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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学导论》是刘海峰教授十四年致力于科举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心血力作。全书约四十九万言,共分十八章,不但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而且对这一综合性较强的专学进行了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其特色可概括为“大、实、理、新、美”五个方面。2005年8月出版的《科举学导论》为科举制百年祭献上了一道文化飨宴,也为科举学这一学科确立了“原点”,更为科举学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
[关键词]《科举学导论》;刘海峰;科举学;综合性专学
Abstract:“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isabookbyProfessorLiuHaifeng,whoconcentrated14years''''painstakingefforton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theorysystem.Thewholebookcontainsabout490,000charactersandeighteenchapters,notonlydiscussestheimplication,contentsandstructureofthestudyofKeju,butalsodeeplycommentsthetheoryofthiscomprehensivespecialstudyfield.Thecharacteristicsofthebookcanbesummarizedinfiveaspects:big,true,theory,newandbeauty.Thebook,“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s",whichcameoutinAugust,2005,isasuppercultureforthecivilserviceexaminationsystem''''scenturysacrificesentertaining.Atthesametime,italsohasestablishedonemimicpointfortheKejudiscipline,andstructuredafundamentaltheoreticalplatformanddevelopmentframefor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
Keywords: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LiuHaifeng;studyofKeju;comprehensivespecialstudy
科举制废止百年之际,伴随着“科举学”作为课程进入大学课堂与“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正式召开,凝聚刘海峰教授十四年心力的《科举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也映入学人的眼帘。全书约四十九万言,辟有十八章分别界定科举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与目的,叙述科举学史、科举史,探讨科举的起源、科举的存废、科举的东渐、科举的西传,介绍科举人物、科举法规、科举术语、科举文献,从政治、教育、文学、社会、文化、地理六个学科视角剖析科举。此书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着力为科举学构建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细品全书,其特色可以概括为“大、实、理、新、美”五个方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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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贵在一个“实”字。科举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作者接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训练,谨守学问之道,时刻保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态度。《导论》一书虽视野开阔、规模恢弘、着力于理论的构建,但均坚持论从史出,而非以论带史,更不以论代史。作者总是运用微观的史料来严密论证其宏观上的论点。论点的得出,力求建立在所能发现的全部材料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非以是否符合先验的“论点”而定取舍。
要在科举研究领域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成果,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导论》一书仅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中外文论著592部(篇),附录中所搜集的包括中外八国的论著568部(篇)文献也多有参考引用。参考的文献不仅有近人的研究专著、论文,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包括正史、会典、登科录、题名录、碑录,还涉及诗集、日记、笔记小说、回忆录。若获取资料尚勤,则鉴别资料尚智;取材广博、资料宏富可凸显出作品的厚重,材料真实、恰当方能使作品经受时间的考验。作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在破解进士科的创立时间时表现尤为明显,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四条途径进行考证:第一,指出今本《隋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进士科的直接记载[1](P89);第二,列举最接近隋代的《旧唐书•薛登传》、《旧唐书•杨绾传》、《通典》、《选举典》等大量可靠史料,这些史料明确表明,炀帝始建进士科;第三,使用“消极性质的史料”推定进士科创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第四,对于有学者依据房玄龄举进士及其生卒年月而得出进士科始于开皇年间,作者首先通过两《唐书》中的具体事例说明,直到北宋年间,进士与秀才互用的例子还很多,进而提出《唐摭言》作者不以大名鼎鼎的唐初宰相房玄龄作为隋代进士例证的反问,来说明房玄龄可能并非进士出身,最后指出研究也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
研究结论的表达也要老老实实,坚持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既不能少说一分以保进退,更不能多说一分附会“论点”,博求异说。例如,关于科举西传是否成立的悬案,刘海峰教授自1991年始先后赴英国、日本,新发现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中未涉及的文献近50种,结合邓文加以研读、斟酌,在得到“明确指出英美等国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得出“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1](P395)的结论。关于乡试录取率的问题,作者指出并无确切记载,而且不同地方的录取比例也不相同,然后在占有相关原始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顺天和应天府的中式比例较高”的结论。如果作品在最后的结论表达上出现问题——或者已有铁证而不敢得出明确的结论,或者缺乏足够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而仓促得出结论,以致事后出现“硬伤”,实为可惜。
二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领域。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学,它至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并且其资料繁杂、分布范围殊广。因此,综论性的科举学专著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视野。非大视野不足以囊括广阔的研究范围,非大视野不足以统摄丰富的研究史料,非大视野不足以整合丰硕的研究成果。《导论》一书以大视野对科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走出了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局面。
一、教育交流成为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背景分析
(一)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可能性
