人民就可以有权推翻它，夺回自己的主权；同时主权是不可代表，主张直接民主制。由此构成了卢梭的主权在民或者人民主权的思想。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改革开放的激荡的三十年，如何深刻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时代特点、探索社会转型的最优路径选择与实施方略，则是21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与宏观决策中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特点政治管理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立足点到内在结构，都在发生着自律系统内的深刻革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领域都在既有的秩序中蜕变、转型。中国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又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它的转型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断裂与重构。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与特点

社会转型的内涵，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是指一种整体、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从社会转型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点主要有：一社会公共意识开始萌芽。不仅政府文件公开讨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利益，大众媒体甚至创造出“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名词，以凸显利益集团的出现。随着渐进式地承认私有制，社会共有的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被当作新的社会实践的价值观。二权利主张行为不断增多。从知识产权到民生维权，从城市居民到失地农民，表面上看似简单的法律意识增强和复杂的社会冲突加剧，本质上却是社会运行机制在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三政府管理职能快速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已不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现实需要。在开放经济和市场自由的同时，政府有选择地放弃某些管理职能并降低权力寻租的机会，进一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深化。

二、中国社会转型与传统政治管理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