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2]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交流通过对异域教育资源多种形式的利用,能够对国内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教育交流的形式多样,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考察以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成果的译介为目的的隐蔽式教育交流的影响。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其可能性取决于如下三个条件:1.国内教育学科的发展陷入困境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逐步陷入困境。“”前,受前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我们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各门教育学科进行改造,只留下了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少数领域,其他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被取消。“”爆发后,教育研究更遭灭顶之灾,教育学成了“语录汇编”,外国教育史被视为“毒草”,中国教育史被斥为封建主义的“黑货”,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也被取消,“教育学科濒临绝境”[3],形同废墟。但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教育实践的变革呼唤理论指导,教育学科的重建势在必行。2.国外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国内教育学科面临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学科在国外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单数”形式的教育学逐步解体,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教学论等分支学科产生,教育学“复数化”。二战以后,社会变革加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高度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科继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新的教育理论如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思想、全民教育思想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未来学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纷纷产生;在教育自身领域,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课程论、德育论等相继独立。这样,教育学科“形成为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特的、有50门之多的科学学科群”[4]。3.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打开由于政治的原因,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在对外教育交流领域执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主要同前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交流,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闭政策。因此,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苏交恶以及的爆发,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几乎完全关闭,研究和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已不可能,这使得我们对世界教育学科的发展隔膜甚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出国留学迅速扩大,多边及双边教育交流频繁,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局面逐步形成,国外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成果得以大量引进国内。在此背景下,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可能。上述三个条件决定了隐蔽式的教育交流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
(二)教育交流为教育学科的重建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
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路径,主要是经由译介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外部思想资源实现的。要在废墟上重建教育学科,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教育学科发展经验是学者们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初,在《教育研究》编辑部举行的“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教育科学”的座谈会上,学者们纷纷提出:繁荣教育科学首先就要放眼世界,了解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新的教育科学体系,发展了许多新的教育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工艺学、教育环境学、学校管理学”,但“我们缺乏对七八十年代世界教育科学理论方面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的了解”[5],一些新兴的教育学科“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系统的科学著作,就是有分量的论文也不多见”,因此,“对一些新兴教育学科的研究,则要解放思想,敢于引进,善于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研究和应用”[6]。为此,当时主要的教育刊物以及一些教育专著纷纷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发展资料,为国内教育学科的重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域外思想资源。此处拟简略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时期———《教育研究》等主要教育刊物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资料的情况,展示教育交流为国内教育学科重建蓄积外部思想资源的状况。
1.《教育研究》对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介绍
导论
导,指导、启发使明白的意思;论,分析阐明事物道理的文章、理论和言论的意思;导论亦称引论,一门课程的导论是指用较为概括的语言,来论述这一学科的基本的、整体的思想,从而使学习者能够对该学科有较为整体的、系统的把握,对这门课有概括的了解。这样看来,一门课程的导论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概括介绍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二是指导、引导、启发。一门课程的基本内容的介绍只要谙熟了这门课程的内容,做一归纳、提炼即可。而指导、引导、启发就比较复杂,因为这就有一个向哪里指导、引导、启发的问题。
一、导论的方向
应该向哪里指导、引导、启发呢?这不是简单的对一门课程的理解和把握的问题,而是对一门课程的一个“形而上”的追问。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呢?这是由这个追问的缘起决定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动物。哲学对意义的探索由来已久,历史上著名的有:洛克和休谟的观念论的意义论,穆勒和罗素的指称论的意义论,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工具论的意义论,戴维森的真理论的意义论,胡塞尔的意向论的意义论,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理解论的意义论。袁祖社(1999)“人生于世,区别于动物者,在于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人为意义而活着,在意义的指引和推动下又去创造新的意义。失去意义,人便复归于动物。”人的意义动物的本性决定了人做的所有事情都有一定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作为所有课程学习主体的人,自然在学习任何课程时必然要追问其意义,这是学习者的本能。所以,一门课程的导论应该是向学习者普遍关注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向,进行指导、引导、启发。心理学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个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的心理需要被激发起来后,情绪学习系统就产生一种激情,当教育人员传授的信息有助于达到学习者的个人目标时,心理能量能涌动起来,产生的复合胺等化学物质渗透到大脑的生物组织中,驱使大脑不断地产生这些化学物质。
二、公共关系策划课程的导论
(一)公共关系策划课程的基本内容